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文学浙军”取得了独特 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表现在吴越风情、吴侬软语和江南文体三方面。与此同时 ，“文学浙军”也面临如下挑战：对吴越传统文化的正确体悟问题，如何面对上海文化带来 的影响及缺乏创新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梅光迪的文化思想经历了一次大的转折：从部分程度上对传统主流 思想的批判，到背依原典思想对五四新文化的主要倾向进行猛烈批判。造成这一转变的思想 引发和现实精神支持的，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及其人文思想。而与五四新文化 的重要倡导者、尤其是白话文学的倡导者胡适之间的关系，不仅成为梅光迪 的人文思想和人 文批评与现实发生关系的媒质，也使他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批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个人风格。

20世纪初，梁启超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对晚清产生过复杂影响的外债问题。尤其是 对举借外债所需政治条件的分析，体现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外债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要求政治 改革的强烈愿望。

江万里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再传弟子、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老师、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名宦；他重视教育事业，在知州、知府任上的短短两年内接连创建三所全国第一流的书院，培养了文天祥等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才，成为13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他为官清正廉明，不仅写下了《江文忠公家训》严格要求家人，而且做到“平生不受半分钱”、“为官彻底清”；他刚直不阿，与权奸贾似道之流坚持斗争，成为朝廷的“骨鲠之士”，并撰《宣政杂录》，作为“靖康之难”的一面镜子来教育人们；他视死如归，与国共存亡，不仅是中国13世纪以来历代民族英雄的光辉典范，而且成为13世纪中国政坛清正廉明的政治家。江万里精神，是中国民族英雄之魂。

金农是“扬州八怪”中最具有全面修养的画家，且最富文人画的原型精神。他特立独行，保持着清高的品行，但不能无视自己生活的窘迫，画瘦竹、野梅、老马以自况，并超越了“感士不遇”的传统思路，表现出具有近代色彩的人格观念。他坚持自己的审美理想、情趣，“众毁不如独赏”，“不趋时流，不干名誉”，重在“出于灵府”的见解是他的创作原则。他反对媚世谀人，但对“昔贤遗法”却很重视，学习古人与自我创造、开拓，使他能推陈出新，取得很高的成就。

 嵇康传世作品，有诗歌60首，韵文3篇，论文9篇，书信2篇，家诫1篇。其中，《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是名副其实的代表作。《养生论》主张养形，更重养神，编织出一幅精神“桃花园”；《声无哀乐论》探索音乐理论，闪烁着美学的光辉。两论的核心是“自然之和”，即大和，天和，这是嵇康 养生理论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他的名理文章乃至全部著述的精髓所在。魏晋易代之际，盛产两面派，形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名士“清谈”，意在言外，读者但“得意忘言”可也。

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所谓“成心”是指作家个性。刘勰提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说，首倡以个性论风格，说明他对于文学特质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刘勰论创作个性，既有对其构成要素的静态分析，又倾向于动态把握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的变化发展。这显然是基于这样 的事实，即作家的创作个性并非才、气、学、习的简单相加，而必须经过诸种因素的协调整合，才足以形成一种文学风格的特色。有见于此，刘勰乃以先天的才、气为创作个性之基础 ，同时强调后天的学、习的重要作用，并紧紧抓住艺术实践这一中介环节，提出“摹体以定习 ，因性以练才”的创作方针。至于风格论的运用，则无论在观念上，或在实际操作中，刘勰都主张把研究风格之“异”作为文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基点。讲清这点，也有助于认识和肯定“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说的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天姥山是浙东的名山，唐代诗人李白曾写《梦游天姥吟留别》，该诗为李白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天姥山到底在哪里?李白为什么要梦游?事实上，李白诗中的天姥山当在古越州剡县境内，它作为道教的洞 天福地之一，早在唐前就已出名，所以李白入浙，便称：“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天姥山在“唐诗之路”上具有其他景点所不能代替的价值，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应当积极开发它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讲史是宋元“说话”的主要家数。和以往的历史传说不同，讲史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讲史的兴盛，和宋代史学的通俗化、普及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史籍的流布和历史知识的普及，为讲史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讲史艺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可资借鉴的叙事技巧，并随之产生了有关讲史的评价尺度。

