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主义的缺点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非效用主义者的哲学家之反对 ,从统合效用主义的观点来看 ,这些缺点或是对效用主义的误解 ,或是只限于某一种形式的效用主义 ;另一类是许多经济学家所感受到的困难 ,也是统合效用主义所能解除的或是极少实际存在的。从缺点和困难之来源 ,可将其重新分为三类 ,即由效用理论所引起的困难、由价值理论所引起的困难和由作为一种伦理学的效用主义所引起的困难。这三类困难都是可以解除的。统合效用主义的三项特色为 :修正的VNM预期效用理论之特色、主观主义的价值理论之特色和统合效用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之特色。效用主义有九项优点 ,其中七项是所有效用主义共有的 ,而第八、第九两项则是统合效用主义所独有的。修正的效用原则与行动效用主义的原则相似 ,但增加了三条但书。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盛庆先生创立的统合效用主义理论是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评、继承和创新 ,这一理论与现代经济学有关“社会困境”和“社会偏好”的前沿研究相契合 ,也与伦理学有关“实然”和“应然”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契合 ,是一个“统合”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特别是盛庆 先生在统合效用主义理论中提出的“道德满足感”这一范式 ,可以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把经济学的最大化方法推演至人类整体行为模式 ,包括道德行为和利他主义的分析 ,从而为解决现代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 ,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 ,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 ,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 ,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宪法的民族观应当呈现出多层次性 ,即主权民族、自决权民族和自治权民族。自宪法诞生以来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的谱系 ,因此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 ,应当表述“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同样 ,无论当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状况如何 ,都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建构着各自的主权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我国已从实质意义上构建了主权民族———中华民族 ,但尚未从宪法上予以确认。“中华民族”入宪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等基础已经具备 ,因此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保障国内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华民族”入宪势在必行。

县市域总体规划具有典型的公共管理特点 ,鉴于我国发展阶段的不同 ,其主导职能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 ,从公共管理视阈审视 ,制约县市域总体规划的根源是区域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主要是权利博弈下地方主义与机会主义主导的纵向竞争、横向竞争过度引致的负反馈效应 ,以及内部竞争中多元利益主体对空间利益的争夺。针对“利益冲突”问题 ,当前县市域规划应以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为理念基点 ,采取以下对策 :以公共利益为核心 ,重构规划价值体系 ;重构规划编制体系 ,以协调纵向利益 ;整合区域战略资源 ,以协调横向利益 ;建立全域空间分区及管制的约束机制 ;优化公共物品的供给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高能源效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能源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效率评价”和“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两个层面。基于单要素生产率结构的能源效率指标没有考虑其他投入要素的影响 ,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结构的能源效率指标则将“单投入”扩展为“多投入”结构 ,考虑了不同投入要素间的配合 ,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效率内涵。但这两种评价指标均忽略了污染物产出 ,从而导致了对能源效率一定的高估。此外 ,能源效率的变动可以用经济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制度变化等因素来解释。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将会集中在能源效率变动的微观机制、考虑污染物排放的能源效率评价上。

贯穿萨义德文学批评活动的两个关键词 ,即“流亡性”与“现世性”,这是萨义德文学批评的重要基因密码 ,它们生成了萨义德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和立场 ,并由此延展开来 ,进一步形成萨义德对待作者、文本、读者、善和美等常规问题时的处理方式。萨义德最终将他的文学批评概括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但这并未能解决和超越他作为批评家自身的悖论 ,即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冲突 ,因此 ,需要从正反两方面来客观看待他的文学批评。

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和喜剧中 ,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节制忍耐与仁慈博爱 ,水乳交融 ,基督教文化在剔除了极端的禁欲主义成分后显示出自然人性的活泼与亮丽。早期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 ,又仰望上帝的恩典 ,把耶稣式仁慈宽厚的秉性赋予了人间的帝王。中期的悲剧一方面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 ,另一方面又以宽厚、仁慈、博爱作为映照是非善恶之明镜 ,在道义上鞭挞邪恶。晚期的传奇剧更是在仁慈、宽厚、节制、博爱等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中表现了对人类的理想与希望。莎士比亚的创作集中表现了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的融合 ,其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比以往我国学界所理解的要丰富得多。莎士比亚的创作把中世纪时代的“旧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了一体。

