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最初是西方人针对东西方贸易路线提出的术语,不能无节制地套用于世界其他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一般而言,物质文明缺乏自我再生能力,而精神文明则可影响人们的心灵,并超越时空,惠及后代.日本的遣隋唐使均以购求书籍为重任,这便是中日两国虽然人员往来极少,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甚多之原因所在.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要准确评估该书的学术价值,首先有必要搞清它的征引文献,从而分清哪些是黄遵宪的独创,哪些转引自其他资料.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地理志、物产志、学术志、礼俗志和工艺志中大量征引了《日本地志提要》、《艺苑日涉》和《国史纪事本末》三书,证明了这部分内容并非完全是作者的原创.《日本国志》中征引的这些书皆为学术性很强的著作,黄遵宪在东瀛浩瀚的文献中能钟情于此,说明他具有良好的鉴别资料的识见.征引时,黄遵宪以我为主,态度严谨,有力地保证了《日本国志》的学术性.

日本锁国时期,并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不仅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入港,而且与琉球(今日本冲绳)和朝鲜保持交往.日本诗人相良玉山草成《梅花百咏》后,寄赠琉球文人程顺则;1713年春程顺则将之传入大陆福州,清朝文人王登瀛特为撰写序文;1714年程顺则奉使日本,将序文交给相良玉山;次年将相良玉山序文刻入诗集出版,从而成就东亚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明治大正间汉学家,尤精于楚辞.他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善本(明刻本、清初刻本)二十余部,日本刻印本十二种,西村手抄本二十七种,多为中国学者所未见;(2)西村藏书多有批校、考证,并完成研究性著作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

有清一代,日本书籍西传中国的规模巨大,数量空前,参与其中者有商人、驻日使节、赴日考察官绅、留学生、旅日文人墨客及政治活动家、来华日人等.而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日本访书活动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极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不仅参与人数众多,携归书籍数量巨大,而且所访求的书籍不局限于从中国东渐的典籍及日人著述的和汉书籍等"旧书",还包含了当时中国人所关心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书",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回归及中国近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利玛窦在华期间曾绘制世界地图数幅,这些地图的原刊本全世界仅存五件,其中有三件藏于日本.利氏地图经由传教士、中国商人和士人传到日本后,受到了日本社会的广泛欢迎,它不仅被江户时代的文献广泛征引和摹绘,而且还出现了许多以它为原型制作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在地图中宣扬的"地圆说"、"五大洲说"等观点,受到了以佛教徒为首的传统势力的抵抗,同时也得到包括兰学者在内的开明人士的欢迎,它对江户时代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利氏地图还将许多崭新的地理学理论与世界知识带到了日本,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提高有着颇为重要的作用.

明代诗话是在前代诗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明诗的发展及清代诗话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诗话是中国诗话的发展期,在中国诗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诗话的发展可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初期诗话以讲诗法为主;中期诗话主要是宣扬复古主义;后期诗话已成为专门之学,其中心议题是彻底批判复古思潮,宣扬个性解放.明人在宋、元诗话的基础上,把宋诗话的综合之学发展成为专门之学;他们还发扬元诗话偏重诗法的优点,把它充实提高,使之成为系统的诗学理论,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明诗话.明代诗话的时代特色主要表现在时代性、针对性、理论化、系统化及专门化五个方面.

杂剧《诚心令女贤》的本事不是韩凭夫妇的故事,而是出自《列女传》中的"珠崖二义",它是一本描写珠崖县令的女儿与继母"推让争死"的旦本剧.汤显祖《送艾太仆六十韵》一诗在《艾熙亭先生文集》卷一《附诸公赠诗》及万历本、天启本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28句有异文,6句差别很大.由此可知汤显祖对该诗的修订过程,但也存在着诗题与实际句数不一致的疏漏.晚明沈自晋传奇<眺望湖亭>第23出插演的短戏《柳下惠》,从内容上的耍闹调笑和演出上开呵、布置、收住来看,极似院本,尤似笑乐院本.

以宋代诗话为代表的历代诗话,记录了不少梦中作诗、得诗的故事和轶闻,而且记述甚详.这类不同于"诗中言梦"的"梦中作诗"现象,由于常常被蒙上扑朔迷离的色彩,述者、闻者都颇感兴趣,所以成为古代诗歌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也引起个别诗话家的关注.像宋人阮阅《诗话总龟》就以卷三五、卷三六专列"纪梦门",辑录了46则此类诗话.梳理历代的"梦中作"一类诗话,可以将之分为六种基本形式,即:论诗出于梦,论梦中诗谶,以梦渲染诗作、诗人的"超凡性","梦"与"事"相契,记梦、忆梦之诗,借梦事正误、翻案.考察其作用,可以归结为克服"自卑情结"、引起受众注意、制造审美距离、有利广泛传播等几个方面.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女作家,著名评论家麦·盖斯马尔曾称她为"物质文明过程中的精神美的捍卫者".凯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文学、美学的角度,还是从深入了解美国的这一段特殊时期的历史中多元化文化的形成,以及由此涉及到的物质世界开拓过程中对精神领域的影响、冲击和呈现的裂变方面,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的.凯瑟去世以后,她的作品越来越受到西方评论界的重视,许多评论家把她与亨利·詹姆斯、海明威、福克纳等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相提并论,甚至把她推崇为"美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一名女作家".凯瑟的小说主题思想深刻,生活气息浓厚,题材广泛,归纳起来可分四类:描写美国中西部边疆地区开拓者现实生活的小说、反映艺术家生活的小说、追忆童年生活的小说和取材于大草原的传说的作品.

