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近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虽然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表明户籍制度的影响正在削弱,但是通过对职业流动、就业的制度路径和就业非正规化的研究表明,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就业制度仍然在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阻碍着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这不仅对农村流动人口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双重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主要在具有完全竞争特点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具根本性.对杭州地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概率;年龄对农民工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因此,当前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在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

北宋翰林图画院至今还有若干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如画院的起止年代,画院应该创始于太祖建国初,至太宗雍熙元年(984)才最终完成建置,其终时应在徽宗宣和七年(1125);画院职掌的内容包括出题"考校天下画生",绘画全国各州、府、军、监、县、镇地图等,这都是前人不曾注意到的;画院的一些职名容易产生混淆,通过考证可知,"学生"也是画院中有一定官品的职名,"直长"可能是画院"待诏"的附职,"画学正"是徽宗朝"画学"中参与教学管理的学官;画院录用院画家还有一种"补入"制度,但这是徽宗朝特有的现象.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北宋的翰林图画院.

随着艾滋病的传播,农民和农民工日渐成为这一疾病感染的高危群体.解析这一现象不仅要对公共健康的细菌模式和行为模式加以认识,还要对社会流行病模式和人权模式加以检讨.因为疾病不仅仅是细菌所致,也不仅仅是人们不良行为的结果,它还是社会平等和正义缺失的表征,是社会不和谐的体现.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城市农民工整体处境堪忧.困境的法律成因包括立法与执法两个层面.从立法层面看,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平等原则未通过具体制度得到落实,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实际上处于边缘地位.另外,现行劳动纠纷解决机制也为城市农民工的维权设置了障碍.从执法层面来看,行政执法疲软和司法救济不力致使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要使城市农民工摆脱当下困境,一方面须在具体制度上真正体现和落实宪法的平等精神,消除歧视,并改革现行的劳动纠纷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应理顺劳动监察执法的运行和约束机制,加强执法力度,同时通过审判和执行制度的局部改革,给予城市农民工以更加公正、低成本和及时的司法救济.

现代诗学对审美实践中的"经济决定论"的否决无可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有意无意贬低物质影响的"贫困诗学"给予过分强调.我们一方面有必要为既赚钱又叫好的通俗艺术的精神价值恢复名誉;另一方面也仍然得坚持,因为在市场效益与艺术价值之间的良性互动之外,还存在着市场效益与艺术价值在目标上的不同.所以说诗可以售,但不能被贱卖,不能为牟取暴利而不顾它在文化效应上的价值维度.因为归根到底,艺术的价值并不以经济效益来定夺,艺术的意义并不仅仅通过商业的成功来回报.进入市场的艺术毕竟属于一种特殊的商品.这要求每一位以"艺术"的名义进行创作的人们,都必须承担起一份道义职责,恪守社会良知的底线,在艺术实践中暂且摆脱一些功名利禄之心.

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表征.它的文化态度趋向于守成,而目的则是为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纯洁性,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居于"中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和文艺方针的调整,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处境日趋维艰.为了恪守其职,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文化对策.而这一切,又与中国现行体制中存在的作协、文联等机构和领导型批评家所组成的中介系统密切相关;该系统曾按照自己的角色功能,在主流意识形态与作家个体写作之间进行着上下沟通与协调,并发挥了重要的规约作用.

"在场"和"隐喻"既是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也是德里达解构思想的两个主题.德里达对这两个概念的兴趣来自于他独特的哲学关注点,他把它们看作形而上学幻觉的发源地,关注它们的定性;文学则完全不关心纯粹的在场和隐喻是否可能,也不关心它们的定性,而只关心怎么把在场和隐喻游戏做好.两者的裂痕表明了德里达解构理论对文学理论的不洽适性,看来,并不存在把一种以哲学为旨趣的理论应用到文学研究的直接通道.由此可见,我国文艺学界应对将德里达的概念和理论直接用于文学批评的做法进行检讨.

《松雪斋文集》是赵孟頫入元后的心灵记录.他应征出仕,颇有用世之志,骤受恩遇,则进一步激发了其参政意识,然而宦海浮沉,感慨良多.赵孟頫对自己出仕的叙述有着"捉来官府"、"误落尘网"、"诏举逸民"、"擢自布衣"四种解释模式,追忆中的自我美化和强化,是现实境遇影响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心理的需要.而他对仕元生涯的慨叹,则由钦羡逸民与自述本志、有意用世与渴望归隐两种叙述框架交织而成,其心理特征是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交战.他的归隐田园、官事尘杂、蛾眉见嫉、贪恋君恩四种描述归隐之志的视角,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归隐之志.而这正是南宋遗民文学所呈现的共同心理特征.

因为题材的客观要求和创作者的有意仿效,讲史平话的叙事特征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话本,带有明显的"拟史"倾向.讲史平话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的处理上,存在对传统史书的借鉴.通过与小说话本和史书的双重比较,可以看出讲史平话的叙事手法在遵循说话艺术线索清晰、细节丰富的同时,也较多运用了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结构形式.

国际语音学会制订的国际音标有过许多版本,最新的是1993年版(1996年改版),而国内使用的国际音标多是1979年版的.国际音标表的翻译反映了对国际音标表中音标和术语的理解,以前有的翻译是对音标的性质采用意译为主的做法,有的则根据英文原文直译其中术语.两种翻译可能不涉及对和错的问题,但根据术语一致性、专门性的特点,也许应该采取跟国际音标命名原则一致的译名.

