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本位文化、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构成的.这一特殊的文化结构蕴含着以下的文化冲突:一是普世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冲突,二是总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冲突,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共同富裕的冲突,四是发展科学技术与科学主义泛滥的冲突,五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文化心态的冲突.而当代中国文化的出路则在于:一是在贯彻普世性价值与重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二是在经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三是在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四是在发展科学技术与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

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空前巨大的科学技术发展要求人类精神发生一次"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期待一个多极均衡、多元共存的全球化,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如宇宙发展的不确定性、执两用中、一分为三、五行相生相克、"反者道之动"等多种思维方式,以及人只能镶嵌在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的社会思想都可能对此作出贡献.

当今世界全球性交往日益密切,又呈现出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跨文化研究和世界文明研究都已成为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同一性是其中的焦点课题,需要我们通过深化跨文化交往的理论研究来进行探察.跨文化交往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关系主要有三个方面:(1)跨文化交往是世界文明(包括哲学传统)的重要动因;(2)跨文化理解、跨文化性和世界文明多样性中的同一性;(3)持合理的跨文化态度,遵守跨文化交往的伦理原则.因此,为了建立一个和谐世界,我们应致力于在合理的跨文化交往中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往是世界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此项研究有助于树立合理的"文明交往观",促进世界文明和谐的共同进步.

儒学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儒学得到反省自身的机会.儒家思想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可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思想资源.儒家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它包含政统、道统和学统三个方面,我们今天可以对它们作适当的区分.其中学统是指学术思想的传统,它可以提供很有意义的学术思想资源,如"天人合一"(合天人)、"人我合一"(同人我)、"身心合一"(一内外)等,但必须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当前研究儒学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需要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发展和更新,特别是要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提出解决的新思路.

美国学者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曾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华人学者也对亨氏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但由于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未能明确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究竟是一种客观预测,还是一种主观倡导,因此导致了一些理论混乱.十多年后,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兴起,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客观预测重新引起了我们的反思.事实上,只有对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才能够有效地限制和防止文明冲突的发生.

传统佛教和传统基督教都是持实在论立场的,但佛经和《圣经》中同时包含了非实在论的哲学思想.佛教的净土可以从非实在论的立场得到理解,而基督教的天国则可以在非实在论意义上得到解释.它们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存在,而只体现人的生命状态.这一理解和当代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具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基于非实在论的净土观和天国观颇有相通之处,这为在佛教和基督教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提供了哲学基础.

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理解我国宪法上劳动权的概念,需要避免由从劳动法律关系出发来界定劳动权内涵的"逆向推导"逻辑进路所造成的理论误区.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宪法规范结构和设置目的上的差异,劳动权具有不同的性质,但亦存在趋同现象.我国转型时期劳动权的性质通过宪法解释呈现出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双面性.由此,以国家义务层次为导向的劳动权一体化保护,恰好与其形成对应关系.通过劳动权形成权利均衡机制,有助于重建我国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宪政共识.

不动产双重交易纠纷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国学者关注,该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民法中的几个不同领域.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一般而言,有悖于社会善良风俗的第二契约之效力并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认定第二买主的行为中是否含有反伦理性便成为解决纠纷的关键.反伦理性的确定不仅受到登记制度的影响,而且与不动产的现实占有状况密切相关.尽管我国物权法中设立的预告登记制度能起到一定的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该制度并不能够完全防止双重交易的出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创设一套以预告登记制度为基础的、具体的利益衡量体系来解决相关的纠纷.

罪数论肩负解决罪数的判定基准及其处罚原则的双重任务.其中,罪数的处罚原则是本源问题,罪数的判定基准是衍生问题.罪数判断的实质是检视行为事实与犯罪构成是否相符合的过程,因而应以犯罪构成为基准,且重在行为要素的判断.确定罪数的处罚原则应遵循罪刑均衡原则,坚持一罪一罚,数罪数罚,但对数额犯等个别罪数类型,出于诉讼效益考虑,可以采用累计处理方式.确定罪数的具体类型,便于对行为事实之罪数的判定,因而应以行为事实之结构类型为标本,同时结合认知必要性及法之合理规范.

16世纪中后叶,东来的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的需要,先后研习日语和汉语,使得日语和汉语相继与葡语、拉丁语等欧洲语言发生了语言接触.汉语在汉字文化圈中的通用文地位,自然让传教士们将认知东亚语的重点放在了汉字这一完全相异于拉丁字母的意音文字之上,他们以反切法、假名等梵语与汉字汉文相接触的产物为基础,逐步建构了一套音素文字视角下的对汉字的解析和认知体系.这套体系与现代认知语言学家总结出来的人类对言语理解的体系性模型,也即从语音知觉,到字词识别,到句法,再到语义的信息递进式加工次序惊人一致.传教士们这种对东亚语言的科学认知模式,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方面对东亚的语言尤其是汉语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堪称朝鲜走向近代社会的前奏.它主要是在部分朝鲜入华燕行使臣深切感受到清初中国政治稳定、人民生活繁盛、文化事业发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更准确地说是在使臣为解决其传统华夷观与现实所产生的矛盾中,在其"攘清夷"观逐渐被打破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它率先提出打破"华夷之辨"的口号,但根本上还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认同的一种回归.

