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在我国现代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4年,我国铁路实施了五次大提速,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本文从哲学角度对五次大提速进行了探讨,指出铁路提速取得成功,是由于清醒地分析了国情并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是由于始终坚持创新,即技术创新、运输组织与管理创新以及安全管理的创新.同时强调,铁路提速取得良好的效果,还因为正确处理了几个辩证关系,包括"提速模式"和"运输模式"的辩证关系,"可能"与"不可能"的辩证关系,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辩证关系,"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的辩证关系,将提速工程与哲学很好地结合起来.

大安国寺由玄宗的父亲睿宗舍宅而立,在开元时期(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成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表明,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两地的联系,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人敦煌,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这件文书也为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有十余件字书碎片,其中所注难字均出于唐武周时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及武则天序,这些碎片有可能是从一部完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音》写卷中分裂出來的,应加以缀合.通过对碎片中切音用"切"及避讳缺笔字"明"、简体字"恋"的使用,可知《大方广佛华严经音》碎片当属西夏黑水城文献,而非敦煌藏经洞之物.这一研究为大量敦煌、黑水城残卷或碎片的缀合、断代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构词奠基于词根,词义因构词而丰富,更因语境等因素的变化,随语用而扩大、缩小乃至转移.称谓词交际性强,与语境的关系密切,随着时代、地域、文化、阶层的不同,使用上有构词、语义及语用等等的变化和兴替,这些情况在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唐代渐趋明显.敦煌变文中"阿婆"一词分别出现在九篇变文中,总计有28处之多,除了构词与词义的研究意义外,更可作为唐代称谓词在语用表现上的考察.根据唐代寺院宣讲的实况,衡之讲唱者与听众的互动关系,参酌《北里志》、《因话录》等记载,押座文、解座文中的"阿婆"似可解读为当时妓女对假母、老鸨的称谓.

约在六朝后期至唐初,在吸取《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等古灵宝经内容的基础上,"十戒"与"十四持身之品"相互结合,并最终形成《十戒经》.道教灵宝派尊崇老子与《道德经》的传统、《十戒经》自身所呈现出的儒家色彩、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现实的需要等,是促成《十戒经》与《道德经》相互结合并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十戒经》与《道德经》的结合流传带有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痕迹.

皇室藏书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皇宫内,除有专门的藏书处所外,在皇帝处理朝政、公务的殿阁及日常生活休息的后苑,也贮有丰富的图书、书画,并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与制度,极大地方便了皇帝及皇室成员对图书的阅读、利用,对提高其文化素养,实施重文政策,进而促进宋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宋以前儒家文献中的"老师"一词与"大儒"、"宿儒"对应,泛指硕学大儒,与现代汉语里的"老师"相比,在语法上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即"老师大儒"的"老"字有实意,而现代汉语中"老师"的"老"字只是一个词头.唐宋时期宗教用语中的"老师"一词,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多用来指称传教者,而不用于世俗的教育者.明代嘉靖之后,受科举制度的影响,"老师"一词演变为门生对座师的尊称并逐步成为一般弟子对先生的尊称.进入20世纪,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大量出现和科举制度的废止,"老师"的称谓最终脱去与科举制的关联.而"老师"真正用作对一般教育者的尊称,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主要源于儒家及佛家宣扬的慈善观念,基于这种理念的救济活动源远流长,体现出慈善恩赐、重养轻教、济贫救困的明显特色,但终究不能将社会救济事业导入法制化轨道.晚清以降,受到西方社会救济理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开始向近代嬗变,慈善观念演进为国家责任观念,重养轻教的消极救济观念演进为教养并重的积极救济观念,道德色彩浓厚的济贫救困观念演进为"全民救济"观念.理念的嬗变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并进而在民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社会救济法规中化为国家的立法诉求.

