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内涵重要理论问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存在以"保留(土地)承包权、转移土地经营权(土地使用权)"、"转移(或者让渡)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等为实质内容或依据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内涵的不同观点,其内容差异大,且都存在明显不足.统一采用法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名称是界定其内涵的关键.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包括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型流转和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保留型流转这一客观事实,应以"移转(或者转移)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部分权能"为实质内容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内涵.

我国耕地面积减少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生态退耕是其主要原因.耕地面积减少对区域发展具有广泛影响,与自然、经济、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耕地占补平衡而言,我国东部沿海属经济发展主导型地区,耕地面积减少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值得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我国中部属过渡型地区,耕地保护不影响招商引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较小,生态退耕有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我国西部属生态保护主导型地区,生态退耕有利于实现水土资源平衡,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耕地保护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集体利益提供了政策保障,但由于现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测算本质上仍然基于被征土地的农业用途,还达不到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失地农民不能分享农用地用途转换所获得的土地发展权收益是问题的关键.借鉴实践中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的分配方式,国家和农村集体按60%和40%的比例分享土地发展权收益,并利用部分资金共同出资建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是可行之策.改进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方法,使土地发展权的分配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从建设用地出让金中扣除农地经营性收益和广义土地开发成本,得到土地发展权收益;通过对农民意愿的调查,确定农村集体分享的土地发展权收益比例,进而得到分享的土地发展权收益,其与农地经营性收益之和就是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在追溯国外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轨迹和国内服务型政府的研究现状、依据新公共服务理论和顾客价值理论、分析公共服务的公民价值内涵及其实现过程而建立的面向公民价值的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功能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和感知代价四个维度,共45个具体指标.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评价结果表明,基于公民价值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既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从而建立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提升的长效保证机制,又可以帮助各级政府真正理解公民的价值需求,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推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在构建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体系中必须发挥关键性作用.中央政府应承担其中的财政投入、目标规划、政策制定和政府间协调职能,而地方政府可以承担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生产者、提供者、制度建构者和监管者等多重角色.宁波市江北区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可以是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生产者,其目标是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卫生系统;地方政府可以是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安排者,其责任是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中,政府既可能是生产者,也可能是安排者,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以生产者、提供者和监管者的多重角色促进基本医疗服务提供的可及性和均等性.

在我国高昂的行政管理费用背后存在着惊人的浪费现象:公务用车浪费、公款吃喝浪费、公费出国浪费、豪华办公大楼浪费、政府会议浪费、能源资源消耗浪费和政绩工程浪费.政府浪费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低、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虚位、财政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对行政成本的考核不重视甚至忽视,以及公众与政府讨价还价机制缺失.针对政府浪费产生的原因,治理对策主要有:加快透明政府建设;把行政费用控制列入政府工作计划以解决政府浪费的责任主体虚位问题;增强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引入企业成本核算机制以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形成公众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博弈机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浪费法》.

利用最近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关于人力资本对城乡户籍歧视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工资差异的80%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引起的,另外20%是由歧视造成的;城乡户籍歧视主要发生在高中组.该群体的受歧视程度高达45.9%,其次为大学组和初中组,分别为29.5%和-2.0%.这一结果使那种认为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受歧视程度的假说在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得不到很好的验证.另一种补充的假说,即职业竞争假说认为,由于民工荒的存在,低学历的农民工在差的职业岗位上供不应求,其岗位竞争激烈程度较弱,因此歧视影响较小,而高中组遭受严重歧视是因为职业岗位竞争激烈,使得该群体的一部分在同等条件下接受低于城市本地人的工资收入.消除城乡户籍歧视和工资差异,关键在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平等的就业环境.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民生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问题,以"宪法权利-国家义务"的分析框架对其内部结构进行规范性考察仍可得出此结论.就宪法权利类型而言,民生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社会权,但也包含了财产权、住宅不受侵犯等经济自由、人身自由的内容;相对应的,就宪法权利功能而言,民生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受益权功能,但也与防御权功能相关.由此,国家在民生问题中应履行三重义务,除了常见的帮助义务之外,还包括保护义务与尊重义务.只有体系性地思考民生问题,方可达致妥贴的解决方案.