根据岁时民俗的传承性与变异性特征,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祭均为中国上古端午祭的现代传承.端午节即端午祭,祭祀是端午节的本意.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内涵大于韩国端午祭.中国端午日举办的各种节俗活动,归结起来均与祭祀信仰有关,并有官方与民间的等级区别.现今韩国江陵端午祭由"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部分组成,实即相当于官方与民间的祭祀活动.自上古时期至今,在端午这一天祭祀以祓除瘟疫、祈求人寿年丰,在中国和韩国都未有任何改变.几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所有细节,都可以在中国端午节俗活动中找到具体的、同一性质的对应.

徐复观、叶维廉、高友工、方东美等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将西学作了有意无意的误读式援引、转换或整合,并指向发明中国问题,这种不免有所取舍的操作,或许可理解为这些学人为了创设发明中国问题之语境而采取的一种比较和解释的策略.有意思的是,庞德和海德格尔等西方学者也是以本民族文化为本位来取用东方资源的,在资源的选择和取用目的上都受到他们自己理论目标的牵引而未必做到忠实.东西方学者在比较视野中对对方资源的取用和援引策略,形成了某种互文的效果,可以让中国人更深刻地体认到中国传统的某些特出的好处.以体为尊,在比较中互相发明,是比较语境的本质所在.

在中国,各地为了吸引投资,目前普遍实行低工业地价政策,这直接导致了工业用地粗放利用,并可能间接导致工业布局与地区生产要素禀赋不相适应,造成我国工业整体布局的不合理.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实行低工业地价政策更具危害性.博弈论方法可以为区域低工业地价的形成提供有效的机理分析,并给出地方政府采用正常地价策略、低地价策略,以及采用混合策略的可能区间.区域工业地价管理策略中,应该强化考虑社会成本以及创建地方政府进行合作所需要的制度条件.

开发阶段绩效风险和实施阶段绩效风险是信息系统开发项目中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它们调节了项目内在不确定性和管理实践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在项目不同阶段,绩效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在开发阶段,主要影响因素是项目计划和控制、内部整合和用户参与;在实施阶段,主要影响因素是用户参与和高层支持.另外,用户参与直接地正向影响产品绩效,但对过程绩效没有直接影响.过程绩效对产品绩效也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中国背景下,创业意向影响因素可划分为两层次(个体特质水平和个体资源水平)六维度(成就动机、风险承担、自主性、创业回馈、资源获得和未来就业).这较之于传统对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个体特质水平因素已有长足的进步.个人特质水平因素和个人资源水平因素在预测个体创业意向方面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可以更准确掌握个体创业意向.

发电厂商的市场力是各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关注的焦点之一,市场力的监测更是一项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随着国外电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主要涉及结构性指标、模拟模型、囤留分析等.我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虽然已进行了多年,但对发电厂商的市场力仍然没有很好的监测方法,相关理论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展开.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的综述,对我国电力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基于契约理论,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在思想上继承了理性预期和货币主义学派的传统,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建模方法(DGEM),在周期传导机制上突破了传统周期理论.这一理论从借贷双方委托代理问题切入研究金融加速器效应,对经济短期剧烈波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由于具有强烈的控制权偏好和风险规避倾向,中小家族企业的融资行为一般被认为比较符合新优序融资理论,即企业偏好内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偏好债权融资.实证研究表明,内源融资是中小家族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并且家庭与企业资金流动灰色区域的存在使得大量家庭资源免费为企业所用;债权融资是中小家族企业外源融资的主要方式,研究者们对中小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财务杠杆率、融资可得性以及融资成本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其结论并不一致;虽然中小家族企业较少进行股权融资,但是一些国家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家族企业及其经营业绩还是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1983-2004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反映出浙江产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现状:浙江的产业结构为典型的"二、三、一"模式;外商直接投资在浙江的产业分布严重失衡.从短期效应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第三产业的影响最大,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次之,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最小.从长期效应看,超前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第一产业的影响最大,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次之, 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最小.外商直接投资在浙江的产业分布严重失衡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三次产业的影响非均衡加剧了浙江产业结构失衡的现象. 故可通过促进浙江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来调整.

我国股票预期回报率中包含显著的非流动性补偿和流动性风险溢价,而且非流动性补偿和流动性风险溢价更为显著地出现在流动性较差或者说价格冲击弹性较高的股票上.由于流动性水平和流动性风险在股票横截面上存在强相关性,使得代理流动性水平的非流动性指标能够抓住流动性风险的溢价效应.经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价格风险敏感度对股票回报率缺乏解释力,意味着股票的风险溢价更多地来自对流动性风险的补偿,而非来自对单纯的价格风险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