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责任是领导人实施领导行为时应当承担责任形式的总称,在具体认定时可细分为非法律责任(即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可划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就行政领导人而言,是否要承担行政责任的关键在于有无实施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行为.行政领导职责的表现形式虽然纷繁复杂,却总以利益的妥善衡量、资源的合理分配、程序的适当关注和组织的正常运作等为依托,其实质是行政裁量权的运作.因此,对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认定,必须以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责任行为为标准,正确划分合理裁量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依此方能作出准确的处理.

区分清楚政府"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是定位政府角色的基础.现实中的政府是社会中的暴力垄断组织,其产生与持续存在均有深刻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匪帮"和民众理性自利的结果.文明发展和历史潮流要求政府应该是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福利的工具,而不是一部分人掠夺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并且它应该建立在社会契约等理念的基础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社会利用知识的理论以及现实发展的需要,都要求政府角色定位应遵循"以民为本、公正协调"的原则."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激发民资,开发民智",是政府实现"以民为本"的有效措施;建立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社会实现"以民为本"的关键."以民为本"将揭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而要准确理解"执政为民",有必要厘清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积淀,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执政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与"民本"思想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崭新超越:一是从工具理性到目的理性的超越;二是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超越;三是从道德理性到制度理性的超越;四是从为民作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超越.这种超越凸显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崭新时代意义.

当今的时代被称为"第二轴心时代",这意味着这一时代难题的性质在改变,并相应地要求我们改变解决难题的方式,跨文化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跨文化研究是一种不同于之前多学科的、交叉学科的、跨学科的,甚至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等的全新方法.跨文化研究有两大特征,即整体主义立场和对话精神.目前呈现出三种跨文化研究进路:以生态等基本生存问题为基础和核心的研究进路;以诸传统的相互对话和共同转变为手段和目标的研究进路;以当代生活为中心进行全新创造的研究进路.

在一个诸宗教信仰并存的世界上,有必要从跨文化的角度理解诸宗教的差异性.实在观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因而理解它是理解宗教信仰的关键.通过宗教素朴实在论、宗教批判实在论和宗教非实在论三个层面的阐述,可以比较全面而客观地梳理纷繁复杂的人类信仰现象.

文化间哲学似乎是成问题的,这是由于哲学和文化本身具有独特的性质.每一种哲学都声称在每一个主题上都没有出乎其批判性反思之外的领地.而文化,依作者的定义,是一个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特定时刻无所不包的神话;换言之,它给予我们以可理解性的视域.为了开启文化间哲学的可能性,作者引入了神话的功能,并以此与逻各斯的功能互补.而不同哲学和文化之所以不可通约,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神话之内.但事实上神话本身具有流动性,这为不同哲学和文化之间的沟通以及它们各自的"去神话化"和"文化间化"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文化间哲学也因此成为可能,作为单一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中道,为我们在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合适的选择.

身份问题在多宗教、多文化的当今世界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新颖的问题,其新颖性在于它具有一种跨文化身份或者多宗教身份的可能性.当代重要思想家雷蒙*潘尼卡以其穿越多个传统的人生经验对此展开了探讨,他从身份本身开始讨论,着重指出身份是一个没有穷尽的探索过程,当今世界,特定身份的理解更是面临一种突变.从多元论理解出发,潘尼卡对跨文化身份或多宗教身份的含义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指出它不是某种复合身份,而是完备兼具的多种身份,它的可能性意味着三重事实:历史的维新、形而上学的挑战和宗教的突变.

人类合作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交易型合作和组织型合作.两者有重大差别:组织型合作有一个共同目标,交易型合作没有共同目标;组织型合作所遵循的规则往往是刻意规定的,而交易型合作所遵循的规则往往是自发形成的;组织型合作会建立一个等级制或科层制结构,而交易型合作则不会产生这种结果.组织是按其内外制度来行动以达到共同目标的具有等级制结构的群体.可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交往惠利、交往成本等概念分析组织形成的条件.