中国江永女书是一种"借源改性"、曾在小范围内流行的女性专用文字系统,今天它已正式消亡.从普通文字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可以发现,女书消亡的深层原因在于其字符的直接表音功能无法高度适应汉语的特性.汉语的单音节孤立型类型特性,决定了汉字系统的"表意体系"类型定位和字符体式结构的"形声"式终极定位,也决定了汉语的书写系统中的表音字终究要被淘汰的命运.汉字发展史由"表意/假借"阶段向"形声"阶段转化进程中同步产生的假借字消亡现象,就是这一规律的历史演绎,当代女书的消亡则是这一规律的现代演绎.因而,中国江永女书的消亡,具有普通文字学上的重大价值,必将促进普通文字学研究的深化.

国家战略的转型、消费需求重心转移等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近年旅游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却有所下降.为此,应该充分认识旅游消费与旅游产业的特点,重新思考"大旅游"概念的阶段性变化,把旅游产业的外延扩大到休闲产业.从目前的情况看,休闲产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产品基础、工作基础和社会基础.下一步发展的基本对策需要着力从基础理论研究、消费政策制定、系列产品培育、行业管理深化、休闲市场开发以及出境旅游转化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以有效发展休闲产业,拉动国民消费,真正培育出新型的消费产业,为新时期治国方略的实现作出贡献.

促进人类健康是全世界的愿望.改善人类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是休闲体验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休闲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股新生力量,它有能力通过文化认同、扩大选择权、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促进个人、社区和国家的发展,对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提高个人的健康水平功不可没.世界休闲组织,作为世界性的组织,致力于帮助个人和组织了解休闲是如何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致力于科研,促进休闲,并通过项目和服务,改进休闲政策和法规.世界休闲组织相信休闲能为全世界人民耨拥有精彩的人生提供一种模式.

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休闲消费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休闲消费结构是反映居民休闲消费的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在构成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目前的休闲消费结构在层次上由粗放型结构主导,在内容上表现为"三重三轻"的倾斜型消费结构.基于带动休闲经济整体发展,满足消费群体多元休闲需求的视角,休闲消费结构升级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调整和优化休闲消费结构内容包括:培育高素质的休闲消费主体,促进休闲消费知识化和丰富化;培养自主性休闲消费理念,推动休闲消费文明化和健康化;全面提升休闲产业,改善休闲供求关系.

县教育局长是民国时期最基层的教育行政长官,其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实际状况对基层教育发展影响极大.教育局长的选任、籍贯、资格、待遇等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任命方式主要有选举、推荐、直接任命、考试四种;局长由本县籍担任者占大多数;局长职位主要由师范学校毕业生担任,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局长的薪酬相对较低并且差异很大;局长的任期很短,不足一年者占大多数,有超过76%的人没有达到法定的任期,许多外在的因素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迫使教育局长匆匆离职,短暂的任期使其难有作为.分析考察县教育局长群体的构成,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民国时期基层教育的实际状况.

孙中山"权能分离学理"依据"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三种人划分"思想,但这一思想长期受到学界批判.其实,孙中山的"三种人划分"思想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先知先觉"、"后知后觉"是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作用的一种表述,"不知不觉"与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基本特征相符."三种人划分"不是导致政府与人民相对立的思想根源,"权能分离学理"表达了国家行政机关与"民权"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合理性.同时,"三种人划分"思想也反映出孙中山宪政思想中的缺陷.

明末澳门葡商的对日贸易具有大航海时代典型的多元特质:它是由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商业行会在广州的外贸易集市上统一购入以生丝为主的中国商品,用定期商船的形式输往日本;由于葡萄牙王国实行"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的海外政策,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并成为后 者的主要经费来源与换取传教许可的政治筹码.因此,当贸易与政治情境发生变化时,澳日贸易便与宗教传播同归于尽了.

五代吴越国高僧永明延寿是唐宋之际中国佛教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与事迹对吴越佛教乃至中国佛教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通过考订永明延寿的有关生平史料,择取其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西湖"官钱放生"、天台习禅与课诵<法华经>、与钱王之密切交往等事件及其融合会通的思想主张,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及视角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明末以来的不少文献资料如《嘉靖浦江志略》、《乾隆浦江县志》都记载,吕祖谦、朱熹曾一同讲学于浙江浦江县的月泉书院,即第一次在宋孝宗乾道年间,第二次在孝宗淳熙八年.但如果就古代文献所提供的这两个时间来考察,则所谓吕祖谦、朱熹一起讲学月泉的事实属子虚乌有,属以讹传讹,不能信以为真.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传,与此两人一个作为儒学正宗,一个被公认为浙东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不无关系.这一事实也反映出一些旧地方志乘不一定值得信赖.

农民工法律地位,是农民工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综合体现,它具有法定性、独立性、合法性等特点.考察农民工的法律地位,可以从法律关系切入:一方面,在抽象法律关系中,集中从宪法视角研究农民工在宪法关系中的根本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从多元视角观察农民工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相对法律地位.

中国传统哲学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休闲智慧--崇尚洒落自得的"曾点之乐",这种生活态度和生存理想又与审美境界内在地相通.明代哲学家陈白沙"自然之乐"的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极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人的休闲智慧:其旷达自适的诗酒之乐、隐逸高洁的菊花之爱、逍遥自在的田园之趣,表现出中国哲人超然物外、天人合一、渗透人间世相、悟出生活真谛后的一种超越自得的生存境界.这种休闲的生存境界,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和谐生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