现代性的展开既是一个历史事件、一种现实进程 ,也是一个文本事件、一种话语建构。从逻辑和历史兼顾的原则出发 ,可将荒岛叙事视为现代性展开的一个初始场景。荒岛叙事打开了一系列与现代性有关的褶子 ,它既是现代性主体塑造的起点 ,也是现代性自我建构的归宿。荒岛叙事中的海难事件 ,是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初始场景—褶子。一个孤立无助的个体被抛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岛屿上 ,正是现代性主体本身的象征。与此同时 ,荒岛叙事也建构了西方的“他者”———同时被剥夺了土地和表述权的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荒岛叙事中建构的乌托邦—反乌托邦空间体现了现代性对理性和秩序的追求 ,但后者最终又成为其自身的反面 ,包含了肯定和否定、批判和赞美、追求和怀疑等诸多矛盾和反讽的因素。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宋代“别籍异财法”经过真宗、仁宗、孝宗、光宗等时期的多次修改 ,逐渐确立了子孙的财产权。自太祖直至仁宗初年 ,多以特别法的形式修正“别籍异财法”的生效时间与量刑 ;仁宗景祐四年 ,法律承认“非因祖父母财及因官自置财”为个人所有 ;孝宗时著令承认子孙的财产权 ;光宗时又对此法令稍加限制。促使“别籍异财法”发生演变的两大原因是差役和家庭财产纠纷。考以史实 ,“别籍异财法”在社会基层的实际推行效果并不理想。

康与之 ,南宋著名词人 ,而枟宋史枠无传。枟全宋词枠康与之小传较简略 ,且有讹误 ,兹予补正。要点如下 :与之 ,原籍西京登封县(今属河南)。家陈州宛丘县(今河南淮阳县) ,遂为宛丘人。枟四库全书总目枠及枟全宋词枠以其为“滑州人”,误。生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前。非秦桧门下十客之一。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后 ,摄淮南西路安抚使司幕职官。二年 (1128)十二月 ,犹在此任。约绍兴七年(1137)前后 ,曾监临安太和楼酒。坐盗库钱等事免官。八年 (1138)七月至九年(1139)三月间 ,曾任湖州(今属浙江)检察御书。十五年(1145)正月 ,除籍田令。四月或稍后 ,阶官改宣教郎。绍兴十六年(1146)五月前 ,阶官已至右承务郎。五月 ,监尚书六部门。十七年(1147)九月 ,为军器监丞。十八年(1148)六月 ,罢 ,与外任宫观。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前 ,已任福建路安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 ,阶官为右承事郎。十二月 ,除名勒停 ,送钦州(今属广西)编管。二十六年(1156)六月后 ,始抵钦州。二十八年(1158)三月 ,移雷州(今属广东)编管。四月或二十九年(1159)三月 ,移送新州(今广东新兴)牢城收管。又移广州(今属广东)。卒于孝宗淳熙四年(1177)后。枟四库全书总目枠谓其著有枟昨梦录枠,误。枟昨梦录枠作者实为其弟康誉之。

公孙龙的枟指物论枠是一篇研究指称性质和功能的文章。枟指物论枠中的“指”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一是指称行为 ,二是指称对象。“物”也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一是指潜存的不可判分的存在之场(混沌) ,二是指具体有形之物。公孙龙又进一步区分了指称行为的两个方面 :作为可观察到的指向动作与作为不可观察的分殊行为。当我们指向潜存的不可判分的存在之场 ,被指的那个域就与其他东西区分开来 ,成为具体有形之物 ,这便是作为分殊行为的指称行为。很显然 ,凡具体有形之物 ,都是指称对象。作为分殊行为的指称行为不是指称对象 ,而是具体有形之物成为可能的条件。但作为可观察到的指向动作的指称行为却是指称对象。

海德格尔从哲学探究的角度出发 ,对哲学和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 ,逻辑是关于一个语句的意义和判断的内容的。数理逻辑的发展使逻辑丧失其重要性并且远离了本体论的讨论。哲学逻辑并不是一门新科学 ,而只是实现了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的对于传统逻辑的刻画。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和逻辑思想可以得到的基本启示是 :我们在进行哲学逻辑以及逻辑哲学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理念 ,即逻辑是需要哲学来为其辩护的 ,逻辑的研究要有一个哲学的基础。哲学逻辑是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 ,在应用的过程中哲学理念已经深深地灌输进去 ,哲学与逻辑已水乳交融 ,两者的联盟使得各自的学科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枟诗经枠“四言体”的结构呈现为一种“二二 ?四”式语音—节奏框架。其压模范围覆盖了周代诗乐舞诸范畴 ,形成了汉语四言结构的“绝对压模”时代。“诗体”的典范———枟大雅枠诗组规整的句式 ,其实是周代“双音钟”制约下的雅乐节奏的折射。而雅乐节奏的源头 ,则是文王时期所创的井田耦耕节奏影响下形成的岐周民谣的节奏框架。“诗体”的存续归根结底要依靠井田制的有效运行。而庞大的井田制 ,其根基其实建立在小小的木质农具周耜之上。因而 ,当战国初期“中国铁器时代”到来之时 ,井田崩溃 ,雅乐亡佚 ,“诗体”也走上了消亡之路 ,汉语四言结构的“绝对压模”时代终告结束。

