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体论本质上不是一个认识论和社会学、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现象学问题,它是首先以美的现象学本体论为基础,将审美现象的社会历史前提和物质条件全部都放进"括号"内存而不论,直接从美感中直观到的现象学本质的理论.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这是美的本质的现象学定义,它具有"作为自我意识的情感"、"作为情感的美感"和"作为美感的情调"三个层次.艺术则是"情感的对象化",它的最普遍、最贴近"人学"的方式就是文学和诗.诗是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是隐喻,语言作为"存在之家",既是"思",又是"诗".文学是最直接表达了艺术本质的一门艺术,用中国传统美学的术语来表达,文学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景语"之上以便传达的"情语".

后现代语境,既是一种看待问题方式的转变,又是与现代性语境的一种新的关系.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有赖于三个维度的彰显: 首先,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文学的事实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知识得以建立和展开自身的前提和保障,而价值评判和价值追求,则体现文学理论的创造品格和人文气象.两者的结合是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基本规定;其次,实证与思辨的统一.实证与思辨的统一根源于作为研究方法的实证与思辨应用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中各自的优长与局限,实践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第三,揭示本质,慎谈规?关键是要对本质采取一种科学的符合对象自性的方式,而不是将本质凝固化、主义化.文学理论还要破除对发现规律的执迷,还文学研究以地方性的、语境化了的知识叙述.

"理论联系实际"长期以来不但遭致习惯性的简单理解,而且也被学界许多人视为中国文学理论建设获得有效性的出路.但这种看似习以为常的观念却隐藏着三点缺陷: 首先,它把"理论联系实践"偷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即把动态的、价值性的"实践"概念偷换成了静态的、事实性的"实际"概念,相应地混淆了经验的不同内涵;其次,它夸大了范式观念对人文学科的适用性;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它有消解知识分子反思与批判使命的危险.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应避免不加分析地变成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只有在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文学理论才是联系文学实际的.

文学理论界近年来盛行消解理论的不良风气,这其实是对理论的误解.理论的核心是观念的问题,观念的性质不仅是认识的,而且也是实践的.理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是反思的和批判的.要使文学理论在现实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最根本的就要在建立我们的文学观念上下功夫,以求为我们对现状进行反思和评判确立自己的思想依据.文艺批评的价值迷误表明,由于文学理论研究完全放弃了对文学本质、文学观念等根本性质问题的探讨,致使文学批评失去了自己的理论立场、眼光、原则和标准.

在中国六城市中,基于研究对象的自主重要性,可以把休闲制约因素分成相对清晰的八种类型.而且,较之于社会心理学抽象地把休闲制约因素分为诸如"个体内部的"或 "结构的"等制约因素,以民族志学的方法所提供的休闲制约因素对各级政府官员和休闲服务行业更有价值.今后更多的研究应该需要清楚地把休闲制约因素重新分类,即基于研究样本所提供的信息(民族志学法)而不是被研究者强加(社会心理学法)去分类休闲制约因素.

随着经济水平和信息技术的提高,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RBD)已在城市旅游中迅速发展,并成为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在不同区域,RBD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长三角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三处游憩商业区为: 上海城隍庙/豫园RBD、南京夫子庙/秦淮河RBD及杭州清河坊RBD.三地在影响游客体验方面的共同因素为游客融入度和RBD互动参与性,两者对于游客体验的愉悦度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但在具体影响程度上,三地又各有不同,其中上海城隍庙RBD大于杭州清河坊RBD,而南京夫子庙RBD则略逊.此外,三地还各自受其他不同因素的影响,如环境与服务质量、文化氛围等.而在深化RBD游客体验方面,最主要的还是从提高游客融入度和RBD互动参与性两方面入手,而提高参与性项目质量、塑造独特的主题形象和传承当地历史文脉等又是其中的有效途径.

作为批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之一,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对辜鸿铭的话语资源背景不熟悉,对其话语理论缺乏了解,以及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而且刊发于口岸外文报刊.迟至今日,仍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必要地"强调"辜鸿铭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则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应有的"盲点"或文学-文化视野上的缺陷.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欧文·白璧德、<学衡>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批评的话语资源背景以及实践语境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这种思想的关联性的被"发现",不仅将有效地平衡"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叙述,而且还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上推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辜鸿铭那里,并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性.

金代南渡之后,文学风格大变,由明昌、承安时期的浮艳嬗变为贞祐之后的奇古、风雅.这与金代后期士人对章宗后期政治的反思以及蒙古入侵、金国衰落、权臣干政和宣宗、哀宗两朝渴望中兴等金代后期政治生态有关.由于学养和人生际遇的不同,文学革新的阵营分离出重学养、主师古、倡导中和之美与重天赋、主师心、追求奇古险怪风格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群体.

