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肥力是土地的客观属性；土地肥力包括了许多要素；具有肥力的土地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土地自然肥力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土地经济肥力是人工肥力和自然肥力的统一体；科学技术在土地肥力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然土壤向农业土壤的转化和发展，是人类生活和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

土地利用的观念、意识、视角、责任心、价值取向等伦理问题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结果。从土地伦理的起源和发展角度来看，土地利用应坚持公众利益最大、环境损害最小、分配公正和世代义务等伦理原则，人类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应该尊重自然、尊敬全部生命形式，对土地的健康应有责任感等构成土地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长期来流行的把价值创造完全归之于活劳动贡献的观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商品价值不完全等同于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应区分物化劳动的两种形态即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两者在性质、功能和价值补偿方面各有差别，在价值创造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不发生价值量的变化，而生产工具由于能替代人的劳动，它同活劳动一样，可以创造新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这要看我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目的和归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我们不应强求一门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承担起解决一切现实经济问题的职责。

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保障。然而，责任政府不会自然生成，它的确立基于完善的民主监督体制、健全的法律监督制度和良好的政德监督机制。总之，只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从制度上保证责任政府的建立；而有效监督机制的建立又必须与民主、法治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主权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既绝对又相对、既最高又可分层、既永恒又非永恒的范畴。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独立自主地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是主权的本质所在。应在对经济全球化、非国家行为体多元化、人权挑战主权等进行分析基础上，揭示国家主权理论的当代发展趋势，思考和探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如何维护和保障国家主权、如何拓展和开创国家主权的运作途径。

“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国家新干涉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歪曲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夸大了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就美国来说，搞人权外交由来已久。然而，90年代以来，“人权高于主权”论广为传播却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人权高于主权”论的直接目的在于为干涉别国内政制造理论依据，逃避干涉别国内政的责任，服务于它们既定的国际战略目标。

为顺应当代国际组织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必须在与国际社会的密切交往中确定自己的文化取向：(1)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多种形式的对话，达成文化“拿来”和“给予”的同步实现。(2)更强调动态的“观念战略”研究和“文化政治”建设。(3)在深刻理解当代世界和目前中国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真正领悟并有效传播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比如在“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上，我们应该为自己留出更多的理论空间。在国际和平交往问题上，学习进化理论、信息交流理论和文化冲突理论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由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构成的国际组织，作为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在现今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梳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国际组织理论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评析国际组织研究上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国际机制等与国际组织研究相关的最新理论学派，还有待于后人进行创新与突破。

塔斯基与弗雷格都断言真这个概念在自然语言中的不可定义性，并且都明确规定求真的论域；前者在形式系统内为真给出了“令人满意”的定义，后者区分出句子的涵义和所指(真值)；真之定义构成了戴维森真值条件语义学的理论起点，句子分层则是达米特辨明条件语义学的重要来源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从立法的角度看，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有专门的刑事立法解释。

传统的犯罪定义是：“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①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作为犯罪定义的组成部分不准确，也不宜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②“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它主要是立法者的犯罪标准，而公民和司法人员只能服从刑法；③判断是否犯罪的标准只能是刑事违法性。笔者对犯罪定义的新表述是：“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当承担（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行政不作为违法以现实的行政作为义务存在为前提，以行政主体能够履行而未履行为必要。怠于行使自由裁量作为义务的行为只要违反合理原则即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因行政不作为违法造成相对人损害，只有在相对人具备公法上请求权时，方有可能成立国家赔偿责任。作为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必须区分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分层次考察，其中行政不作为违法作为损害产生的原因力是从行为的社会意义角度理解的。

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一律得撤销？这在学界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对违反法定程序里的“法定程序”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根据行政程序的立法目的，区分广义法定行政程序与狭义法定行政程序之不同。凡是违反狭义法定行政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律得撤销。

国家所有权不完全具备商品经济条件下财产所有权所固有的排他性、依存性和扩张性，因此，从法律上讲国家所有权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一种民事权利，其性质更接近于行政权力。

基于对无因管理民法学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国际私法学大家莫里斯对无因管理提出的利益产生（损失）标准，不妨对我国将来在此方面的立法大胆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对于国际私法中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标准，原则上应适用利益产生地国（亦即事务管理地或行为发生地国）的法律。

自然法学之所以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由其以下特质所决定：一是自然法学中所蕴含的自然法观念和人本主义精神；二是自然法学十分重视法律的价值，将法律视为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载体；三是自然法学的基本理论对人类社会的专制和不平等有着非凡的反抗的勇气。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自然法学也不例外，和它自身的优势相伴的是其无法回避的局限性。

在诗歌理论界，人们对意象的重要性和建构力有一个广泛的认同。诗的意义和整体审美效应是由具体可感的意象生发的。意象的这种特殊建构能力，来自意象独具的性质和功能。意象具有符号的基本特性，即意象产生的随机性、自我表现性、模糊性；在意象系统中，每个意象既影响别个意象，又受到别个意象的影响，正是意象的共同作用，才使诗歌的整体意义得以表达；意象具有描述性、拟情性、象征性（指意性）功能，三者的综合作用，强化了意象的表义性和建构力。

伊丽莎白鲍温对英国小说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小说的三个要素，即逼真生动的情节、逼真生动的人物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点明了人际关系为什么能把情节和人物衔接或“合并”在一起，以及怎么样把两者连接在一起的问题。

结构主义批评、叙述学理论往往局限于对作品形式的研究，而未能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文学批评的出路应使文本研究和审美价值判断相结合，形式研究与内容研究相结合。小说《索菲的选择》中对聚焦、时空、场所等结构因素的安排，综合运用了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技法。这虽然使作品历史的明晰性有所减弱，但却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力度，有利于表现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从而将生活提高到哲理的层面上进行思考，真正达到了艺术创造中对结构因素的最高要求——“有意味的形式”。

在国外，应用语言学研究开始越来越注意到定性研究的重要性，改变了定量研究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我国，定性研究也开始逐步得到应用语言学界的重视。本文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对比的基础上，从哲学基础、过程、特点等方面对定性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析，指出定性研究方法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手段。

本文根据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理论对CollinsCobuild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的《隐喻》一书的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该书有助于英语学习者了解隐喻与人们的认知、思维、经历乃至行为的重要关系，熟悉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文化特征，从而有意识地培养符合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最终习得地道的英语。

苏门是北宋最为重要的文人群体之一。或云苏门之立“始于国事而不始于文事”，其实不然。从时间上说，它萌芽于熙丰而成立于元；从本质上来说，则苏门之立始于文学交谊而成于国事。从中可以看出它和新旧党争息息相关的一面。

把摄影教育纳入人才素质培养的轨道，旨在拓展和重视摄影在传统的以音乐美术为主导的艺术教育中的功能及独特作用。摄影艺术的思维方式主要是直觉思维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创造性思维。学习摄影能有效地开发培养人的直觉思维，并促进人的全方位思维能力的发展。由于摄影具有易学、易会、易见效的特点，借助摄影去开发和培养人的智能素质是有效和可行的，也是其他艺术媒介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因而具有独特的功效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