中国古代民间的足球，始于战国，至汉初，传入皇宫和军队，并作为锻炼士兵体魄的运动。唐朝把原来的实心球，改成用动物膀胱充气的皮球；又在球场中间竖立一座带网的球门，使比赛双方脱离了接触，降低了足球的攻防战术，转以娱乐性为主。中国足球的特点是，场地和人数不拘，男女人人都爱玩足球。明朝武术兴起，清朝提倡狩猎、射击等，足球遂进一步 衰落。欧洲足球起源于希腊时期，但现代式足球只有百余年历史，它的进展与殖民主义的兴 起同步。中国式足球是农耕民族的产物，西方足球是畜牧业转向资本主义的产物。此外，中西自然环境的差异，也不可忽视。

本文借用巴赫金有关长篇小说的话语理论和福柯有关话语权力的思想，对鲁迅小说作了新的解读。从整体上看，鲁迅小说以鲁镇和未庄为中心，构成了一个社会杂语的环境，其间六个层次的话语的运动，体现了世纪初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的乡土中国各个话 语集团较量的实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话语集团：被剥夺了话语权、以他者话语为自己话语的“失语”的人们；尚未掌握话语权、只能以反常或疯狂的形式出现的代表新兴话语力量的“独语”的人们；处在传统话语与新兴话语张力中的“双语”的人们。鲁迅正是通过上述各种话语力量互相消长、互相激荡的运动的揭示，表达了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忧虑和对传统话语的批判。

通过对先秦文献中可信的有关孔子修辞观的言论进行搜检，可将孔子修辞观归纳为两个方面：普通修辞观和儒学修辞观；孔子的“儒学修辞观”更为集中地反映出儒家思想对修辞行为的认识和界定，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修辞观和修辞行为的基本走向。

法国戏剧家莫里埃的喜剧《恨世者》塑造了一个供人嘲笑和讥讽的优秀青年阿尔赛斯特。他 像英国的哈姆莱特一样思考、探索，憎恨这世上的一切虚假和丑恶，追求正义、公正和爱情 ，不过他却寻找不到复仇的对象和可以热爱的情人。最终这个嘲笑别人的“英雄”反被别人 嘲笑，但他的悲剧性与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一样耐人寻味。

荷尔德林直接继承了卢梭和席勒的思想使命，使近代的人性理念作为一种知的结构在诗的艺术中臻于完善。一如前两位诗人，荷尔德林在其诗的事业独 立之前，经历了哲学的时期，对于理解他的诗艺，这是不容忽略的。在近代西方精神的发展过程中，哲学与诗(智慧)相辅相成，又各自确认了自身完整的独立性，构成了辉煌的历史画卷。 如果说哲学实现了认识(理性)的飞跃，那么诗则要求生命(人的人性)的提升。了解这一历史 ，洞见它自身本有的现实及其与现代世界的区别，可谓温故而知新。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必经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本文在详细考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两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探讨。

顺应基督教会与富有阶级相结合的历史趋势，亚历山大的克莱门(150-215)在《富人的获救》一书中运用喻意释经法，修正了基督精神，使之与占有尘世的物质财富调和起来。克莱门的解释在教会中被普遍接受，对基督教的变革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黑格尔在19世纪初进行的自由主义批判，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德国式反应。同时，由于自由主义经过从17世纪的英国到18世纪英国的发展、从英国到法国的发展、从法国到德国的发展，它无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内在矛盾与危机都已得到暴露。黑格尔在不同于浪漫主义立场上作出的自由主义批判，在他自己心中意味着一场彻底的学术革命。

本文通过对格利和肖、戈德史密斯、麦金农等几位美国经济学家的金融结构理论的简要考察，实证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三大变迁，即从内源融资主导型转向外源融资主导型、从间接 融资垄断型转向间接融资主体型以及从封闭型金融趋向开放型金融，并从金融相关率、金融资产结构分布、金融机构结构分布等几项衡量金融结构的指标考察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状况，然后通过与国际比较，归纳出中国金融结构具有超额借款、超额贷款、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以及国家银行垄断金融这四大特征。最后，文章得出结论，中国金融结构已从戈氏金融结构第一大类第3小类演进到第三大类第7小类，并向第8小类演化。

杭州城市发展特色研究对于加强省域中心城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从国际国内城市发展的背景、相关城市间的关系和类似城市的条件分析等方面着手，提出了杭州城市发展的优势条件以及城市发展特色确立的基本要点和对策措施。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结合聚类分析法、经济中心分析法、地域分工分析法进行综合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法。该方法具有分析过程直观、综合考虑经济区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