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现代性是转型期文学的一大突出景观，它的递嬗演进及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从叙事权威性与否的角度来看，它具体可归纳为拟权威、反权威、无权威三种模式；其次，就叙事视角而言，它大致经历了由传统全知向现代多元乃至向非常态叙事的嬗变；再次，在叙事策略上，它所经历的是从传统的似真性、公共性向现代的暴露性、私密性演进的历程；最后，是它的叙事时间的转换，即由以往的与故事时间重叠向现在的空间化转换，以及竞相效仿马尔克斯的母题语式等等。

人文关怀作为作家宏观的、以人为中心考察社会问题的本质态度，在夏衍剧作中，表现为对广大底层百姓生存问题的关切，对创作主体身处当下的时代精神问题：民族意识、女性意识、科学与人类的关系作出的富有前瞻意义的价值判断；同时，夏衍有关人性本质的揭示并非静态的，而是具有与时代主潮紧密相联的实践品格。

浩然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小说写作，在叙述视角、语言以及现实朝向上，都日趋明朗和风格化。这种文学语言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又因为它与现实之间过于直接、单一的观念联系而明显地受到影响。具体地检讨浩然20世纪60年代小说写作上的得失，对于总体认识和评价浩然的小说创作，乃至对于评价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学写作，应该说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人文文化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冲击，美学则首当其冲，其学科的重建已势不容缓。但深入地看，美学面对日新月异的审美文化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失语症，主要在于它并未真正发挥自身的作用，而并非美学言说本身不再拥有意义。通过人文学科的文化自审和对美学史的重新审视，当代美学能够重新拥有自己的学术生命。

近二十年中国文论的进展有目共睹，其弊端则一言以蔽之，曰缺乏有效性，或曰自说自话。建立有效的文论话语的关键是在学理中说话，接着古今中外的经典所开始的路数讲，而只有重建经典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才能进入学理。这种重建就必然已是当代的和中国式的了，因此，必须反对借“中国式”的口实避开对经典的刻苦研读，走捷径。值此理性与现代性一起遭受怀疑之际，这种倡导适度理性的学术态度庶几对矫枉过正有所补益。

哈代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强烈的音乐性，而且，他的作品中的音乐性还具有语义的载荷，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哈代成功地借用音乐中的一些技巧于文学创作中，在作品的总体构思中，音乐性起着独到的作用；其次，哈代往往借音乐性来揭示主题，表现他的悲观主义和“进化向善论”等思想，以及他的自然观、命运观；再则，音乐性还是哈代进行景物描写和塑造主人公诗化形象的重要手段。

华裔美国作家玛克辛洪金斯敦的作品用“边缘”文化抗衡主流文化，意蕴深邃。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男女平等是女性主义文学永恒的主题；其二，建构女性权威，主张男女地位错置是对女性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创见；其三，女性主义的写作手法——缝制百衲被在作品中的成功运用。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营造自己的理论过程中，通过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借鉴、批判、改造，形成多元化的理论格局。其中最主要的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从纵向看，这些学派表明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从横向看，则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总体特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走向是和后现代主义相融合，并在不断的解构和建构中发展自身的理论。

上供制度源起于唐代中叶，宋代沿用唐制而有更革。宋代的上供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上供泛指地方政府上缴中央的所有财赋，狭义的上供则只是地方政府上缴中央财赋的一项内容，即上供正赋。在上供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中央向地方征调财赋的名目。从定义、定额与调发三个方面，可探求宋代上供正赋制度的具体内容。从北宋到南宋，上供制度有不少变化，它们再一次表现了中国传统专制国家财政支出不断膨胀的规律以及实用主义的治世精神。

饮茶风俗始于唐而盛于宋。宋代饮茶作为一种“客礼”仪制，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围绕该“客礼”，引发出多种风俗行为，词人创作茶词，歌妓歌以侑茶，便是一个突出的表现。茶词与其他众多的酒词、应歌词、节序词和寿词一样，具有社交、娱乐和抒情三种功能。茶词的创作是一种词学现象，同时也成了宋代多姿多态的茶礼茶俗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茶文化”的表现形态与内涵。

