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献中,''汉籍''一词出现频率颇高，却罕有辞书收录之。学界均以''汉籍''指称中国典籍，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在中国语境里，扬雄《方言》最早使用''汉籍'',尔后从魏晋至隋唐，再经宋元至明清，汉籍即''汉代典籍''之义项传续有千余年。在日本文脉中,''汉籍''相对''国书''而言指中国书籍，相对''和书''则泛指汉文典籍，又相对''佛书''专指儒学经典。现代汉语中的''汉籍''既传承古汉语基因，又吸纳日语词血液，熔铸出一个新词，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碑刻、尺牍、图赞之属。当今方兴未艾的''域外汉籍''研究，论者各自定义、随意取舍，呈现种种乱相。若从''汉籍''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域外汉籍''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构成东亚''和而不同''的独特文明景观。

被称为“世界三大游记”之一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成书，二百二十余年后的宋熙宁五年（1072），由圆仁的后辈成寻携带入宋并直接进呈于宋朝廷，此为该书中国流布之嚆矢。有关该书传入中国的情形，成寻的入宋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有详细记载。由于此前的文献未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名，因此，《参天台五台山记》便成为对该书书名的最早披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原本不传，正应四年（1291）由兼胤抄写的日本东寺观智院旧藏本为现存最古也是唯一的旧手抄本，而由成寻传入中国的版本则是现有记载可知最早存在过的手抄本。

汉语词汇传承至中世的日本后，许多词汇的内涵和用例都发生了不同于母体国的变异。如日僧策彦周良所撰的日记《初渡集》中“东坡”、“丁丁”、“庐陵”、“烟景”、“一指”及“买臣”等词语虽皆源自中国，但已明显有别于我国同时期的用法，词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新思想、新文化输入之结果；二是某些词汇一旦离开母体，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原来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信息易被摒弃或替换，常会通过表象或直觉赋以新意而作他用，这也正是域外汉语词汇的一种异于母体的传承与创新模式。

基于“会员逻辑”和“影响逻辑”、“市场支持性”活动和“市场补充性”活动等相关理论，行业协会对内职能中的“规划发展”、“设计研发”、“品牌创新”和“市场营销”，与对外职能中的“对外交流合作”和“与政府部门合作”等，构成了它促进产业升级的六个基本维度。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类型。行业协会自身实力决定了协会对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汲取能力，其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分别受协会所在产业的产业类型和（或）产业地位与政府等其他外部机构的影响和制约。而协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大小和内外部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它在产业升级中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的强弱。

国家—社会关系的后全能主义特征决定了政府既鼓励行业协会独立发展，又赋予其广泛的行业公共治理功能。杭州市和温州市行业协会履行公共治理功能的意愿、能力、效果如何，往往与政会关系是否厘清有很大关联。政府向行业协会转移职能，需以对行业公共治理功能在政会间的合理界分为前提。借鉴外部经验，或可建立区域性商会，并赋予其公法人地位；或可落实行业协会社团法人的地位，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协会服务制度。

基于Rhoten的跨学科研究系统“变化的三角形”理论，以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系统实施”的探讨为起点，结合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成功案例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个高产出、高效率的跨学科研究系统首先是一个获得大学中央管理系统支持和推动，与院系学术组织系统建立起良好矩阵式管理架构，并形成以学科范式整合和团队合作的知识生产方式、网络服务式管理为特征的内部运行机制的组织系统；同时，跨学科研究系统的实施还需不断催生发展动力，营造和培育由学科生态环境、制度环境与文化环境构成的内部环境以及不断提供资助和专业指导的外部环境。上述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大学实施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在对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日益支持的背景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改革的一个突破方向。当前，我国大学整体上处于由独立学科模式向学科会聚模式过渡的初级阶段，部分研究型和综合性大学正在从金字塔式的单学科学术组织向矩阵式的跨学科学术组织模式转型。与此同时，我国大学学术组织模式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历史积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大学跨学科教育与研究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因此，我国大学应该从跨学科战略、人才培养模式、投入机制创新、评价机制完善和社会网络建设等五个方面来设计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变革策略。

根据Mazumdar的观点，只要贸易能够降低资本品相对价格，就能提高出口品的相对收益率，生产函数将随之扩张，资本品净进口、消费品净出口国还将导致折旧率下降、投资率上升，两者结合将促进新古典意义上资本积累水平上升。中国的实证结果表明： 资本品进口、消费品出口的贸易结构能否带来投资率的上升依赖于金融市场融资效率，而储蓄投资转换率不高、银行垄断性较强及银行体系运营成本较高等因素弱化了资本品进口对资本积累形成的积极效应。

