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安全内涵的不同视角,导致了不同的安全实现的可能性限度."优态共存"的安全哲学新理念源于<易经>"保合太和"的安全思维,合于"建构主义"的安全理论."优态共存"倡导"和合共建"的安全模式,以超越"隔离防守"、"进攻拓展"、"结盟协作"的安全模式及其相应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并为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确定重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与"全球安全"的价值取向.

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视野促使各国更加重视建立国内文化创新战略与对外文化交流战略的良性互动.各国在政治文化上的"新本土意识形态"与"跨国意识形态"共建,在语言学习和传播上的鼓励多元一体化以及在国民教育体系上的普遍开放和改革趋势,都可以为我们创建文化安全的中国战略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德刑法在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分类及类罪名上有差异.在具体罪名的设置上,德国刑法要比中国刑法细致得多,特别是确立了"危害和平罪"与"危害民主法治国家罪"两个罪名,值得中国刑法借鉴;而中国刑法中确立的"分裂国家罪"与"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是否能够由非暴力方式构成上与德国刑法的规定有着差异.当中国刑法将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及国旗、国徽的行为予以普通刑事化评价时,在德国刑法中却将此类行为视为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在法律评价上显得更为合适.两国刑法均将言论与文字的形式作为犯罪行为的表现之一,表明对言论治罪并非社会主义国家刑法所独有.在"叛乱罪"与"叛国罪"的构成设计上,两国刑法规定也是各有所长.

国际安全是国际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因而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最突出的安全威胁,它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促使各国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各国政府调整安全战略、国际社会加强安全合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构成了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方面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出新的特点,它不仅弱化了联合国的作用,破坏了全球的稳定,使地区问题更加复杂化,还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条件,因而依然是国际和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包括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实践上的先进性两个方面,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需要用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标准来检验;党在实践上的先进性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用具体、物化的标准来检验.而且,党的先进性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了党的先进性也具有特定的价值标准.因此,党的先进性的检验标准是实践标准与物化标准的统一,客观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其中,实践标准是基础,是我们认识、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理论前提;物化标准是核心,价值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党的根本政治标志.

实现规划决策的民主化,有必要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性别作为规划决策的一个重要参考点,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决策过程主要包括体制上的准备、研究与分析、政策发展以及公众参与等阶段,如何将性别观点融入到以上四个阶段,是实现民主决策的关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物权法(草案)》已明确界定用益物权性质的农用土地利用权名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该《物权法(草案)》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条文设计存在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概念未界定、标的物规定不甚明确、设立方式规定不科学、变更不尽合理和全面、承包地收回和调整不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种类不齐全等问题.应吸收并借鉴国内理论研究之成果和国外永佃权、用益权等用益物权法律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条文设计并予以修改,内容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标的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

农民合作组织已被视为中国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路径.在全球化背景和市场竞争环境下,合作社面临着多元的挑战和机遇.就国际经验而言,合作社发展的深层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对合作社本质规定的尊重和改革的平衡.而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当务之急是通过加强合作社内部建设和加快立法进程以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新公共管理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政府管理新模式,主张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来提升政府绩效,是经济理性在公共领域的传播和对传统公共管理的改革.这场改革的理念主要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因此,通过对新公共管理所依托的经济学理论的考察,剖析经济学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经济学对于新公共管理的意义.

薪酬体系及其效果问题是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一大难点,也是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首先,薪酬激励研究的理论基础分为工资理论和激励理论两大类;其次,能力工资、宽带工资和可变薪酬是新薪酬体系形式,有效薪酬体系必须与组织背景相匹配;第三,有关薪酬体系的效果研究结论存在争议;第四,薪酬体系与组织匹配研究偏向理论探讨,缺乏实证分析;第五,美国企业的薪酬管理模式是否适合中国的企业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同时,薪酬体系的效果研究需要引进"整体报酬"概念,除薪酬外,还需要考虑其他的非货币形式的激励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资本提供者-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风险企业"之间的激励约束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风险投资机构主要采取了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目前,我国各省市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基本为事业型公司制,这一方面很难解决风险投资提供者与风险投资运作者之间的产权代理关系;另一方面导致较高的运行成本,使代理者与被代理者双方在投资运作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建立有限合伙制的风险投资机构,解决风险投资提供者与风险投资运作者之间的激励约束问题,是目前我国风险投资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都具有反身性.但两者的反身性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不仅影响知识研究的方向和效应,还可能改变理论命题本身;而后者更多的是对知识运用效应的反思,研究内容相对独立于社会的主观渗透.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社会变量的渗入程度和研究对象的各自特性.

