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竞技会(Olympic games)以及另外三个后起的泛希腊竞技会(Pytho、Isthmus、Nemea)是希腊文化的一大瑰宝,体现了古希腊人高度重视身心调适和健全体魄的训练.希腊人借助宙斯、阿波罗、波赛冬诸神赋予体育竞赛神圣的性质,确保体育竞赛的公正原则,激励公民们积极进取,以自己的体力、毅力、耐力、敏捷和技巧取胜,从而为城邦争光.这是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一致认同的竞技会的精神支柱.由于竞技会体现的是英雄时代的荣誉观,因此,希腊城邦制和哲学形成之后,发生了关于德智体美关系、激情与理性、体育与城邦关系的大辩论.关于奥林匹克竞技会,近现代有不少猜测和讨论,我们必须严格区分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切忌将神话传说作为史实来引证,更不能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认为是奥林匹克竞技会获奖者.

奥林匹克运动会产生之时,古希腊土地上分布着战事频频的诸城邦、不同的伦理群体和众多社会阶层.然而通过精心设计、历经艰辛方出台的礼仪,为运动会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所有群体包括那些敌对的群体也可以在合作的基础上竞争.运动会所需的社会和谐程度虽不高,但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中却是一项令人吃惊的创造.始于孔子和荀子,中国人始终把礼仪理解成一种社会之舞,有着不同利益的人可以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而合作.儒家传统对礼仪有深刻的理解,如果缺少礼仪,有利益冲突的群体除了直接且经常是粗暴的竞争外,没有其他互动途径.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一个迫切的要求是把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竞争纳入礼仪外交的框架.一个新的当代礼仪系统需要尊重所有人的利益,并被所有人理解和欣赏.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礼仪品质,可以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全球和谐形势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奥运会的礼仪品质提供无须事先商议,不论输赢,每一个国家均可参与的模式,使其可以成为外交的典范.

农民在新农村建设的优先序问题上一般认为,生产发展与生活宽裕为首要或次要需要实现的目标.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和年轻村民更关注生活宽裕.男性村民比女性村民更关注生产发展与管理民主.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更注重村级治理的公正、公平、公开.兼业农民与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不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关心乡风文明,但比后者更关注管理民主.试点村比非试点村村民更看重生活宽裕和村容整洁.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方面,村民普遍认为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生产资料价格是实现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但对如何实现生活宽裕与村容整洁,不同地区有显著差异.为村民提供培训、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被视为实现乡风文明最重要的措施,但因地区、性别、职业等引起的认识差异也较为显著.目前,村民对于如何实现管理民主尚没有明晰的看法.因此,进行新农村建设先采取什么措施,先实现何种目标,应该因地而异,同时要考虑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从而使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不同农民群体最急切的需要.

将现行体制下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分析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研究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不但对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且是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然而现行农地保护制度由于经济管理手段的缺失,不能对地方政府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受制度收益的驱动而人为地加快了农地非农化进程.

在建设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来自浙江省56个行政村(社区)和32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和资料显示: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已经呈现出了土地流转方式的多元化、土地流转过程的市场化、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化、土地流转价格的合理化等新特点.然而,虚化的利益主体、分散的流转形式、无序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影响土地流转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规模化、信息化以及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等方面的发展要求.因此,必须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离"的现状为出发点,在完善土地产权关系、土地治权结构以及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模式:"散户-中介服务组织-大户".

由于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直接违反了<预算法>和<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各级地方政府大多通过变相的方式进行举债,地方政府债务呈现形式多样化,隐蔽性强,透明度低,形成原因复杂,逾期率高,债务的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空缺等特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所负各种债务的总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且呈快速上升趋势,风险在局部范围内已经凸显,潜在的风险很大,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责任机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防止产生新的不合理债务,建立地方政府偿债机制和债务风险的预警机制等.

政府起源于一系列有形或无形契约的签订.在这一契约网络中,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其委托代理链条可以描述为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因为政治代理问题的广泛存在,所以需要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协调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之间的关系,这套制度安排就是政府治理结构.然而,政府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解决政治代理问题,这就迫使人们对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作出合理的选择.

英国学派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两个学术传统与研究风格迥异的理论流派,虽然两者在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行为体、国际秩序及国际制度等问题的认识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有关国际体系的本质的认识、涉及的制度类型以及对国际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所作的解释等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差别.有些学者把英国学派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混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只看到了两者的共同点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英国学派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制度研究问题上的不同,既与英美学界对社会科学的解释以及两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不同有一定关系,也与两国学者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环境分不开,更重要的是由英美战后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面临的问题不同所致.