明《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被毁,致该榜进士名录成为明代89榜进士中唯一残缺不全的一榜.而今人常用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收录该榜进士422名,尚缺50名.问题还不止此,更严重的是,所收422名进士名录中,存在严重错误,致以讹传讹,亟须订正.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保存了《洪武十八年会试录》,共收进士472名,与该榜殿试所取472名进士正好吻合,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可靠的登科名录.以《皇明进士登科考》为依据,有助于完成洪武十八年榜472名进士的发覆.

武则天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之婚姻关系,向为人们所注目,但武则天与李治的接触及恋情关系的确立,则未被留意.对于宰相刘洎之死,史家也往往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忽视了刘洎与武则天、李氏父子三人之关系.唐太宗出征辽东,太子李治、刘洎及其众多嫔妃包括才人武则天等留守定州,武则天与李治恋情关系当于此时确立.太宗失利军还,虽知李治与其嫔妃厮混之事,但苦于未能明了具体对象,于是刘洎难免监视失察之咎而不得不死.其后,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还有发展,故太宗将武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武李恋情、刘洎之死、唐太宗赏赐嫔妃、武则天二进宫等,都是当时社会形态、婚姻状况、政治趋势的反映.

当代文学研究从方法更新阶段到语言学转向阶段再到文化转向阶段,前半期所显现的是由文学"外部"向"内部"掘进,后半期所显现的是由文学"内部"向"外部"扩张的特点.面对这样的演变,光有"回归文学"、坚守"审美主义"的呼吁和主观愿望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看到其背后的动因和隐伏其中的内在逻辑:作为前半期演变的外推力是文学何以"是其所是"的本质主义追寻,内驱力则是排他性的"减法思维"方式;而后半期演变的外推力是作为对本质主义的反拨,反本质主义成为流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驱力则是对形式分析、"语言学工具箱"的借用资源耗尽后的物极必反.

文学书写一直与历史叙事有着密切的姻缘关系.历史是文学的基础,在文学书写中引入历史维度,这是优秀文学的成功之道.但是,历史对文学写作的重要性不妨碍文学虚构的展开.只有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诗性关怀,才真正抵达了艺术的真实.小说《血色黄昏》的成功正在于其对历史真实记录之外另有一份温情的关怀.反过来,肆意虚构而不理会历史真实,导致了小说《愤怒》的创作失败.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朱文的小说很好地处理了两者间的平衡,并在对现实的书写中引入了精神的向度.总而言之,三个小说个案都向我们显示:历史记忆让人们走近生活,文学书写历史,寄托了一份生命情怀.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在对于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形成之缘起上,就已经有"外来说"昭示于众,而随着"本土主义"文学观的反弹,以及对于20世纪初期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上述"外来说"甚至一度被贬斥为"舶来品".与此同时,也有观点指出,将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仅仅依附于西方思潮的影响,事实上忽略了胡适文学思想和改良主张中的本土语境和本土要素.而在对上述两大派观点形成过程的检视中可以发现,无论是所谓"外来说"还是"本土说",都与言说者所处时代语境以及言说者个人对于胡适之态度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关联.而正是这些关联,影响到对于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全面细致考察.重新检视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中三个一度存在争议之问题,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澄清这些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观点主张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

在元代文坛,学者与文人相兼、理学与文学交融是当时学术的主要特点.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像吴师道这样主张理学与文学并重的文人在当时有许多,他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趋势,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而造成这种共同取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文人们也开始反思宋儒鄙薄文艺的祸害.其二,元代理学大多传承朱熹一脉,而朱熹恰恰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髓"与"文澜"集于一身,并能稍稍容忍文学性的一位.其三,元代疆域统一后,学术交流方便,门户壁垒被逐渐冲破,学源关系交叉多样,学人们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导致了学术风气的变革.

