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引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变迁.但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与农村工业化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对我国31省市统计资料的因子分析表明,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是不同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不同因子的作用力度和方向不一致,共同决定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具体路径.我国31省市农村工业化水平聚类结果与其对应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指标变量均值的比较,既体现出不同农村工业化水平地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特点,又以历史的脉络演绎我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轨迹和规律性,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时滞性和非平衡性.

失地农村妇女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所处的不利社会地位,导致她们在生存和就业上比失地男性农民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因而其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也显得更为急迫.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社会保障问题的直接途径是参与社会保险,然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多方面限制,我国失地农村妇女参与社会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从广义的社会保障含义出发,通过建立适合失地农村妇女现状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高失地农村妇女素质、加强政府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生存和就业困境的职能建设等途径来切实解决失地农村妇女的保障问题.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初始分配中,大多数妇女得到了公平的土地权利;但是女性在因婚嫁等原因而迁移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权利流失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相关法律出于保护和稳定农户承包权的需要而做出的30年不变的规定与我国农村"从夫居"习俗的冲突;土地政策的不稳定和不统一影响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连续性;因男女地位不平等导致的离婚妇女无法获得土地承包权,等等.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问题,必须确认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加快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加强法律保障,确保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广大农民长期的土地使用权.

工程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和环境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立足于作为一门有别于传统科学技术哲学的工程哲学.古希腊以来,科学与工程一直被认为代表了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传统.但在哲学发生历史主义转向后,两种不同的合理性走向融合.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变得时髦的今天,我们对工程这种物质性活动进行哲学研究的进路就再也不能采用传统哲学那种单一的规范化方法,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从多维外部视点来理解.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的特性使得工程哲学应该超越传统的规范化方法,而去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工程实践,并在容纳各个外部视点后综合每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

符号学研究符号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活力,索绪尔把握了各个符号系统的共同点--社会性,从而把握住了语言符号的本质.语言符号的本质在言说的整体语言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由此确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言说的整体语言.反过来,我们若要研究符号学,也必须从符号的主要系统--言说的整体语言着手,才可明晓符号学的基本问题.可见,索绪尔重视符号学,意在进行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界定.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首要真理,只有在符号创制出来以与概念相对应的一刹那,才是首要真理.一旦成为社会事实,任意性就无足轻重了,因为它与符号学系统攸关的社会事实不相干,而社会事实的核心就是对社会产物的被动接受.索绪尔一方面奉任意性为第一原则,另一方面,又以为它并不真正存在,只是一个想像而已,因为语言永远是一种既存、已在的状态,我们面对或身处的是社会事实.因此,符号对其所表示的概念而言,是任意的;对使用符号的语言社会而言,却是强制的.两者都是由集体决定的,这充分说明语言符号的本质是社会性.

从1950年新中国向前苏联举借第一笔总数为30 000万美元的外债起,截至2004年底,中国外债余额折合美元为2 285.96亿.外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巨大作用,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柱.但与此同时,我国外债也存在着规模扩大过快、使用效益不高、管理散乱、风险较大等问题.随着借用外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术界对新中国外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对近代中国外债的研究相比,对新中国外债的研究显得比较欠缺,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主要原因是对浩繁的新中国外债史料至今尚未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系统的整理,使广大的专家、学者无法对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部资金的利用,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新中国外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自古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错误的或者事实模糊不清的史料很多,如果不作必要的考证鉴别,很难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造成史料引用致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1)史料本身无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原意或者标点不正确而致误;(2)史料本身无误,由于引用者推断不确而致误;(3)史料内容比较含蓄,由于引用者缺乏深入辨析而致误;(4)没有直接引用原书而致误;(5)因版本不善而造成史料的错误或脱漏;(6)史料本身就有错误.

《宫中档》主要为清代皇帝的御批奏折及军机大臣奉旨代批的奏折及其附件,清朝的各式要务及决策均载于档内.观乎奏折即能看出,清初三朝为帝国盛世,皇帝们施政宽严并济,对地方利弊了若指掌;议事思虑缜密,并且处置明快;大臣们亦多能勤勉任事.透过对清代涉台官式文书的研究,可见清代对台的关注与治理方略,并认识海峡两岸间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关系.

清代名臣阮元在其创建的诂经精舍中进行了重要的教育改革:在教学和研究中引入天文、算学、地理、军事等许多科技内容,甚至还有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在教学方式上也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作为书院改革的先率,诂经精舍的一些革新举措为后来许多新式书院所仿效,在促进书院向近代学堂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进一步接受和传播西学培养了一些人才,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缘于"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制度实质上是以"考选"代替"选举"的选官制度变革.这种变革不仅突显出人才选拔在传统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考试社会",并在民间塑造了"读书做官"的观念基础,教育的价值与功能由此从"学做圣贤"转变为"学而做官".科举制度成了影响传统中国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化变量,因科举制而累积的心理现象、文化现象、教育现象与社会化效应,也是导致近代以来东西方在知识、思想与信仰等方面产生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

明清之际,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技知识等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和耶稣会士的来华而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以耶稣会学校为代表的西方教育也随之被导入,艾儒略撰写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就是两部众所周知的代表作.相比之下,高一志撰写的《童幼教育》却鲜为人知,也未经学界充分研讨.从历史上看,它标志着西方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之始,也堪称中国古代儿童教育论著百花园中的奇葩.