哲学社会科学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事关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盛衰和高等教育的成败;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是立国、治国之本;哲学社会科学最能表征各民族鲜明的个性,体现一个民族的品格,是民族盛衰之学,是民族文明之魂;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体化是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来看,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比较优势,是建造世界一流大学之根基.

新时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对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的质疑与批评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进程.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在论争中恢复了主导地位,并在意识形态等基本概念的界定、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辩证关系、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审美意识形态论对文艺的本质作了系统深入的探究,较好地解决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的冲突,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形式与内容、情感与理智、表现与再现、人性与阶级性等矛盾关系,但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的融合等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英国人非常重视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但他们对于这一自由价值的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对此加以法律上的保护也是逐步发展的.到目前为止,英国对媒体的控制仍然有较严厉的法律规定,不过,政府当局却很少使用这种严厉的法律来限制新闻出版自由.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保守的英国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压力,并已经着手缓慢修正原有的法律条文.他们的思考是全面而深刻的,行动也是相当谨慎的.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来说,英国的范式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从侵权法的角度考察,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违法归责原则属"主观违法",这一认识可以克服违法归责原则的局限性:将违法视为行政机关对各类为其设置注意义务的法规范的违反,从而扩大了违法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但该原则仍然存有无法克服的局限.在分析法学的"主客观法律秩序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过错归责原则意味着对主、客观法律秩序的双重违反,而无过错归责原则仅仅是对客观法律秩序的违反.完善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根本出路,在于以过错归责原则取代目前的违法归责原则,并将无过错原则确立为辅助性的原则.

中国法律人形象的模糊性和暗昧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答已经影响到中国法学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美国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的尝试值得借鉴.德沃金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完美的法律人形象"赫拉克勒斯",该形象在德沃金主要论著中日臻完美.通过比较德沃金法理学和其他当代法律理论,本文探讨了德沃金法理学的优点和缺点,从德沃金法理学思想尤其是他的理想法律人观念引申出建构中国理想法律人共同体的建议,以尝试回答当代中国法学正面临的相应问题.

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客观存在,但我国处理银行危机的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处理措施单一、制度设计过于简略、对个人的存款利益保护不充分等.国外许多国家银行危机处理措施除了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外,尚有最后贷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险制度两种保障措施.我国完善银行危机处理的措施在于完善接管重组制度,构筑必要的应急措施,收购兼并制度、破产制度,谨慎实施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手段,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在医患强制法律关系中,医疗机构基于法律的授权,除了具有一般医疗的权利和义务外,还可行使一系列医疗强制权利(力)和措施,强制患者接受治疗.这是公权力的行使,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特别权力关系.在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医疗机构处于行政主体(公法人)的地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具有强制性.

企业家通过特定的网络获取信息和资源并进行学习,是提升企业家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家网络的类型也不同,如何借助网络的优势构筑不同的学习模式来应对和处理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是具有现实背景和理论价值的课题.应对此,提倡和支持企业家的学习行为,为企业家自身学习和成长构建一个基础的思维平台.尤其是中小企业在从创立期进入成长期的过渡阶段,应主动完成企业家网络的演变,利用网络优势解决中断时期的关键事件,促成企业的跃迁.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自古以来,人一直在意义的创造和建构中构建着自己的家园,构建着人类安身立命的场所,即人在意义的创造和建构中居住着,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命题.意义的呈现是居住的必然结果,去居住是意义产生的动因,二者互为因果.意义的结构、范围和层次以及意义的稳定性与流变性均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人达成居住的一切物质和精神需求.从意义的角度来解释居住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人类达成居住的过程,以及因人的居住而形成的物质环境的内涵;有助于在当代无共同标准、无主流价值的多元化建筑现象中,把握建筑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建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被整体地、系统地、本质地理解和阐释.

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又名施伏量,曾化名为方国昌、光亮、文亮以及CT等,浙江金华人,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知名学者.本文主要对施复亮研究的学术价值、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的梳理与分析.
　　一、关于施复亮研究的学术价值
　　施复亮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因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而被迫辍学离家,从此开始步入社会.从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到创建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积极改组国民党、从呼吁民主抗战到倡导中间路线,都有他为之不懈奋斗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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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我国高等特殊教育领域中,有关聋生心理素质培养的实证研究较少,致使高等院校的聋生心理培养缺乏可资借鉴的操作方法.本研究在认真分析聋生心理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根据心理学和体育学科有关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通过高校体育教育对聋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期获得培养聋人大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有效方法,最终使这些学生基本达到正常人应具备的健康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