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是对存在的终极追问,属于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按照这一理解,我认为文艺本体论所研究的就是文艺之所以是文艺的终极依据;或者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去理解文艺的性质.……

解决当代人类的"本体论危机"已成为一场整个人类的自我思想重审运动.而文艺本体论(Ontology)研究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出现,决非偶然.可以说,20世纪后期的人类文艺和美学遭遇到种种困境,使得哲思隐遁,写作成为操作,语言成为游戏,艺术成为宣泄,意义成为虚无,审美成为审丑,艺术与人生超越都成了问题.这些本体论层面的问题,促使当代文艺学美学体系创新的学者群体进入深层反思.……

一、技艺的活动
　　"艺术"这一语词本身就表明了它是一个技艺的活动,因此技艺是作为艺术自身最直接的规定性.……

当代思想把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基本使命,这使任何有关本体论的话题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形而上学的核心形态一直就是本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本体论的批判.在这一语境中来谈论文学本体论,势必面临众多的理论难题.……

本体论是对存在的终极追问,属于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按照这一理解,我认为文艺本体论所研究的就是文艺之所以是文艺的终极依据;或者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去理解文艺的性质.……

范畴类型逻辑把自然语言的毗连组合归结成运算和推演,而运算和推演所依赖的毗连组合则遵循"邻近原则"逐层逐级进行.话语表现理论擅长刻画的自然语言语句中代词和名词的照应关系,在范畴类型逻辑那里很难通过邻近毗连组合的运算推演体现出来.近年来,西方学者Jger尝试增添范畴类型逻辑的推演工具去描述自然语言的照应关系,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为恰当说明句子序列中的照应关系,还需对Jger的方案做一点增补.

语言逻辑对预设现象的分析经历了从"真假性"到"恰当性"再到"动态性"的发展过程.预设一般被看做交际双方的共知信息(mutual information)或无争议信息(non-controversial information),如果从动态的视角来看,预设也可以传递新信息(new information).预设的构成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有关预设的研究应注意运用动态的方式来考察,即需要区别是着眼于说话人、听话人还是交际双方的过程视角.采用动态的预设观还可以发现语用预设具有一系列新特征:不确定性、可移动性、层次性.

隐喻现象是思维及语言的中心问题,而隐喻的机器理解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成为制约自然语言理解和机器翻译技术发展的瓶颈,因此,隐喻的计算化研究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对于英语隐喻计算研究,汉语隐喻计算研究才刚刚起步.根据本体、喻体和相似性关系三者的认知结构,可以把汉语隐喻分为九种类别;在此基础上,隐喻网络模型的建构为汉语隐喻句的机器识别和分类算法提供了形式化方法;此外,从解决逻辑全知问题和隐喻的语义真值角度提出的汉语隐喻逻辑系统,则为汉语隐喻句的释义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还需加强隐喻分类识别研究,建立隐喻属性知识库,构建汉语隐喻的认知类比描述与转绎系统,改造汉英机器翻译系统并对面向隐喻的搜索引擎进行升级.

情态与动词或句子的情状特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不同情态类型存在匹配上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属于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表达不同类型情态的情态动词之间的共现限制.静态情状与认识情态、动态情状与根情态之间在概念结构上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为:在句法上,它们的表现形式呈自然共现关系,即典型的静态动词与表达认识情态的情态动词自然共现,而动态动词则与表达非认识情态(根情态)的动词共现.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多义情态动词共现时,情状类型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会产生有效的影响,情状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具有分化作用.

"儒道互补"既体现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现象,亦体现为一种生活实景.道为宇宙万有之本根、宇宙生命之原质,以及个体以道的践履为通达其生命价值之终极境域的观念,这些均为儒、道两家所共有.儒、道两家之相异的根本点,则在于儒家在将道确认为存在之本体的同时,又将它确认为道德的本体,故生命价值必借道德践履才能充分实现;而道家则将道还原为生命本身,故唯有向自然生命之本真状态的回归才可能是通达于道的真正途径.但亦正因此故,儒、道两家遂开辟出了既具有本质同一性而又具有实践差异性的两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

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可谓结构分化理论,主张政治发展就是政治功能的发展,把结构分化当做功能发展的基本方式来达到政治体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功能的完善,最终实现政治发展.一切政治体系都必须完成体系、过程和政策的结构分化任务,但道路不一,发达国家走的是渐进道路,发展中国家则必须走相对激进的道路,且两者的分化类型和困难也各不相同.根据该理论,政治发展最终要分化出公民参政的结构来,这预示着21世纪那些已经具备一定政府能力和经济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转向公民参政和福利,完成政治过程的结构分化,结束低人权状态,否则同样有崩溃的危险.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夸大了结构分化的普遍性,具有美国中心论色彩.