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大规模传播到了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汉文小说创作的全面兴盛.中国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东亚各国汉语学习的旺盛需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学习尤其是汉语口语学习便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得以在东亚各国广泛流传的重要契机.对中国体制的模仿及文化崇拜,给中国小说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机会,也为东亚汉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创造了契机.正是在吸收和改编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朝鲜、日本及越南的汉文小说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本土文化特色.

《贞文记》,据卷首“题词”,成于明崇祯癸未(1643),徐朔方据孟称舜任松阳教谕的行历,考定其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或略后；今传祁彪佳之《孟子塞五种曲序》,实即《贞文记序》,祁氏卒于顺治二年(1645),故此序属于伪托.邓长风则据董康所记述的久保天随旧藏本,认为徐说不能成立.今人多从邓说.笔者目验今存于台湾大学的久保氏旧藏本,认为它与《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之影印本为同一版本,唯尚存封面及祁彪佳"叙".邓氏之说,系误读董康之语而致;署祁彪佳撰之"叙",确系假托,但当是得到孟称舜本人的首肯,甚至可能即出孟氏自撰.

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等人于1671年在广州将"诉状"、"康熙圣旨"等12篇与"康熙历案"相关的文书编印成中拉文对照的文集Innocentia Victrix(《无罪获胜》).初看,该文集只是一本"康熙历案"的卷宗.然而,如果以语言学的视角审视全书,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本来华传教士的专业汉语教材.时代的变迁和政权的更迭,导致了明清官话语音的嬗变,加之"康熙历案"迫使传教士停止了传教活动,客观上使他们有了充裕的时间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上,从而促使在华耶稣会编辑刊印了这本汉语教科书.此教科书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汉语官话语音,而且也反映了17世纪中后期中西语言接触之实况,颇具语言学史料价值.

北周隋唐官品结构中存在一类基本品阶,称为本阶或本品.它是官员在官僚等级制度中用于迁转的基本阶级.其品阶名号原是负有实责的军官职位,逐渐虚衔化之后成为散秩,更由散秩发展为稳定且连续的品阶序列.本阶与职事官勾连,其进位授阶意义强于其他品阶.在北周隋唐不同历史阶段,本阶经历了功能混融、层级分化与文武分化的发展.

西耶斯神甫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对大革命的进程以及近代法国民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西耶斯的代议制理论及其政治实践体现了18世纪法国人对代议制理论认识的高度和限度.一方面,他把劳动分工原理引入政治领域,赋予代议制政府以一种不可辩驳的现代性;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影响,主张建立一院制议会并赋予它以一种绝对的权力.西耶斯对代议制政府认识上的模棱两可,使之无法在人民主权和代议制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平衡.这是革命者建立代议制政府失败的哲学根源,也是近代法国政治现代化不得不再三面对的困境.

有些学者认为,北方和西方的邻族和邻国称"中国人"为"秦人"的做法一直沿用到晋时.该观点以《辞海》为代表,它的例证是<法显传>.这个问题连研究《法显传》的章巽先生也没有细究.但是,仔细研读《法显传》后发现,法显在称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中国存在多个政权)时,概念使用极其严谨: (1) 称北部中国为"秦"(源于十六国的"前秦""后秦",而非"秦国""秦朝");(2) 称南部中国为"晋"(源于"东晋");(3) 泛称全中国则为"汉"(源于该时期以前的统一王朝),在个别情况下为"中国".在第三种情况下并不使用"秦"的概念.由此可见,在汉语典籍中,当时并没有以"秦"来称"中国"的用法.《辞海》等的观点是没有仔细研读原著造成的.

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认为,孝宗末年出现了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在两大集团斗争中,姜特立代表新皇权,充当了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是职业官僚派的幕后主持人.为此,余氏试图证明与姜特立有唱和的黄正言就是攻伪学甚力的黄抡,但有证据表明,黄正言乃是名列伪党中的黄度,这就恰好证明姜特立与理学集团的交好,而使余氏的立论完全落空.余氏还列出攻伪学人之中有数位与姜特立有唱和,以具体说明姜特立确实网罗了一批官僚,发挥了桥梁作用,但姜特立与伪党之人也有友好往来,故其说难以成立.姜特立既遭受过理学集团的排挤,也遭受过官僚集团的打击,这都说明姜特立不足以代表新皇权,而只能代表他自己.