时间是空间隐喻的结果,因此,空间呈流动性和序列性,时间亦然.时间的这些特性在汉语中是用前、后概念来认知的.用右视认知可以解释时间的流动性,但引入左视认知可以恰当地解释时间的序列性并深化解释.这种结合左右视的认知理论可以全面地描写和解释汉语的时间系统.

《分别功德论》是一部失译经,旧附"后汉录".但以下语言现象表明这部经不像是东汉译经:(1)在语法方面,被动句中,"被"字式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达到22.2%,而东汉佛经没有"被"字式被动句.疑问句中,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东汉佛经;语气助词的种类与东汉佛经不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气助词是"耶",而东汉佛经是"乎";出现新兴语气助词"那"的可靠用例;反复问句"颇……不"的使用频率比东汉佛经高;特指问句疑问词语"何者"、"何等人"东汉佛经未见.(2)在词汇方面,佛经译名"阿那律"、"阿练若"、"耆婆"、"耆域"、"南无"、"岚"以及普通语词"双生儿"、"骆驼"、"算术"、"秃头"、"殊途同归"等,在东汉佛经中均未使用.据此综合考察,这部经的风格和魏晋时期的译经相近,最早也只能是三国时期的译经.

自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记载孙子其人其书其事至今,已有二千五百余年.此间,东汉末曹操首开注释《孙子》十三篇之先河,其后有唐代的李筌、杜佑、杜牧;宋代的梅尧臣、张预、郑友贤、施子美;明代的刘寅、谈恺、归有光、赵本学、李贽、王世贞、茅元仪;清代的夏振翼、孙星衍、邓廷罗、魏源等著名学者为之训释.至近现代,又有几百注家相继涌现,方家精注不可谓不夥矣.然通览细按《孙子》十三篇之正文并对照诸家之注文,颇觉其正文尚多存未被发明确训之处,而其注文更有误训、疏训、漏训之弊,实为待琢之璞与当剔之瑕,应还其原貌、阐其原义,补正历代注家之阙误.

中国书画理论中的"书论"、"书史"、"画论"、"画史"、"印论"、"印史"的概念,曾经统辖了近百年来的艺术理论史,它是与"文论"、"乐论"等概念并驾平行的.但在文学界,当笼统意义上的"文论"已转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文学批评、文学美学等等之后,书画界却并未出现相类似的"转型".若从"文学史"概念切入,推向书法史、中国画史、篆刻史的史学形态,并对作为当代艺术理论分类形态的"史、论、批评"三分法的既有事实进行分析与辩难,可以发现,"史、论、批评"其实是古典的"论"与近代的"史"嫁接而成的一个妥协的结果,它是一个非逻辑的变通的权宜结果.这三者之中所存在的大量互相包含而又缺乏清晰轮廓的现象,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我们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之间进行含糊不清的混淆处理之时,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合乎逻辑的学术框架以引导今后的学术研究,若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必须从学科建设与学科研究(它的实质是分类与方法论的科学归纳)这个根基出发.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关于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有四:(1)迫切需要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作一个系统、专门的研究,使相关的专著能早日面世;(2)必须联系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来研究近代中国内债;(3)应该拓宽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领域,深化研究的层面;(4)应运用现代公债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内债史,为今天国债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在商代和西周,祭祀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到了春秋时期,祭祀依然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依然为政治家们所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祭祀权与王权合一的局面被打破,祭祀权作为权力的象征正面临着名不副实的危机.与商代、西周相比,祭祀已丧失了昔日的尊严和威仪,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西周以来为严格等级宗法制度而设的祭礼,在春秋时期处处显得不合时宜.祭祀一方面为政治所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相矛盾.由此,祭祀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有时传达政治的意义,有时传达个人的意志,有时甚至徒具形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祭祀的政治传播功能在逐渐地丧失,并由政治的中心走向政治的边缘.

一国高等教育实力的定位是一国制定和落实高等教育竞争战略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投入位居世界前列,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中国高等教育的生产效率有喜有忧.中国高等教育产出总量虽可观,但比例指标值和存量指标值明显偏低.中国高等教育实力与欧美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增强中国高等教育实力任重道远.

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基本历史走向.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核心内涵和根本特征在于其功能的多样化.这在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史中表现为:(1)通过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多样化,推动、促进高等教育功能类型的增加;(2)通过高等教育融资渠道的多样化,推动、促进高等教育功能强度的增强.多样化有助于高等教育的合法化存在和发展,但是,它也有其效用限度,即多样化无法解决高等教育功能结构的优化和合理化问题.为此,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原则为指导,坚持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与政府的宏观统筹、集中调控之间的辩证统一.

我国的市民社会话语一开始就是一种规范性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事实上,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既有解放性,又有它的欠缺性、压迫性,就如同国家既有压迫性又有保护性一样.从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关键是如何防止市民社会的压迫性和国家的压迫性的重叠,进而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解放性、保护性来克服、遏止它们的压迫性.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的农地流转欲望出现先提高后下降的趋势.从总体上看,目前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已经具有较高的农地流转欲望,但由于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农地收益低等原因,这种欲望大多未转变成现实的农地流转行为.为了以较低的交易费用流转,农民大多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几年,即从现在起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元以前,是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地流转和适度集中的关键时期;但是,政府在介入农地流转时,也必须掌握合理的度,目前主要可在宣传发动、建立农地流转信息网络、农地分等定级和价格评估、土地整理、对外招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