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财务法院、英国普通法、英国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民主制是英国和美国政治史上四种重要的政治制度。财务法院实现了国家统治者对地方治理者承诺长期回报以激励其良好治理行为的统治意图；英国的普通法和议会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成功地保证了在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享有实现他们目的的平等机会，保护其私有财产与投资；美国联邦民主制的成功揭示了，民主若要成功，仅有选举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些可供选择的具有良好民主声誉的候选人，需要建立从地方到联邦的各层次的民选机构，通过各层面民主的激励，来推动民主的发展。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在历史缘由和功能上类似的重要政治制度，如科举制、奏章制度等。所有成功制度发展的背后都有一些普通准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大国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

''综合休闲参与理论框架''阐述的是影响实际休闲参与的三个层级的假定因素（包含人格/个性特点、生理和心理需要等概念的普遍层级，包含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及无动机的环境/背景层级，以及包含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意图、休闲制约因素和应对制约因素的方法的情境层级）及其之间假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尽管可以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具有文化共通性，但还是有许多不同点。对加拿大人及美国人与中国人及海外华人的对比研究表明：高度内在动机驱使下的休闲活动具有举世普遍性的特征；休闲参与总的来说是随不同文化对其重视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的。

幸福感概念构建在人具有主动性这一假定上,即人们若欲获得幸福,必须积极行动,唯有借助个人努力才可实现。幸福感亦为目标,一旦达成便可证明一个人整体的幸福。因此,我们愿意朝着幸福和良好的生活品质而努力这一事实,也更深刻地诠释了幸福的本质。另外,心理和社会的双重积极是幸福感的源泉。幸福的人总能积极地对待生活,不论眼前还是今后。休闲能够带来幸福,但休闲并非幸福本身。事实上,休闲是一种活动,是人们在空闲时间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精彩、更有意义而做的事情。总体而言,我们如果因某种休闲活动而感到幸福,表明我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虽然休闲并不等同于幸福,但毋庸置疑,它对创造幸福至关重要。我们在休闲研究中绝不能忽略休闲与幸福这个当今生活中最具活力领域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将会丧失提升休闲与科学及公众之间关联性的机会。

从公共健康和人口健康的视角研究休闲对健康的潜在贡献日益受到重视。北美的休闲制约研究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但关于休闲制约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仍然空白。初步尝试休闲制约与健康研究并探究休闲制约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与自我制约(如学习压力、配偶的休闲偏好不同、照顾孩子等)影响个体的身体状况(包括医疗、身体病痛等);而心理制约(如缺少活力和主动性等)则影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如生活质量、对外表的接受度等)和身体健康。这为研究东亚大城市(首尔、东京、北京、上海和杭州等)的休闲制约对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见解。

目前,人类安全研究大多局限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主题,如援助机构、联合国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等。近年来,城市地区安全问题、发达国家人口、原住民族、商业利益集团、新全球治理和三方合作等日趋成为影响人类安全的新变量,应该纳入人类安全议程研究范围。其中,跨国公司在冲突管理、冲突化解与和平重建中的角色增进了政府、社会和企业的互动合作关系。“多行为体治理”与“多层次治理”相结合的组织机制突破了国家间合作的传统谈判机制。总之,只有以社会安全为“增量”,以人类安全为“根本”,以环境安全为“超根本”,同时兼顾边缘群体安全,不断拓展安全建设新途径,才能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人类安全。

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项目评估的起点,是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研究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以及建立灵敏的预警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依据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的26个国家2002—2009年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BP神经网络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 :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投资者应首先防范政治层面的风险。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中等且与我国政府具有良好外交关系、社会文化差异性较小的国家,投资者应首先防范经济因素引发的政治风险。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投资者应防范我国与东道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距离所引发的政治风险。

