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是由传统的诗文评发展而来的.20世纪以前没有"古文论"的称谓,有的只是"诗文评"(见<四库全书总目·集部>),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存活于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事实确乎如此,我们看到,不仅唐人评唐诗唐文、宋人评宋诗宋文属于当时的文学批评,即便宋人评唐代诗文或明清人评唐宋诗文,皆是为自己时代的文学创作构建范型,亦属当代性文学批评.……

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理论界,还从来没有像"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的讨论持续这么长久.有的学者想以"伪命题"的说法终结这场讨论,但事过几年,还是有认真的学者重提这一问题,并从中西文论融合的角度论述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重要意义及其可能①.……

自笔者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以来①,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

一
　　对中国文化进行基本判断时,必须观察她面对外来文化时所作出的抉择.中国儒道传统与印度佛教的交涉,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比较案例.那是一个改变了中国文化品格的重大事件.就中国文化史而论,比较并非一个近代的命题.汉魏晋以后的历史(包括各种专门史如文学史)之研究,学者如果仅将其对象圈定为中国传统文化,那就错了,因为那已然是佛教熏染下的传统.仅以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为例,缘起于佛教者占其半.……

新世纪中国文论开始有了"回家"的冲动,产生了我们的乡关在哪里,我们的文学思想传统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由于西方文学观的巨大冲击,真正具有丰厚本土资源、富于文化"乡愁"的游子情怀,又兼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文论成功人物并不多见,而徐复观正是这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

根据对中西方人格概念的词源和内涵的分析,人格内容可划分为四个不同层次,包括个体的外显行为、内心体验、动机和神经生理基础等四个方面,不同层次之间存在密切的交互关系;文化对人格的不同内容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由于对行为含义观察角度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人格结构的特点也是对文化意义的直接反映.以后的研究应关注文化对人格、行为和适应之间关系的影响.

文艺人学是在文艺学和人学两个学科的知识背景下生成的文艺研究学科,是"文艺学和人学的融合".文艺人学有着独特的学科定位以及特殊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研究方法.文艺人学的构设既有理论的合理性,也有逻辑的合法性;它的生成既是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需要,也是文艺学建设的内在要求以及文艺学自身逻辑运动的必然结果.文艺人学的发展一方面需依托文艺学研究的现代成果,另一方面又需借助人学的理论视界,这决定了其在学科生成和理论生长中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品质.

在当代,研究中国的粮食民俗,建立适合中国地理环境、社会基础和风俗习惯的粮食生产、粮食消费和粮食管理模式,解释中国民俗在粮食问题上的地位,探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在从自由经济的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转型时期保持粮农的民俗权利和人民饮食上的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并指出其中可继承的优秀民俗文化,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有利于反思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自养模式,维护国家粮食主权,保护民俗文化遗产,建设节约型的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先民为自己的生命节序所设定的一系列过渡点,在这些过渡节点中,奇数重叠节日的布局最为明显.奇数重叠节日于新年节日中从初一到初七的小循环及至全年节日之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至九月九的展开,与中国传统学术之"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的宇宙象数生成思想有着某种神秘的一致.人们通过奇数重叠节日来模拟天地化生万物以至于人的过程,并年复一年地体悟着生命由"再生"的准备向回归、新生、繁衍、成长、婚配和欣然于老成过渡,完善着生命演进的心绪,引导生命走向终极的平和.

由自然与人类携手共创的茶文化,映衬着相关的人文与自然.从自然与历史中走来、凝聚着杭州灵秀山水与人文精华的龙井茶,已成为名茶中的经典.感受杭州城市的文化风貌,比照以杭州为故乡的龙井茶的深刻内涵,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集自然和文化于一体的龙井茶,是自然与人文和谐的经典;龙井茶的名声与杭州的自然山水、人文精神及城市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龙井茶的意义超越了茶本身;山水钟灵秀,龙井显杭州.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和意识形态载体的中国电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应对竞争,广泛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全球化语境对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必须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实行"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在电影传播的文化策略、题材策略、艺术策略以及运作策略上广泛借鉴,大胆创新,以"和而不同"的目标作为跨国传播的文化诉求,开创中国电影新局面.

在对中国和泰国的833位英语专业大学生、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和跨国公司员工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国人的跨文化敏感度要比泰国人高;而在中国和泰国的各自样本内,英语专业学生和跨国公司员工的跨文化敏感度要高于非英语专业学生.研究结果证明,在文化价值取向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集团内部,存在着文化行为和交际行为的显著性差异,这些差异根据经典的文化理论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而用跨文化敏感的五个层面,即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来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但这一研究的局限是没有将英语能力作为变量在样本成员中进行对比.

英国学派是一个不同于美国主流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它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理论视野,其本体论的多元主义是与他们主张的方法论多元主义紧密相关的,因此,把握英国学派的方法论立场是理解其本体论多元主义的关键所在.英国学派采取多元主义方法论立场的结果,使他们能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理论主张结合起来,对国际关系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考察.英国学派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不仅为综合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观点提供了一个一致的框架,而且为它们之间的对话架设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不过,英国学派方法论的多元主义也造成了其理论的内在矛盾和屯紧张.

"宋词一代之胜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组成部分,起源于元代,流行于明清,至王国维、胡适更赋予其理论色彩,被视作"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以"文体代兴"为核心,并具有以理念为本体的"非历史化"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的新变,不乏历史意义.但它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归之于文体的发展,把文体演变史等同于整个文学发展史,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化特征,又难以真正认识文体本身的演进规律.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不宜使用这个概念.