排他性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一项技术特征，其机制设计决定于准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即其社会性，这就要求排他性机制的设计必须与包容性增长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相适应。对准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机制进行重构，应依据该类产品的公共性、排他性的强弱以及消费过程中的不均等性对个人效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大小，分别设计不同的排他性机制，并从根源上摒弃原有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近十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数据显示，中国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的差距非常突出，且三大地带内部各自的发展呈相对收敛态势，这更加剧了东部与中、西部间的区域差异。即使是东部沿海地区，其区域内局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且有反复及上升的趋势。解决发展中的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历来有福利改善和经济发展两种途径，就中国而言，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义务，地方政府应更多地推进地方经济发展。浙江、江苏一带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要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发展民营经济是有效举措，同时应完善区域市场体系、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加快城乡一体化，逐步缩小和控制区域差距及收入差距。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既受益于区位优势的天然基础，也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时代产物。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活力，市场与政府是一体化的推动者，而优化资源配置则是其主要内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尽管初步形成了区际分工与合作共赢的格局，但其发展仍受瓶颈因素制约。同时，政府与市场在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各异。未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应立足于区域整体联动与利益分配、政策一体化等制度创新。

话语不仅是指所表达的词语和概念，还包括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别歧视话语作为偏离客观事实的观念和态度，是性别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反映。女性受到的压迫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压迫，它以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结构为标志，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男性拥有话语权。性别歧视话语是在男权制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男性这一统治性群体规定着话语，创造着符号，包括女性的符号。所以，在这种语境和话语中的女性处于不利地位，被男性定义、规定和贬斥，成为男性的附庸。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中，其实也都隐含着性别观念的不同意识，我们要在全球化语境下，结合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和研究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性别话语呈现。只有对传统性别话语进行清理，才能重新建构基于两性平等基础之上的性别话语。

在认知构式语法的观照下，对热点句John is easy to please和John is eager to please进行探讨，可以确认这两句分属两个同形异义构式，分别为评述受事构式和评述施事构式。此两构式分别统制两个和四个典型性不同的多义承继构式，且存在另一相关同形异义构式。在构式中区分同形异义，能增加认知构式语法的描写精度和解释力。

组织二元性已经逐渐成为管理研究中的一种新范式，然而，已有研究对组织二元性的内涵与外延却未能达成共识，基于对不同视角的组织二元性理论框架也略显混乱。基于组织学习、技术创新、组织架构、组织适应等领域相关研究的梳理，组织二元性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明确界定。以此为基础，搭建组织二元性跨个体、团队、组织、组织间的多层次研究框架，有利于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

在快速变化和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是企业获取新产品开发竞争优势所必需的两种组织学习模式。然而，以往研究尚未深入细致地探讨创业导向、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基于国内152家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创业背景下，科技企业的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正向影响探索性学习，而自主裁量、追求创新和竞争侵占正向影响利用性学习；（2）追求创新、超前行动和竞争侵占正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3）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都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呈倒U形曲线关系；（4）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的交互作用负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重要环节。巴蜀学人蒙文通、刘咸炘试图重塑浙东史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刘咸炘构建以章学诚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以此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的差别，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将南宋浙东史学构建成为儒史相资的典范，以此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冀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可探明传统学术的流变，以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借鉴。

在司马相如“博丽之文”的影响下，扬雄创作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杰出的大赋。其中《长杨赋》尤为奇特，前贤或因其以议论代铺排而认为它仿效相如《难蜀父老》，或因其以论辩构篇而奉为“文赋”之祖，或因其阳咏汉德而阴寓讥时的叙事之法将之视为两汉赋风转捩的纽带，然究其实，皆泛泛而谈，未能探骊得珠。《长杨赋》创作背景和叙写结构实根源于西汉元、成时代的庙制之争，儒家思想的上升，儒生政治的诉求，宗法圣统的复归，取法周礼的倡导，构成了其时庙议的复杂内涵。而在依礼制勘定庙数的几番论争中，虽然皇帝与儒生的意见未能一致，但基本确定了高祖、文帝、武帝三庙永不毁弃的地位，这正是《长杨赋》的写作背景；而且“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观念决定了其叙事结构与谲谏内涵，尤其是赋中的戒淫史观和论辩体式，对东汉京殿大赋创作的影响至为深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政治激流中悄然隐退，然而他并未放弃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在其后创作的小说及论文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茅盾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实践及革命文学的创作都是不得不依恃的重要力量，他们并非如革命文学家所认为的纯然为寄生阶级，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茅盾的上述认识导致他与革命文学派作家产生了激烈论争。在论争中，茅盾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其对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逐渐被有意识地遮掩和修正，并接受了革命文学派作家对其提出的在作品中表现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茅盾的转变为其日后加入“左联”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浙江图书馆藏清人黄图珌《栖云石》、夏秉衡《八宝箱》、王廷鉴《梅影楼》传奇和无名氏《照胆镜》杂剧为稀见之曲作。前三种虽有学者在著作和文章中涉及，但真正读到原作的极少；后一种未见任何曲书记载。《栖云石》的情节和主旨与《牡丹亭》类似，完成于乾隆六年（1741）。清代小说《风流悟》与此剧情节相同，姚燮《复庄今乐府选》选录其15出。《八宝箱》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题材来自于冯梦龙《情史》，姚燮《复庄今乐府选》选录其5出。抄本《梅影楼》取材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至咸丰三年癸丑（1853）之间的实事，剧叙徐夔妻刘怡青在太平军入鄱阳城后跳井殉节事。抄本《照胆镜》4出，与清初朱云从《照胆镜》（已佚）传奇情节不同，叙明陈钺妻妾事。此剧当作于道光朝或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