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包括了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研究的学术认知立场三个部分.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研究中最基本、最简单的质的规定.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个体总是进行理性选择"这一"命题",对该命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在法律经济学中主要有四种.研究的认识论基础涉及研究者对何为个体对知识的真正认识以及如何获取这些真正认识的基本观念,包括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三种.法律经济学中的不同流派,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的思想发展时期,都采用了不同的认识论基础.研究的学术认知立场是研究者在分析问题时所采取的基本认知态度和立场,主要包括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两种类型.主流法律经济学接纳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则坚持了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法律也呈现出迅速成长的特点.这可以从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方面表现出来:刑事司法从以重视打击犯罪为主到兼顾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法律适用从重视形式性到兼顾实质性,诉讼模式从以对抗制发展为主到兼容合作性司法.从法的深层面看,这些变化表明了一种兼容自然法、实证主义法和历史法学派思想的整合法律观正在形成.

诉讼费收费标准下调,导致法院受理案件数增多.在既定财政拨款制度下,法院应采取一种对各方诉讼当事人有激励的规则进行"帕累托改进":如提高审判的透明度,使诉讼当事人对其预期诉讼收益有大致预计,这样可使相当部分的简单纠纷自行和解;支持胜诉方关于要求败诉方支付合理的律师费的请求,使诉讼当事人的律师费成本内部化,可提高律师的介入率,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而且有助于法院的审判工作;法院在"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下节省了取证成本,故应降低审判的错误成本,杜绝超审限结案,增进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收益.

以法律性质为研究视角,我国现行驱逐出境制度的主要类型包括刑事性的驱逐出境和行政性的驱逐出境.其特点是在适用范围上以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在性质上以惩罚(包括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为主要定位.但是,许多国家法律规定的驱逐出境适用对象并不以具有"违法性"情形的外国人为限,"非违法性"的外国人并不能免于驱逐出境的适用.同时,在驱逐出境是否具有"惩罚性"方面,国际上出现了不否认"惩罚性"与"非惩罚性"其中之一的趋势.另外,传统上以"入境前"和"在境内"作为驱逐出境类型划分标准的做法,受到了宪法平等保护原则的严重挑战.以"永久居留者"作为新的类型划分标准,则刑事性的驱逐出境适用于具有法定严重犯罪情形的永久居留者,行政性的驱逐出境适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非永久居留者.建议将来我国行政性的驱逐出境以行政强制作为新的性质定位.

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是跨国银行进入中国新的投资领域,该行为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学术界对于外资进入我国的宏观层面影响探讨较多,但从微观层面研究外资参股银行及其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尚不深入.通过研究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行为特征,对外资参股的银行在信贷业务的控制与歧视、控制权变动与银行体系稳定、金融业务内部化与可能的市场垄断及其负面效应等方面要引起高度关注,外资参股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安全潜在的负面影响决不能轻视.在金融业不断开放的情况下,管理层应该把握好外资参股银行的节奏,强化对参股银行的监管,科学合理地估算股权出让价值,建立金融安全预警体系.

人本安全概念问世十余年来,各种论者从定义表述、概念内涵、价值基础、实际应用等方面对其价值做了大量探讨.批评者认为其宽泛含混,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安全主体的界定顾此失彼,且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易遭利用,又往往在普世主义的旗帜下陷入"文化中心主义"的泥淖.辩护者则坚称其综合性的应用价值、时代效用与对女性的关注,认为应将其视为一种安全理论而非政策议程,故不必将其改造为操作性工具,其定义也因而有必要保持宽泛特征,以更具包容性和普适性.这些论争可概要划分为针对"人本安全的理念价值"及"UNDP的人本安全界定与阐释"两个方面的分歧,它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主体在安全内涵的主观感知和价值判断上存在的差异.