马克思人学理想的批判性建构的理论背景是人的社会本质理论,基于在资本主义片面人性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全面人性论是其理论前提,而自由个性的培育则构成这个理论的实践指向.而且,在马克思的视阈中,批判性建构只是其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清晰的理论指引意义.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将本真意义上的人看作一种源始的、无规定性的存在,充分重视人的超越和自由特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以存在、真理、超越和自由为核心的文艺人学体系.存在主义文艺人学将人生提升为文艺本体,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入文艺本质的视角,也使人学精神成为文艺的主导精神.此外,存在主义文艺人学不仅反对传统的知识论文艺学,强调文艺之真只关乎人的存在,将文艺的价值根基从知识论转移到生存论上,而且还改写了传统的美是文艺本质的观念,强调真理更符合作为文艺的本质,使得文艺不再是美的象征,而成了真理的家园.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因此而成为赤字财政、军事财政,财政赤字占岁出的60%-70%,军费在财政支出中也占60%-70%.拯救财政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举借外债、罗掘内债.抗战后,国民政府的外债其实就是"美债",这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特殊的中美关系所决定的."美债"数额为15 923.14万美元,"美援"总值则达42.555亿美元.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对国内公债进行了罗掘,发行了大量的黄金、美元和实物公债,但终因债信丧失、经济残破和通货膨胀而收效甚微.外债和内债对战后南京国民政府赤字财政、军事财政的作用不容低估,但挽救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分抗战前和抗战时两个阶段,战前的开发是战时开发的基础,战时的开发是战前开发的继续.国民政府战前的西北开发固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资金、人才不足的客观因素,也有建设经验不足、急功近利的主观原因.而国民政府战时再掀的西北开发热潮,则是在总结了前期开发教训基础上,将抗战与建国并举,以抗战促进开发,以开发支持抗战,贯彻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原则,取得的实绩充分证明了西北建设必须坚持科学指导、理性开发的重要性.

按土地承载力的定义,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土地承载力的增长、人口与环境的平衡是持续的;而土地承载力的阈值性和与之反向关联的生态/环境稳定性的下降,则不可避免地将持续性变为间断性.生态/环境稳定性与土地承载力的反向关联既是土地承载力关于稳定性规定--不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负面影响的内在逻辑推论,又是生态系统发育的理论必然、低稳定性人类系统扩大的历史必然和支持因子彼长此消的物质性必然,且为以土地休养生息为条件的农业文明的兴衰更替史所佐证.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地质矿藏的大规模利用在荫蔽和克服间断性的同时,也把人类带到生态/环境超临界态的极度不稳定域.节制欲望、减少人口是保证生态/环境稳定性,也即将土地承载力控制在对临界态的不超越以避免人口与环境平衡再度间断的根本途径.

土地制度是一个时代命题.在20世纪的中国,以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和以土地公有制为主体的两种土地制度的对峙与冲突是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两条主线.而延续千年的平均主义传统原则和多元复合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成为其贯穿始终的重要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路径依赖、国家设计和集团博弈合力作用的结果.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独特的变迁轨迹有力地说明,农民意愿与国家决策之间的平衡仍是土地制度变迁的重点之一,而"公平"、"平均"的观念仍将是长期制约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

用反切比较法和反切结构分析法重新统计观察<经典释文>首音中重纽反切,可以发现《经典释文》首音重纽反切结构具有两条规律:(1)用A或B类切上字时,切上字决定被切字的重纽归属;(2)切下字的声母类型可以区分被切字的重纽归属.按A、B类上字和非A、B类上字分别考察《经典释文》的重纽反切,仅有0.9%的反切不能区分重纽,这跟前贤认为《经典释文》不能清楚地区分重纽的看法大不相同.区分重纽时,规律1先于规律2起作用,但A、B类上字的区分率(45.13%)远远低于下字声母的区分率(95.80%).因此,规律2是反映重纽的语音内涵的主要规律,规律1是反切和谐的表现.

