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千年古丝绸之路的停歇是中外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南京布这一中国传统手工织布顶级产品的国际流通是传统丝路中断后国人对人类服饰材料的新贡献，反映出棉花替代丝绸的适体功用后世界人们的新选择。在人类穿用史出现重大进步时，中国的传统纺织技术仍然能超前适应，南京布的外销堪称丝路续篇。从为上等人提供华贵锦缎到为一般人提供日常棉料，转折是历史性的。只要是手工制作，心灵手巧的中国人就能够始终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但到工业时代来临，国人的手工终于不敌西人的机器，中外两维局面改观。

“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经济重建的重要内容，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和重要转向的标志。长期“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经济上的过度虚拟化、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对立、政治上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美国梦”危机，对美国国家实力造成了系统性的损害，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全局性、结构性的挑战，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制造业问题，这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层次原因。“再工业化”远不止是一项经济战略，同时还是一项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蕴含着对华战略冲突的性质和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意味。“再工业化”也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次兼具长远意义的战略转折。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定会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是否去做与能否实现是两回事。

水资源经济制度是水资源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框架由水资源财税制度、产权制度与价格制度构成。当前对水资源经济制度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重单一制度研究，轻制度组合与优化研究；重理论研究，轻实践研究；重管理制度研究，轻公共治理研究。未来的研究应该以系统论作为方法论，更加重视水资源制度的实践研究，以现代社会治理理念来审视和研究水制度问题，突出水制度设计的公共治理体制、机制、结构和实施措施。水制度设计中如何使企业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水制度下加强自我激励和约束，如何使公众在水资源权益和水环境权益理念的指导下自觉参与，是未来研究的重要任务。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有贷款需求的1 091份农户有效问卷，分析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研究显示：（1）利率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实际利率负向影响、替代利率正向影响。（2）收入分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不同，无论是实际利率还是替代利率，高收入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都强于低收入组。（3）农户参与意愿还受到教育程度、经营面积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程度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进一步表明，农户的借贷行为是具有理性的，利率对收入分组农户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此，可通过变动贷款利率以及其他影响因素，有效提高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需求。

SPS措施是WTO框架下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非关税措施。进口国设立SPS作为一种产品质量门槛，其遵从成本首先影响企业的市场进入行为，进而影响其贸易流量。发达国家的出口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和供应链系统方面更具有遵从的优势，贸易可能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对SPS措施贸易偏转效应的实证检验发现，在SPS措施实施的第一和第二年，贸易偏转效应不明显，原因在于SPS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有区别对待原则，且农产品生产的区域特征明显。但在SPS措施实施的第三和第四年，农产品进口来源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存在贸易偏转效应。作为农产品出口国，这要求中国的出口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增加农产品产业链的固定投资，以遵从国外SPS措施为契机，提高农产品质量层次。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须立足我国现存法律框架与司法实践，对审判中心的内涵及其延伸功能进行重新诠释，再从审判中心出发，认真审视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检察机关应进一步规范行使公诉权、扩张不起诉裁量权、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以实现刑事裁判主体地位回归法院、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以及发挥诉讼流程终端控制机能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同时应以犯罪分层为标准，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打击内幕交易以来，不同法律规范对内幕信息定义中的首要因素——重大性的规定越来越混乱,尤其体现在具体如何选择理性投资者标准和价格敏感性标准、对证券价格“可能”影响”和“实际影响”及其列举的方式与项目方面。通过比较法视野下抽象式、列举式和综合式三种立法方式的分析，结合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和具体国情，建议兼采价格敏感性标准和理性投资者标准；明确主观敏感性标准；完善内幕信息列举事项，包括科学分类和改进已有的内幕信息事项，从立法上加以明确与改善。

通过梳理美国钉子户问题的内涵、发生机制及其解决方式，可知美国钉子户问题主要发生在土地市场交易环节，征收权是解决钉子户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中国钉子户问题则主要发生在土地征收环节，但目前市场主导的城市更新中也开始出现钉子户。征收权职能扩大化和征收权质态不清晰是导致土地房屋征收钉子户问题的重要原因，其出路在于疏解现行征收权的职能，实现征收权质态的清晰化：公共利益用地的取得及整合引入征收权，要强化征收权的公权性质，还原其本来面目，使整个社会形成对征收权应有的尊重，从而彻底消除征收中的钉子户行为；经营性用地及城市更新用地的取得及整合应逐步交给市场。参照美国的公社联合体（CAI）、商务改良区（BID）、土地整合区（LAD）等经验，要充分恰当地发挥和运用我国集体土地制度的优势，化解损害公共利益的钉子户行为，警惕和防范“私地悲剧”的发生。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社会治理应当达成三个一脉相承的动态平衡：第一个平衡是最基本的，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序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序性与局部无序性的动态平衡；第二个平衡建立在第一个动态平衡之上，即在保持地方治理整体有效性的前提下，达成地方治理局部有效性与局部无效性的动态平衡；第三个平衡则建立在前两个动态平衡之上，即达成地方治理整体有序性与整体有效性的动态平衡，它也是地方治理中最高层次的动态平衡。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三个平衡”，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国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能降低其信息要素成本，提升其信息要素禀赋。基于1995—2011年39国信息化和附加值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可知，信息要素的丰富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直接促进制造业出口，即要素禀赋效应；也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间接促进制造业出口，即技术创新效应。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信息要素投入比中、低技术产业更密集，信息化水平提升对前者的出口促进作用大于后者，因此，信息化能增进一国高技术产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基于此，我国应把握信息时代赋予的“弯道超车”机遇，进一步推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信息化促进技术创新作用的充分发挥，同时加强适应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缩小地区间科技水平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