严诚是乾隆时期浙江杭州文人，与当时朝鲜著名学者洪大容结下深厚的友谊，在韩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国内文献中，至今不见严诚任何著述流传。最近，笔者在韩国发现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完整的严诚遗著——《铁桥全集》抄本，包罗了严诚生平全部著作。《铁桥全集》中的《日下题襟集》收录了严诚保存的与朝鲜友人交往的诗文尺牍，以及严诚之兄严果、严诚之友朱文藻给朝鲜友人洪大容的书信，为研究清代中韩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同时，《铁桥全集》也是浙江地方史、文化史研究的有价值的文献。

在清末留日热潮中，清政府在意识到速成留学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后，下令停止速成留学生的派遣，并实施了以提高质量为目标的“五校特约”留学政策，留日学生由此出现了从量到质的转变。本文根据有关史料，着重对清末“五校特约”留学政策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其内容、实施状态进行探索，并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各省在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反应。

作为在法国近现代史中占有突出地位的重大事件，德雷福斯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次“知识分子的事件”。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德雷福斯事件为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空间与时间；20世纪法国各代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的良心”时所采取的手段及表现出来的特点，大多可在此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身上找到先例；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均发端于此。由此可见，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国知识分子史上最重要的界标之一。

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视英国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圈地运动把大批农民赶出土地，使之成为工业革命的劳动力后备大军。但事实上，圈地运动与工业革命在劳动力供应上并无严密的因果关系。圈地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对农民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圈地为工业提供自由劳动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圈地并未给工业革命提供主要的劳动力来源。工业革命的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而由圈地运动所产生的劳动力只是英国工业革命劳动力的来源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他们在传播学上的贡献国内却鲜见评介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集中在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通过传播上的操纵和欺骗，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和社会。虽然这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意识形态媒介的批判，但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通过对各种传播媒介所依赖的符号手段以及其他物理特性，对目前常见的新闻传播媒介——印刷传媒、广播电视传媒以及网络传媒特点作基本的分析，可知不同的传播媒体各有各的优势，网络传媒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大众传媒。各种不同特质的传媒将会相互并存，并以不同的方式和机制作用于人的信息沟通，对人类的生存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浙江学派诸思想家中，叶适对程朱学派的批评是比较系统的。在道与物(器)的关系问题上，叶适的论述较薛季宣、陈亮等人详尽，认为道与器统一，而统一的基础不是道，而是物、事、器，即世界上存在的具体事物。当理学排斥见闻之知，专务内省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盛行之时，叶适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叶适还从儒家经典、道统及程朱学派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对程朱学派进行了驳斥。

本文研究了宗教多元论和跨文化宗教伦理的关系。依据宗教多元论的类型学，混合多元论为跨文化宗教伦理提供了人性原则，理性多元论提供了理性原则，而灵性多元论则提供了灵性原则。

制定律吕在中国古代是国家大事。律吕“隔八相生”可以从河图洛书中找到完美的对应关系，它说明了律吕和图书内在数理结构的同源性。而“三分损益”的律制算法，也可以通过河图的数学模式获得一种精确的定解。

本文主要从维特根斯坦所论及的七个日常语言命题出发，用浅显的方法描述了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途径，描绘了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的逻辑色彩和修辞色彩，展示了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本面貌，同时揭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修辞学描述特征。

浙江人学普通话时声调容易产生的主要问题有：阴平调值过低，上声起点调值偏高，四声调值域相对较窄，缺乏变调概念。对此，可采取如下克服的方法：习惯将声带放松，在语流中把声调的相对音高化作绝对音高，掌握语调的基本规律。普通话水平测试应掌握如下评分标准：单音节字词的声调调值未发成标准值应视作缺陷或错误，双音节词语、朗读及说话部分的声调调值可作为语流现象处理；判断声调的错误和缺陷大致以调形为界较为可行；次轻音的尺度有必要放宽。

本文对“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教育产业就是产业化的教育活动”，“教育产业化早在四百年前(世界范围)和一百年前(中国范围)即已基本完成”，并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市场化和信息化为核心的教育产业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

本文以钨产品出口为例，分析中国的出口贫困化增长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国钨行业的市场结构及企业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剖析中国出口贫困化增长现象的成因，并从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转变方面提出解决中国出口贫困增长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