刘焘是北宋后期词人、书法家,元祐三年(1088)进士;元祐六年至八年,为曾布幕僚,后任定州安抚史管勾,与苏轼同僚;绍圣年间(1094-1097),任删定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秘书省正字兼著撰;崇宁元年(1102),任监察御史;政和八年(1118),为淮南东路提刑;宣和七年(1125),除秘阁修撰;靖康(1126)中,因擅离官守,被劾致仕,后家居故乡长兴.

殿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校刊负责人曹文埴<奏折>有详确记录.浙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学政阮元有《跋》为证.浙本的底本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四库馆写本,殿本的底本是乾隆六十年的纪昀修订"完竣"稿本.可见,学界流行的"浙本翻刻殿本"论毫无根据,浙本与殿本一先一后,互有短长.确认殿本刊竣年月,认请浙本早于殿本,可以为《总目》的校勘、探讨《总目》撰著修改全过程以及厘清《总目》传播史上的版本源流提供重要参照.

东晋百余年的文学发展,从时间上看可分为初期、中期及后期三个阶段;从空间即地域角度来看,与三阶段相对应,主要分布在建康、会稽、寻阳三地.时间更替与地域转换的叠合,使东晋百余年文学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东晋初期主要是以建康为中心的京都地域的"中兴"文学主题的兴起,中期主要是以兰亭诗会为代表的会稽地域"玄言"文学主题的兴盛,后期主要是以庐山为中心的寻阳地域"遁世"文学主题的兴盛.其中文学主题的变迁与地域中心的更替与东晋的政治动荡密切相关.

明清时,松江府的宋氏家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著姓望族.宋氏家族以素封起家之后,专以诗书董训子弟,劝教育、求功名、重文化,自明正统十年(1445)宋瑮举进士始,逐渐成为"衣冠阀阅、诗礼文章"之家.汲汲于诗礼文章是宋氏家族最显著的特点,家族中人著述颇丰.明末清初,以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为代表的宋氏家族人群在文坛更有着赫赫声名.宋氏三兄弟不仅是松江几社的骨干,而且是云间派的中坚.研究明末清初松江府郡邑文化、文学,尤其是研究云间派,就不得不关注宋氏家族.

在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成长"既是一种小说类型,也是一个普遍主题,贯穿于小说、诗歌、史诗等文本中.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的主角既有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普遍具有的"成长的烦恼",又有生活在殖民地或后殖民地社会中的青少年特殊的烦恼,即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困惑和烦恼.因此,对个体成长和命运的探索也成为对民族成长和群体命运的探索,个人的成长史往往成为民族的寓言.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父名和父亲形象的缺席显示了集体记忆的缺失,多面性的母亲形象则反映了被殖民者既想依附又想独立于殖民权力结构的复杂心态;而一系列筑居者形象的出现反映了当代加勒比作家普遍的自觉意识,即如何摆脱文化上的依附状态,塑造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没有本土传统的后殖民社会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文化身份.

以往人们一般都将翻译和翻译学视为小道,认为它只是比较文学的工具.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文化思潮打破了关于原文与译文的尊卑等级观念,认为翻译并非只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翻译学并非只是研究语言转换的技巧,而是要研究翻译过程中包含的复杂的文化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20世纪中后期,文化研究思潮兴盛,研究者着力探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研究受其强烈影响,并因此实现了"文化转向",开始注重探讨不同文本、不同语言系统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经过蜕变的翻译学研究领域得以加广加深,观察剖析翻译过程和翻译目的被视为探讨各种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阵地和最佳途经,它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和取代了比较文学的地位和功能,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迈入新世纪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翻译学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工合作的局面.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已经过时,翻译学将居主要地位,是否如此,尚难断言.

整合营销传播以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为营销及营销传播带来了彻底的变革,从而发展并改变了传统营销传播的基本观念.首先,它超越了以往对营销与传播的认识,其直接表现是把"营销"与"传播"综合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其次,营销本身就是传播过程,传播同样也是营销过程;最后,整合营销传播的终极目标指向了品牌资产,而与顾客以及相关利益人之间的关系则成为实现品牌资产的核心价值.在整合营销传播过程中,由于"关系"、"接触"等一系列全新概念的引入,导致了营销传播目的、实施方向以及媒体延伸等方面的根本转变,传统营销传播观念也受到了重新审视并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使其表现得更加具有张力.

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制度的核心,是法人得以像自然人一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独立地参与社会交往的理论支撑.然而,权利能力本身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和作用的能力要素,长期以来未能将其区分开来,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引起了不少争议和矛盾.权利能力分层理论就是将权利能力划分为抽象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前者赋予法人以主体地位,后者限定法人的具体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的范围.权利能力、人格与分层理论的关系十分密切,权利能力分层理论可以在公司越权行为、公司人格否认和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等领域适用.

《刑法》第17条第2款对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规定有若干含义不明之处,应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合法、合理地探求其应有的含义.该条款规定的八种犯罪应该理解为是指具体的罪名.在这八种犯罪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应该包括其他罪名的犯罪中包含或隐含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犯罪;"强奸罪"应该包括刑法分则其他条文中规定的"强奸"或"奸淫"行为;"抢劫罪"应当包括三种转化型的抢劫罪;"贩卖毒品罪"不包括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投毒罪"应当包括修正后的投放危险物质罪.不能将这法定的八种犯罪限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该条款可以增设一些其他严重的犯罪.

家族企业是由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直接或间接掌握经营权的企业.家族企业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家族对企业拥有全部或主要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即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1].……

广告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活动被一种宏观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控制着,因此,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和前者不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营销建构了需求,社会关系支撑了市场活动,组织结构控制了经济过程.广告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是权力关系制约下的广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它的研究范畴以权力为核心,包括广告运作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运作的广告机制两个方面.批判政治经济学为广告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坚持以整体社会理论、历史主义观点和社会平等价值观为主线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