目前我国村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集中体现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政治思想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村干部选举中存在着一定的贿选现象及村干部腐败问题较为突出等六个方面.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影响我国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也体现在六个方面:经济待遇明显偏低、村级债务风险增大、选拔渠道过窄、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和缺失、宗族势力的影响增强和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对此可采取五项应对策略:建立和完善选拔机制、培训机制、激励机制、管理机制以及债务风险化解机制.

近年来,失地农民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隐形的弱势群体,其再就业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推广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被视为解决其再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目前的一些失地农民培训项目却因为农民参与度不高而开展得不甚理想.通过对失地农民培训需求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影响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发现技能培训经历、雇佣关系、对培训效果的看法以及培训时间等变量,对失地农民的培训意愿在统计上有显著的影响.

塞尔的行动哲学实际上论证了一个康德式的问题:自由行动如何可能?他将意向性和行动紧密联系起来,指出意向性引起行动,行动使意向性得到满足.这种关系是通过心理因果关系实现的.心理因果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因果关系,它不是行动的充分条件.正因为如此,在行动中我们需要设定一个不可还原的非休谟式自我.塞尔的这种考察行动的方式避免了内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缺陷,推进了行动哲学的讨论.但其分析还显粗糙,有待我们的精细化.

在把苏格拉底敬奉为"哲学之父"的同时,西塞罗从两个方面对苏格拉底哲学及其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其一,通过对苏格拉底哲学的学园怀疑主义改造来消解希腊哲学的思辨理性,创造出"可能性真理"的思想,要求哲学成为一种实践的政治哲学;其二,通过在修辞学与哲学逻辑一致的基础上对修辞学的公共说服功能的强调,要求政治哲学从理论变成现实,来指导具体的政治生活.于是,通过对希腊哲学的理论改造与对现实政治的实践强调,西塞罗创建了一种独具罗马精神的知行合一的政治哲学.

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可以分为"地方法院典型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件".它对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有参考、指导等事实上的效力.为了适应"典型案件"指导制度的实施,应当适当扩大"典型案件"的核准权限,废除案件请示制度和合并"典型案件"形成方式.尽管"典型案件,,指导制度并不是比较法上的判例法,但是它发展的基本方向应是判例法.

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属于行政裁量,直接影响到作为行政法"重镇"的行政裁量概念的建构与导控.分析显示,不确定法律概念内在的事实张力,否定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属于纯粹法律问题的设想.而对德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学说脉络的回顾,更透视出行政任务的变迁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分分合合的主导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行政法学应以我国政府当下面临的主要行政任务为切入点,选择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统一裁量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介以扩大经营规模、分散经营风险为动因,以资本控制为纽带、收购兼并为特征,通过横向和纵向扩张增强实力.超级集团的出现使集团化成为媒介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我国媒介组织的政策取向、运作路径和效能评价体系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媒介组织在集团经营进程中面临着资源有效整合、业务成长战略、组织架构模式以及在WTO环境下国际间竞争与合作等诸多问题的挑战与抉择.

大众传播媒介正在举办越来越多针对女性的活动,这些活动和媒介展示的女性形象(影视作品、广告)的诉求构成了今天的中国"女人味"神话.用福轲关于人的构成模式的理论分析这个神话的制造过程,我们看到媒介在普遍的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三个方面深化"女人"的知识,又在媒介的市场营销策略中把女性的特质变成可以消费的观念和物品."女人味"神话是在接受刺激-生理刺激、产生欲望-经济刺激、表达自己-话语刺激的循环过程中"诞生"的.

媒介身份研究受益于现代哲学的身份认知、系统论和角色一功能理论等丰厚的知识传统,试图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把媒介作为具有集体自我意识和反思性的"行动者",考察身份形成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此研究方法建立在全景全息视野、规范背景与自组织原则、复杂性思维和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当代媒介理解和分析的时空动态架构;其研究范畴可以粗略地分为宏观的媒介状态描述、中观的各类媒介分析和微观的媒介人分析;并尝试结合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同时,如果能够以一种广义"媒介"的视野来深入思考,可以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