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许可的审查深度,简称行政许可的审查深度,是行政许可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一项许可的赋予与拒绝,也涉及到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规制,甚至行政责任的承担与行政赔偿.从深度上讲,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的申请既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质审查,履行"把关"之责,又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把握好适当的"度".过度的政府干预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还可能超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天然界限;放任式的行政许可管理模式,又不足以真正"防患于未然",无法有效发挥行政机关的"天然屏障"与"过滤"职能.然而,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的审查深度,绝不是简单的定性与定量,它需要根据不同的许可类型、不同的情形予以区别对待,从而实现行政权与经济自由、个人自由之间的良性互动.

著作权的许可使用是著作权行使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许可面临着重重障碍.著作权是一种私权.著作权的保护和限制,体现了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精神.作品的使用一般应当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国外网络环境下存在着著作权集体管理、补偿金制度、知识共享等著作权许可途径,这些途径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鉴于我国现有的著作权许可途径存在着一些问题,从著作权法的基本精神出发,我国应当建立如下适应网络环境的著作权许可模式:以著作权集体管理为著作权许可的基本途径,同时也鼓励多样化的著作权许可途径,包括知识共享、补偿金、授权要约、超星模式等等.这些许可途径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数字、网络技术,尽量降低交易成本.

法益理论源于德国的犯罪本质理论.我国刑法学界引入法益理论是为了解决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空洞性问题,但法益理论与社会危害性理论都存在内容空泛、逻辑循环等缺陷.注释刑法学局限于对实定刑法进行解释进而试图描述法益,无从揭示社会危害性和法益的内涵,无从对刑事立法提供理论指导.应坚持实质的法益论,并在立法领域内以社会学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范畴、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利益分化理论丰富和完善社会危害性理论和法益理论.初级群体的利益是以生命为核心的生存利益,包括由人身生存利益、财产生存利益构成的自然生存利益和安全利益两类.安全是对犯罪所侵害的各种秩序之共同本质的高度概括.社会危害性的内涵是初级群体侵害性,法益的内涵是生存利益.

休闲内涵在美国学术界已经存在了50年.虽然当代的休闲概念来自于现代工业时代,但其定义和内涵仍在不断延展.本文主要从休闲时间、娱乐活动、心理状态,空间地点和文化背景五个方面来阐述休闲的历史与发展.其中一些观点从女权主义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西方文化对休闲的诠释.同时,本文还讨论了休闲研究有关的可能性与挑战,以及休闲在21世纪的含义.

游客是一种稀缺的、具有重要价值潜力,但又经常被人们忽视的资源.游客会进行旅游体验和旅游地信息的传播,对潜在旅游者的旅游出行和旅游地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对游客进行营销,以促进游客有意或无意地向其周边人群传播旅游信息,能可信地、高效地和低成本地实现旅游地营销.游客营销区别于传统的旅游地营销,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涉及旅游地的众多方面,是新的指导思想下各种营销手段的重构.游客营销需要促成游客正面旅游信息传播动力,消除造成负面旅游信息传播的因素,还要提供合适内容以供游客进行传播,并选择游客中的意见领袖来进行重点营销.在游客营销中,还需要解决游客进行旅游信息传播时的悖论问题、开展游客营销时的道德问题和营销绩效评价问题.

20世纪中叶,"话语分析"理论起源于美国,70年代末传人我国,迄今已拓展到了话语语言学、文艺学、传播学、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当代话语研究的对象和范嗣不断演化:微观上,逐渐由话语本体向话语生成的心理机制乃至人机对话延伸;宏观上,逐渐由话语本体拓展到了话语主体、话语能力、话语权利、话语文化、话语秩序等宏观的话语社会.今后我国的话语研究将继续呈现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整合态势,最终将促成综合性交叉学科--话语学的诞生,并可能导引出人才培养的新思路--话语学专业或方向,催生出新的学科建制--话语学系.