虽然全球价值链、产业集群等理论研究非常关注知识学习和创造的过程与机制,但是分析视角的"中观"属性使这些理论的研究较少与"微观"企业层次的能力积累建立直接的关联.然而,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集群企业来说,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恰恰是如何充分利用外部网络中包含的各种知识源来强化自身的竞争能力.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引发了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全球网络与本地网络中的各种知识转移效应和机制是否能够作用于集群企业能力的构建?如果外部网络机制和效应的影响确实存在,那么各自的程度又如何?基于全球价值链、产业集群以及企业层次技术能力研究的已有文献,通过对中国浙江两个专业化产业集群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所获得的数据,对外部网络效应与集群企业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显示:(1)并非所有的外部网络效应都能够影响集群企业的技术能力;(2)即使某些效应确实能够对集群企业的技术能力产生影响,其对不同技术子能力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根据浙江省地方产业集群的调研,集群的内部治理结构可以分为准层级、短距离市场、短距离市场+准层级三种类型.一般而言,具有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的集群,工艺和产品升级比较缓慢,其主要原因是集群内的中小企业缺少合作与联系;如果能有一个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引导企业间的协作,则集群具有较大的升级潜力.准层级治理结构的集群中,如果大企业具有绝对领导权,则集群工艺和产品升级容易实现,但中小企业易被锁定在生产环节;如果大企业的权威性不显著,则中小企业间容易产生恶性竞争,影响升级.短距离市场+准层级治理结构是上述两种情况的综合,具有这种治理结构的集群一般都有大型的专业市场,如果专业市场竞争有序,则集群具备实现整体升级的优势;反之,专业市场可能会演变为"柠檬市场",使整个集群的发展陷入信誉危机.

在创业研究领域,强调从外部社会环境来研究创业现象和创业问题的"社会学"视角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而目前以在我国发展非常迅速的产业集群现象为背景的创业过程和创业行为方面的实证研究还很少见.以国内7个产业集群中的146位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应用组织心理研究领域中的行动理论等观点的研究,证实了创业者个人主动性(PI)、社会技能、成就动机和内控源是影响创业者社会网络构建关键因素的假设.此结论为后续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为创业者在实践中扩展社会网络提供了指导.

以中国37个工业行业为对象、采用面板数据的研究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进入与我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对我国工业产业近期的创新效益、创新效率和出口竞争力有着明确的正向溢出,但从技术边缘化的视角看,FDI对我国产业创新的短期市场掠夺、长期技术依赖、企业科研能力萎缩也有着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创新投入的强度和投入结构在FDI的技术溢出过程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银行贷款定价是一项复杂的金融工程,通过研究其中的违约风险与贷款定价的内在关联、贷款定价中违约风险的理论刻画、违约风险与贷款定价的实证分析等问题发现:违约风险通过降低信贷市场效率和信贷合同价值影响银行贷款定价决策;贷款定价的理论研究更宜采用内生违约风险,而不是对违约风险作外生刻画;由于缺乏数据,违约风险和贷款定价的经验研究欠缺.

以满足利润管制为目的的盈余管理是我国上市公司最普遍的行为之一,会计估计变更行为通常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分类比较发现,会计估计变更失当公司的业绩远远低于非失当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失当公司存在利用操控性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明显迹象.这些经验证据意味着,证券监管机构应该强化对绩差公司会计估计变更行为的关注,且要特别注意其盈余报告中的投资收益和补贴收入项目,以确保此类公司盈余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New Basel Capital Accord)对金融全球化的冲击及金融机构改善资产质量及合并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台湾地区金融业进入激烈合并竞争的时代.许多银行颇受降低逾放比率及增加净值报酬率与资产报酬率两难之困扰.消费性信用贷款产品利差大、风险分散,是金融机构授信经营极重要的产品.实证结果显示,采用世代研究(cohort study)建立之模型对样本数据之拟合程度较个案对照研究法(case-control study)的解释变异量为佳,且较符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及科学程序.虽然Logistic 回归模型在建立逾期概率模型上广泛地被使用,但要求存在于同构型的变异数Var=np(1-p)假设上,且在数据分析上常因为出现变异数之异质性问题,故可采用调整变异数异质性之方法.

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主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具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根本上标志着一种以本质直观为核心的哲学方法.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研究明显体现出"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精神,其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向我们宣示了可被直观把握到的媒介本质,它作为对关于媒介效应的自我意识体验加以现象学的描述和反思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正体现了麦克卢汉在有关媒介的认识领域中对于本质直观的成功运用.

居住空间室内色彩设计的和谐是保障居住者身心愉悦的重要条件之一.影响居住空间室内色彩和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色彩本身的性质、地域文化的不同、季节的变化、居住者的身心特征以及室内外的关系等.要实现居住空间室内色彩的和谐,应当坚持综合思考、动态设计,正确处理基础色彩与局部色彩、装修与陈设之间的静动转换.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与人的思维和认知发展密切相关.英、汉语情感概念"喜悦"都具有"喜悦是向上的"、"喜悦是光"、"喜悦是甜的物质"、"喜悦是容器中的流体"等四个隐喻框架,可见不同文化中概念隐喻存在普遍性,同时各民族认知存在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