枟左传枠共出现可活用作动词的名词 89个 ,使用次数共 227例。名词的意义类型有军事、制度、器具、服饰、人伦、植物、方位等 11个大类。活用与本用在意义上的关联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并在语用上满足了先秦文本表达的特殊需要。由此可见 ,在古汉语尤其是先秦汉语中 ,活用是一个常见而有特殊价值的言语现象 ,也是训诂学以及古汉语教学应该重视的现象。

运用构式语法可以对现代汉语中的一些特殊句子(如“一锅饭吃十个人”)作出新的概括和解释。这类句子例示或详述的是双数量词构式。此构式的形式为 :含数量词的名词短语1 +动词 +含数量词的名词短语2 ,构式义为量供求平衡 ,即可供给量大于或等于需求量 ,供求相抵 ,需求得到满足。局部构式义的激活和表征涉及具体的转喻和隐喻 ,而构式的整体认知运作与容器概念隐喻有关。双数量词构式对进入其内的概念实体有约束和压制作用。构式凌驾于动词原义之上 ,对与构式义相违的动词实行禁入 ,对其他动词有一定的宽容和妥协。运用言语使用理论可对此构式的形成和使用加以解释。引入这一构式有助于解释汉语学界长期讨论的两个问题 :主宾的可易性和施事宾语问题。

“使”字句的事件结构由表致使关系的和表描述结果的两个原子事件组成。前一个事件中的谓词“使”不但决定了该事件的致使性质 ,而且使得“使”字句的整个句式表示的是致使性质的事件结构。“使”字在事件结构中可以有颗粒度或粗或细两种描写方式 ,前者强调对“使”字语义的概括性 ,后者突出“使”字的词汇特征。实际书面语语料中出现的“使”字句可归纳为两种基本句法格式 ,但是这两种格式可以在语义上一致性处理为表致使的事件结构。“使得”句可以看做是“使”字句的变体形式 ,因此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描写方式也适用于“使得”句的情况。运用新戴维森分析法来描写“使”字句的事件结构 ,不仅能够准确、规范地刻画出“使”字语义内容及整个“使”字句的句式语义 ,而且丰富了传统逻辑描写自然语言的手段。

唐代避讳以形体的改变为重点。俗字的流行促使帝王名讳用字的规避范围逐渐扩展到俗字 ,不仅讳字的俗写字形要避讳 ,形体上与讳字有关联的部分俗字也在避讳之列 ,从而产生了唐代特有的俗字避讳现象。从根本上说 ,这是避讳制度与俗字形体同时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必然产物。北宋以后 ,伴随着避讳重点的转移、雕版印刷的盛行 ,俗字避讳失去了产生条件 ,最终趋于消亡。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钱塘才媛沈善宝后期的文学交游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随宦驻京时期 ,二是随宦赴晋时期。在京师时 ,沈善宝的生活相对稳定 ,文学交游最为活跃。随宦赴晋后 ,沈善宝的行迹似乎不太稳定 ,曾游走于并州、朔平、汾州之间 ,此时的文学交游则颇有“失焦”的表现。作为江南才媛随宦北地 ,沈善宝既与京师才媛积极交往 ,也仍然保持着与江南才媛的密切关系 ,体现了勾连起南北两地才媛诗群、交融南北才媛文学/文化的意义 ,表明道咸年间的才媛进一步获得了较大活动空间。这些变化显然与时代的演进发展密切相关 ,昭示了当时的才媛已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渐进过渡。

“云间三子”是明末清初松江地区以陈子龙为核心、以李雯和宋徵舆为羽翼的一个文学群体。这个文学群体积极地展开文学活动 ,从诗到词 ,从创作到理论都多有建树 ,从而推进了松江地方文学的兴盛 ,使天下士子为之注目。“云间三子”文学群体于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十年(1637)逐步形成 ,尤其是崇祯八年(1635)、九年(1636)以及崇祯十年陈子龙奔丧归里之后至年底这段时间 ,陈、李、宋交往最为密切 ,文学活动最为频繁 ,作品频频结集。“云间三子”的形成在松江地方文学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 ,它打破了几社社课诗的沉闷局面 ,促进了云间派诗歌的兴盛 ;其次 ,它创立了云间词派。“三子”词合集枟幽兰草枠的结集刊行 ,标志着云间词派的形成。经过“三子”的努力 ,云间词派成为明清词学革新的先驱 ,为清词全面复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