不同的产权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产权结构的绩效是与现实约束条件密切相关的.因此,考察、研究、分析和找寻决定环境资源特定产权结构的那些极端重要的约束条件,并判断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环境资源的最优产权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是实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决定产权结构的选择,不仅有成本约束,更重要的是有收益约束,即如果不明晰产权,将导致经济损失.由于产权的初始界定常常是不清晰、不完善的,从而导致了目前环境资源市场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但产权交易是产权逐渐明晰、产权结构渐进优化的最好方式.因此,解决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办法,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使环境资源市场逐渐完善.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防御国家的主观性权利和客观法规范的双面性,其效力亦扩散于私法领域.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围绕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不同特性与法理联系,司法适用过程主要从三个结构层面上展开.但对于我国在私法领域中直接适用宪法权利规范的合理性需要进行反思,确定宪法介入私法领域的方式,在本质上是要明确宪法价值的取向.针对我国法治进程,主张应在司法实践中致力于通过对私法概括性条款的合宪性解释,来促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私法领域的生效与遵行,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

198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为解决国籍冲突问题,采取了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则;虽然该立法原则在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某些积极作用,但随着港澳的回归和旅居海外新华侨的日益增多,其中的某些原则已经不利于国籍冲突问题的解决.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国籍立法和司法实践,结合中国实际,现行国籍法的修改可遵循以下原则:(1)通过立法赋予国籍冲突的当事人以选择国籍之权利;(2)废除僵化的一人一籍原则,承认符合法定条件者的双重国籍;(3)尽可能通过谈判协商,以签订双边条约的方式来解决国籍冲突问题.

诉讼标的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性理论之一,它具有两项根本性的价值:第一,确定法院审理的范围和双方当事人攻击、防御的对象、领域;第二,为既判力的产生确定范围.要充分实现这两项价值就必须明确界定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并妥当地化解实体请求权的竞合给诉讼标的识别标准的界定所带来的危机,而这恰恰也是诉讼法学界有关诉讼标的理论的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以实体请求权的本质和民事诉讼的目的为出发点,将诉讼标的界定为特定自然事实主张之上的诉的声明的全部内容,以诉的声明作为诉讼标的的核心性识别标准,必要时辅以原告之自然事实主张.

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法规政策上的考量,笔者都认为应当摒弃传统观念,对建筑物构造和利用上的独立性进行符合经济效用的宽泛解释.对停车场的法律地位应作类型化的区别:(1)如果开发商已经将建设停车场的费用计入商品房销售价格,开发商应当在商品房销售合同中明示,以明确区分所有权人对此停车场的共同共有权.(2)如果开发费用没有摊销,自行车库、无人看管的露天汽车停车场以及一定的地下或室内汽车停车场应该属于区分所有权人共用共有部分.(3)在有共有部分性质的停车场上,可以设立共有部分专用权.(4)除此以外的地下或者室内停车场,由于其由构造和功能上的独立性,可以作为区分所有权的客体,由开发商在楼盘出售之时享有并处分.

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中国报业集团改革中的各种难题,已成为当下中国新闻媒介产业改革的重点.具体说来,中国报业集团改革中存在着六大困境:(1)报业集团的规模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2)报业集团是先做大还是先做强?(3)经营结构是个体理性还是群体非理性?(4)组织结构是层峰制还是扁平制?(5)战略取向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6)发展策略是多元主义还是专业主义?这六大困境是转型时期中国报业必须抓紧解决的.报业集团必须辩证地分析管理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冲突,积极寻找出路,优化产业结构,使新闻传播更加有序,使信息传播的发展与受众的意识进步实现契合,推动中国媒介产业和报业集团的良性发展.