对某些学者而言,马来班顿体也许是马来世界和马来灵魂的完美镜像。班顿体是一种口头文学,它扎根于许多不同的族群中,通过口头方式代代相传。本文的研究焦点是马来和马来西亚土生华人班顿体,其中有些文本直接录自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口述者,分析的重点是马来班顿体首联中对自然的偏爱是如何在土生华人班顿体中得到强调的。此外,强调自然比兴的这种手法是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冲突后产生的“镜像效应”。这两种班顿体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景象强调了当时与之紧密相关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形成了班顿体独特的审美性。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新批评是20世纪形式文论大潮中一个重要派别,其理论遗产至今影响深远。某些新批评派领袖人物长期居住在中国,与中国知识界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论形成时,特别重视新批评;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中,新批评的地位最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批评的研究在中国向纵深发展,渐渐融入中国文论的基矗在当今学界推进批评理论的努力中,重估新批评在中国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学者对威廉.福克纳注意不多,直到1950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国学者对这位作家的译介和研究才正式展开,但很快又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自1979年开始,我国的福克纳研究走上正轨。1990—1999年是我国翻译出版福克纳作品和有关著作的全盛时期,也是福克纳研究的一个高潮。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福克纳研究稳步而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福克纳研究的特点是年轻学者增多,研究对象范围扩大,研究方法也更加新颖和多样,从比较文学角度予以研究的论文、论著也在逐渐增加,还出现不少总结我国福克纳研究的文章。总体而言,我国福克纳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复研究,对他的后期作品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研究不足等。

国内对简.奥斯丁的译介和评述始于20世纪2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主流思想强调文学的政治批判功能,奥斯丁基本被边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奥斯丁研究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7年,奥斯丁才重新在学界得到重视。1989年之后的二十年是中国奥斯丁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研讨渐渐与国外接轨,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从形式技巧角度切入的论文大大增加;在新的起点上展开了思想、伦理、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评论;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应者”众多;文化研究前景广阔;除了专业论文以外,还有不少以随笔形式评介奥斯丁的文章。六十年来,我国奥斯丁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有不足,也存在粗制滥造甚至剽窃抄袭的问题。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可分为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动力因素三类。主体因素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分别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和组织保障;政府支持、技术发展、社会需求又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前进动力。政府可通过加大投入、改革体制、支持团队建设、倡导创新文化、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

参考文献作为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学术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具有相当的学术研究价值。在整理了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四个学科国内权威学术期刊所发表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国内纵向和国际横向比较研究发现:经济学、社会学和国外接轨较快,法学、政治学和国外接轨较慢;各学科对外部知识的引用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对比各个学科在1998年和2008年的跨学科引用情况后发现,经济学的自引参考文献比例下降明显,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三个学科自引比例均有所上升。另外,社会学和法学这两个学科对经济学文献的引用较高。相对而言,政治学引用经济学文献的比例较低。对于国内跨学科研究并不发达的原因,跨学科学术期刊的缺乏是影响参考文献引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国内目前从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人员也相对较少。

质量管理实践是企业为达到质量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管理实践与措施,对提高企业绩效和竞争力有重要作用。虽然以往研究表明质量管理实践的硬要素和软要素对企业绩效均有影响,但对其中的作用机制仍存有争议,并且关于企业特征变量对质量管理实践与绩效关系的影响是现有研究所欠缺的。浙江424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显示,质量管理实践硬要素和软要素不仅对企业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还通过质量绩效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同时,企业规模、经营范围和实施时间显著调节质量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但这种影响差异在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不显著。

量刑情节单复数的判断应当围绕具体案件进行,其要旨首先在于量刑情节的界定问题。派生的构成要件不应作为量刑情节;在综合性构成要件中,只能将其中之一选定为构成要件,其他剩余的要件则转换为量刑情节。当量刑情节之间呈现结合关系、包容关系或竞合关系时,应当按单一情节对待;在一人犯数罪时,行为人的一次立功只能视为一个量刑情节,而行为人的未成年人身份及累犯情节应当按复数量刑情节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