《周礼》中庙享"前期十日……卜日"的仪制,与西周金文及《仪礼》等文献中的记载吻合,关于主持卜日的职官,则《大宰职》和《大宗伯职》二经所述重复龃龉.从《周礼》中可以钩稽出取龟、选龟、衅龟、攻龟、开龟五项整治卜龟的工序以及陈龟、贞龟、定龟、视高、命龟、作龟、占龟、系币八项天子庙享卜日的礼事,其中取龟、选龟、衅龟、攻龟、开龟、命龟、作龟、占龟、系币九项均能从地下出土实物和出土文献中找到可靠的依据;陈龟、贞龟、定龟、视高四项可以在《仪礼》、《礼记》等载籍中得到佐证;衅龟、开龟、占龟诸项与殷礼有着明显的不同,与周礼则彼此契合.这不仅证实了《周礼》中有关龟卜事宜的具体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而且还说明了龟卜礼仪当属周礼内容.

陆心源《仪顾堂集》有四个版本:八卷本、十二卷本、十六卷本、二十卷本四个版本,各个版本在收录文章的写作下限、编修与刊刻的时间、地点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收录文章的总数和部分文章增删修改的情况,不仅反映了陆心源由热衷试举到关心史籍文献的学术变化轨迹,而且也显示了他作为藏书大家收藏群书的过程.

有关《诗经》中《齐诗》的传授情况,前贤今哲的相关著作只是简略地提及,经学专著只有简略的、仅列人名的传授表,俱无考证内容,且彼此说法不一.根据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以整理出来的<齐诗>传授情况如下:始授者为辕固生;第二代传授者是通五经、明阴阳的夏侯始昌;第三代传授者是开创了用专著来授徒的后苍和孙氏;第四代传人为匡衡、翼奉、萧望之、白奇,他们大都身居高位,使《齐诗》发展达到了最高峰;第五代及以后的传人主要分三个群体:与王莽关系密切的满昌及其弟子张邯、皮容与马援;受到王莽重视的师丹及其弟子班伯、班固;见证《齐诗》由盛至衰的经学世家:伏理及其弟子.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确保教育机会均等是促进教育平等、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因素.教育机会是指人们通过办学和施教使个体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教育平等是不同个体之间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方面的相同性.教育机会均等是指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可能性的相同性.教育机会均等可以分为平等的利用和平等的起点,形式上的教育机会均等和实质上的教育机会均等,个体起点的平等、中介性阶段的平等和最终目标方面的平等,入学方面的均等和继续在学校读书的均等,作为向才能开放的前途的平等和作为公平机会平等的平等.教育理念是人们追求教育的理想.为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人们有必要遵循以人为本、以民主主义为本、以权利为本、以适合的教育为本的理念,以及基于平等和差别对待的理念、教育机会平等优先和教育结果平等其次的理念、法律上的教育机会均等优先和事实上的教育机会均等其次的理念.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政策目标,有必要在教育组织和结构分化制度、教育分流制度、教育筛选制度、考试制度、评价制度、资源配置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努力完善全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高校组织内部和外部利益结构复杂化、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处于不和谐状态以及思想文化多样化是当前和谐校园建设所面临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下,结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要求,高校党组织应在校内外各方利益均衡协调、通过组织建设构建行政权力和学术合理结构,以及吸收多元文化营造自由的文化发展氛围等三方面发挥作用.

15-17世纪,西方大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耶稣会高等学校遍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以耶稣会高等学校"西学六科"为基础的大学学科体系,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高等教育在学科及课程设置方面的基本特征.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伴随着"西学六科"的导入,西方大学学科体系传入中国,对明清学术和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也成为西方高等教育传入中国的滥觞.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民族危机与人格危机普遍弥漫于国民心中,这场危机的实质可表达为近代中国人产生了民族和人格的"认同危机".如何解决民众的"认同危机",构成了当时一些先进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重大问题.清末"维新派"的"新学"、"新政"与"新民"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与革命"之论争;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先进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与新人说"的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界"国民性改造的三种主义"的主张等等,这些变革与主张尽管在时间顺序上有阶段性,也存在一定的叠加和交叉,却清晰地表明了此时期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从传统教育思想的瓦解到"新民"教育主张再到"国民性改造"教育主张以及如何改造国民性的主义之争.

姜夔在青年时期曾与合肥一位擅弹琵琶的歌女相恋.夏承焘先生<合肥词事>一文,对姜夔此段情事进行了详尽的考索,并指出姜夔词中之梅花意象与其离别之时正值梅花盛开有关.近有陆红颖《姜夔梅词缘于西湖情事补正》一文,对夏先生的观点提出异议,并继而提出姜夔的梅词与其西湖情事有关.然其文中对于相关史料的理解有误,姜夔有西湖情事的观点并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