情绪表现规则是情绪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情绪表现规则的概念最早由Ekman和Friesen在其跨文化研究中提出,从那以后,出现了许多关于情绪表现规则的研究.情绪表现规则制约着情绪表达行为的合适性,人们根据情绪表现规则调节或控制自己的情绪.儿童的情绪表现规则知识随年龄增长而发展,这种变化是认知、社会、言语和身体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复杂而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的情绪表现规则知识受性别、人际背景、情绪类型、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夏秋曝晒图书,以去蠹防虫蛀霉变,是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的保护图书的方法.汉代以后,更有七月七日曝衣物图书的节令性习俗风尚;至宋代,由君臣们去馆阁观书逐渐演变为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的曝书会,成为图书展览会性质的文化盛会.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浓厚的文化氛围.

宋代乡约是明清乡约的源头和榜样,但却未像后者一样成为乡里的重要组织,原因是它属于纯由士绅自主发起的民间组织,既强调民众本着自愿原则入约,又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推行乡里教化,在宽猛难于适当的两难困境下,往往偏于严格约束因而导致成员认同度下降.乡约最终只限于吕大钧、阳枋、胡泳、程永奇、潘柄等少数几位理学家推行,意味着在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下,它只是理学家们的一种道德理想模式.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影响了绘画,"破体"为文而至绘事,颇多诗画相通之论.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提出了系统的画家修养论;(2)倡导绘画的传神论;(3)确立了"书画当观韵"的标准.在创作上大致可分三类,其中,苏轼、文同、米芾等被视作典型的文人画.南宋文人画的逐渐退潮,除了院画兴盛的外部因素外,更出于自身的原因.其变化与转型体现在五个方面:(1)文人画几可看作是画院以外绘画的代称;(2)有借鉴院画之长并与院画结合之势;(3)创作主力转移到水墨竹石花卉;(4)开绘画与诗、书、印结合之先河;(5)僧道作品形成了狂逸的创作风气.

男女婚姻是古代戏曲中常见的题材,由于剧作家的身份及创作意图的不同,古代戏曲所描写的婚姻也有功利型、情性型、伦理型、政治型等不同的类型.功利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借助联姻以跻身上流社会,两者是"才"与"财"的结合;情性型婚姻描写的重点是男女双方的情与性,凸现了婚姻本身的特性;伦理型婚姻则通过对男女婚姻的描写,宣扬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型婚姻描写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相同的政治倾向之上,政治重于婚姻本身.

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死后以"化形为蛇"的方式来报复仇人的情节,这种情节在话本小说、文言小说甚至笔记中均有记载.探其渊源流变,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变蛇"与"嗔怒"之间转换原则的佛典依据.在僧人们看来,人若临死时饱含嗔怒,亡后就会化形为蛇,备受诸苦,这是一种烦恼习气的报应.此后,这种信仰与情节通过一系列的僧人故事转而流播民间,有些故事逐渐向复仇主题靠拢.而后,中国小说遂将"化形为蛇"的情节原型吸收下来,使之成为"报复"主题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但嗔怒作为死前的心理状态,依然是"化形"的条件.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清代词学家谭献在《复堂词录叙》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一观点强调了读者的地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可以超越作者所赋予的意义.由于这一观点与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并在词学界和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谭献的这一观点是从清代另一位词学家丁绍仪的词学理论中发展而来的.丁绍仪的观点是:"作者不宜如此,读者不可不如此体会."理由有二:其一,丁绍仪提出这一观点的著作是《听秋声馆词话》,该书刊行的时间为1869年,要比谭献《复堂词录》的成书时间(1882)早13年;其二,谭献的《复堂日记》多次记录了他阅读并借鉴《听秋声馆词话》的事实.以往的研究忽略了这一情况,从而妨碍了对词学理论史的正确认识.

联绵词与单音节词有音近义同的现象,如"窟隆"和"孔","葫芦"和"瓠","辗转"和"展".这是语言现象,但不能排除文字现象的可能性,即单个书写形式跟两个音节对应.上古文献中文字跟语言不对应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提示书面语以单字形式记录双音节词的可能性.除了联绵词单字形式的事实,一字的两读正好构成联绵词两个音节的奇特现象也暗示联绵词的单字记录形式,并透露出部分联绵词来源于复辅音声母的迹象.这对认识双音节词的演变以及早期汉字的性质,提出了新的思考.

解释疑难词语是汉译佛经语言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待考释的词语仍不在少数.考释一个词语不仅要求得确诂,而且应该力图探明其得义之由."臭处"在佛经中用作形容词和名词,相当于"臭秽","处"不表义;"目士"是"明目士夫"的简称,指明察秋毫之士;"学"在安世高译经中有"考虑、思量"的意思,"学计"和"计学"是同义连文;"左右"可以用作"大小便"的婉词,它可能得义于"方便",跟人类的右利现象有关.

汉语史的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以某一体裁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则往往被人们忽略.体裁语言研究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使其在收词、立项、释义、举证等诸多方面出现疏漏.在研究中以敦煌书仪为例,以《汉语大词典》为参照,从词目收载、义项设立、词义解释、书证列举等方面来探讨体裁语言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对解决这一问题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大学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高校走向国际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从语言的地位和功能看,英语在我国属于延伸圈,是一门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来学习的外语.因此,客观上存在着语言运用环境差、关联性不强、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是一种"意义第一"的专业课,作为一个语篇社团,专业学科为英语的运用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使英语学习具有关联性,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和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借鉴英语传播和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比较美、加等国的双语教学模式,同时结合对专业课程双语教学开展情况的实证研究,我国大学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可以采用"双语互依模式".这个模式应有以下特点:(1)以使用英语原版教材为主;(2)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但应充分发挥汉语的支持性运用的作用,以有益于专业知识的获取和英语的习得;(3)专业双语课程应与作为公共基础课的大学英语课程有一个合理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