现代广告经过一百多年发展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和观念,在本质上包含着严格的一致性因素,即以特别价值作为普遍性的追求.艾尔*里斯和杰克*特劳特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似乎过于简单,并且有割裂的嫌疑.从克劳德*霍普金斯到罗斯*瑞夫斯和大卫*奥格威,完成了对这种追求从里往外的理论构建,其定位理论和整合营销传播观念则注重于由外往里实现一种策略体系.不同的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彼此交融、有所扬弃的.任何一种新观念的产生都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在渐进过程中逐步明晰化的.这种观念之所以在明晰之际特别具有爆发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催生这种观念的基本动因成为外在环境的主导力量,在此背景下,新观念就具有对环境的最大适应性.

曹禺关于人类与宇宙的悲剧意识来自于对人深刻的"存在"之思.人类往往无法剥离存在的悲剧性处境以及焦虑,即使他们用行动力主选择并确证自我存在.悲剧是存在的最高形式,虽然意味着肉体的毁灭,但是生命本质获得了充盈.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希腊悲剧更多凸现悲剧人物的英雄性与无畏性,而曹禺却更多暴露人的存在困境,表现人的有罪性与渺小性.但是曹禺并没有导入西方存在主义的虚无与荒诞而彻底否定人的存在意义,他渴望为了人能够诗意地栖居而建立一个有爱、有信仰的理想的存在世界.

体现着"最高意义上的诗"的曹禺戏剧,在现实生活和哲学思考之间通过诗性的艺术手段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创作主体的诗性情怀赋予曹禺剧作迷人的感性色彩,源于原神隐喻的创作背景开拓了曹禺悲剧的表现空间,感性的神秘主义创作手法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内涵,而立足于打破禁制的命运反思在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用诗诠释着精神自由的概念.这些是曹禺超越绝大部分剧作家的特有能力,也是曹禺剧作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审视依然能够反映当下的生活并被广大欣赏者所接受的魅力所在.

成语是一种语言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中日两种语言有着许多互补性和易互换性,由于这种过于亲密的互借互补因素的存在,给它们之间的互译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关于汉日成语的互译问题,重点应弄清它们在互译过程中显现出的难译性和不可译性,并找出最理想和有效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对此,首先要对汉日成语的语言形态形成认识,把握其共性;其次,汉日成语互译可粗分为直译型、变形译型、意译型;最后,是不可译问题,因成语自身有着丰富的内涵,部分成语具有不可译性,是进行翻译作业时难以逾越的一大障碍,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理论,但随后曾受到多方批评、指责和冷落.甚至当提倡进行建立中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的尝试时,人们也未对鲁迅的翻译理论给予应有的适当的考虑.其实,中国翻译理论从来就是在不同意见的争鸣辩论中发展的.最近,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解构主义理论的介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鲁迅翻译理论的价值.鲁迅译论主要包括:翻译应为本民族的事业服务,异化的翻译策略有利于民族文化的重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有一个文化定位的问题;通顺的译文有可能导致"知识"的虚伪,迎合本土最易被接受的保守思维定式.鲁迅在那个时代就已敏锐地觉察到现代解构主义提出的问题.一些针对鲁迅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批评,不但有失公允,而且未能理解鲁迅所提出观点的深刻含义.

一、异地集中养老模式推出的经济社会背景
　　老龄化社会迅速到来,养老将是国家、社会、家庭、个人不得不面对的头等大事.随着"四二一家庭"的大量出现,人口结构将呈现一种"倒金字塔"情形.一对中年夫妇面临四个老人的赡养和儿女的教育抚养义务,但由于整日忙于工作和事业发展,很难有时间精力面对老人的热切期盼,家庭内养老将受到相当大的阻力.因此,调整老人心态,转换养老模式,显得必要而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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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加速城市化进程又能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足30%,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45%),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75%)[1],加速城市化进程将使我国经济更上一个台阶.目前,我国大城市往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城市问题,诸如城市贫困、城市环境污染以及住房和交通拥挤等等,这些问题大大制约了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增加了城市的治理成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呼之欲出.研究如何利用大城市的聚集和辐射效应[2],在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利用工业化推进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