汉语高频词"也"所指代的概念为"大同小异",在不同的句式中此概念的语义分别为"异畴类同"及"同畴个异".这一"类同"的定位及程度由讲者自己判定.用概念整合理论对含"也"的自然语料进行分析,可以细致地拟构听者的动态认知过程."也"字既携带程序信息,也携带概念信息,听者通过前者的指引可以找到相关的后者.

由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组成的四萧文学群体,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萧衍为首的发轫期、萧统为首的成长期,以及以萧纲、萧绎联袂为首的成熟期.纵观这一嬗变过程,前后将近五十年,几乎贯穿有梁一代的始终.由于"四萧"各自文学倾向的不同,使得这一文学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主张,也随着领军人物的转换而相应发生"崇尚古典--主张通变--追求新变"的改变.同时,"四萧"又凭借他们的强势政治地位及优秀文学才能,各自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展开各种文学活动,从而得以引领整个梁代诗风经历了"古雅清丽--雍容典丽--华艳绮丽"的转变过程.因此,四萧文学群体是梁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组织,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并深入研究.

孟蕴是明初女诗人,其生平事迹和创作一直晦而不彰,诸多有影响的工具书均无其条目.孟称舜是晚明著名戏曲家,是孟蕴同里同族的后辈,曾刊印过孟蕴的《柏楼吟》诗集,且有序,此序为2006年6月出版的《孟称舜集》所失收.孟称舜作有传奇《贞文记》,说的是宋末松阳女诗人张玉娘未婚守节的故事,联系孟蕴未婚守节的事迹,可认为其对孟称舜创作《贞文记》产生了影响,而这一点为过去的研究者所忽视.徐朔方先生认为《贞文记》作于清顺治十三四年,但经考证,《贞文记》原来所署的年款为真实可信.

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海外郁达夫研究,主要以日本、东南亚、欧美三大学界为代表,各各呈现出鲜明独特的视角、特色、倚重和成果,诸如日本学界的实证批评,南洋学界的主情批评,欧美学界的文本批评,都给国内郁达夫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和借鉴的新的信息和方法,亦体现了海内外郁达夫研究的互动和互补.

连接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启蒙者的师者承担了20世纪文学启蒙的任务,富有意蕴的师者形象成为一种身份符号.传统师者形象具有渠道沟通、价值预设和精神导引等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强烈质询传统师者的"道统"观念,又促使承担启蒙价值的新师者的形成.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的高涨再一次突显师者功能,"标本式"、"艺匠型"和"职业型"三种形象类型呈现了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阶段性表达,传递了师者传输启蒙理念的意义和限度.作为承担启蒙价值的文学形象,当下语境中的师者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何以为师"、"对谁言师"和"如何为师"这三个问题叩问了师者的存在基础、传授对象和立场姿态.

人名隐喻是《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之一.小说的人名同时投射到人物形象、性格及作品的主题等较抽象的概念上,使人名在一定语境中兼而实现了称谓功能以及表现人物与主题的文学功能,成为颇具特色的文学隐喻.一部作品的主题、人物等文学因素是人名隐喻赖以生成的环境因素,也是其存在的依据,和文化语境一样,制约着人名的文学解读与翻译.文化和文学语境交织存在,有时会发生冲突.文学语境与人名隐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上述观点为霍译本的人名意译策略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并赋予文学作品的人名翻译评价以新标准.

《酵母》表面"破碎"的形式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艺术上的无能.金斯利的技巧就是用貌似不连贯的叙述来表现他对支离破碎的维多利亚社会的体验.他那"破碎"的行文风格是小说的主题--在破碎的世界里寻找精神归宿——的完美体现,它使主题的效果和意义得到了扩展.小说中高度组织起来的凌乱体现了一种艺术风格,它旨在取得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向常人自以为是的信念和假设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