《周易》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哲学文献,其中也包含了不少话语行为方面的重要论述.相关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言语与效果的关系上,认为话语修辞是建立诚信等良好品德的重要手段,是君子实现功业的重要因素,肯定了<易>"辞文"而"旨远"的特点,同时,也看到了言语行为有"不尽意"的局限;在话语与语境的关系上,认为话语行为与社会状态紧密相关,不过也要注意话语的时机,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强调了话语行为要言而有物、有信,认为话语形式与言者的品德有密切关联,批评了"不仁"而"佞"的现象.这些都充实了儒家话语思想中诚信、仁义等的内涵.

企业融资能力是影响一国金融市场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制度环境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动态影响更是目前众多交叉学科关注的焦点.企业融资曾一度是西方国家公司金融理论的研究范畴,制度作为既定的外生变量,在企业融资行为中始终扮演静态角色.而法律、政治力量等制度因素对融资行为的动态影响,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金融学家以及法律学者,这一前沿领域的文献大量涌现,主要涉及制度指标构建、实证模型、比较分析等.我国经济虽已取得飞速发展,但法律、金融等制度建设较发达国家仍显薄弱.对这一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将对我国法律、政治与金融体制改革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于公私物品的逻辑体系应建立以资源稀缺性为基础的新框架.资源稀缺性要求明确界定在消费博弈中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关系,公私品就是这种权利关系的契约.以"排除他人不支付市场价格行使消费权利"定义排他性,将有无排他性作为区别公私品的单一标准,公私品就分别是具有非排他性、排他性契约的物品.公私品的性质是主客观、供求等的逻辑统一,是连续动态变化的量,一般物品都是不同程度公私混合的物品.也可从组织内外和供求关系两个新视角对公私品进行分类.公私品相互转化的实质是排他性价格的变化,取决于必要和充分条件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的共同作用,这主要是供求关系变化和产权界定成本收益之间的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种转化路径.

战略联盟已经成为流行全球的一种企业合作方式,却自诞生之初就一直经受着稳定性的考验.战略联盟是冲突性力量发展的点的集合,这些力量形成的张力内生地对其稳定性造成了影响.灵活性和刚性是其中一对张力,它们相互竞争着支配地位,任何一方取得支配地位都可能改变联盟现状.灵活性与刚性两种力量之间的相对平衡对一个可持续的联盟来说是必需的,故可从选择正确的治理结构与建立企业间的信任机制两个方面寻找中间状态的路径.

以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性别歧视的维度及程度为焦点,以往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主要体现为雇佣性别歧视、玻璃天花板、职业性别隔离和薪酬性别歧视四个方面.经分析发现,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性别歧视有三个维度,即雇佣性别歧视、升迁性别歧视和薪酬性别歧视;企业存在严重的雇佣性别歧视,也存在升迁性别歧视,较少存在薪酬性别歧视;就薪酬性别歧视而言,合资企业明显比外资和民营企业严重,而外资和民营企业又明显比国有企业严重;并且越是高层管理者越能感知到企业存在强烈的雇佣性别歧视、升迁性别歧视和薪酬性别歧视;低学历者更多地感知到薪酬性别歧视.

经济社会只是一个心理和精神因素主导的系统,经济行为属于心理和精神现象的范畴,所以经济学在本质上不适宜采用以数学为主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完全基于虚构的"物理世界"之上,其主要假设是错误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参照价值接近于零.现代经济学使用数学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在学术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而过分使用数学的结果是手段和目的的本末倒置,并使现代经济学实际上成为一套以自我欣赏为主的理论.此外,现代经济学还建立在对技术、资本、劳动三者的内涵及其关系的错误理解以及"反事实"界定的基础上.经济学原本是致用之学,应该从对现实的观察中获得思想和结论,并结合心理学探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和精神根源,还应该将道德因素纳入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