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指导报刊朝职业化方向发展，是五四前后徐宝璜、邵飘萍等人研究新闻学的主要目的，因此，报业组织及其运转，是他们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提供新闻是报业的天职；为全社会服务是报业的目的；经济独立是职业化报刊的基石；言论自由是职业化报刊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这些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报刊实践，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在新闻研究中的体现。

运用叙事理论对电视现场新闻的叙事特点进行分析，描述画面和声音符号在构筑真实事件时的忠实程度以及再创事件的规则，可寻找出新闻作品中电视现场新闻与事实的关系，揭示新闻报道真实性的真实情形。

建立广告目标不仅为广告运作提出了任务，而且对广告策略的形成作了规定和指导。广告目标的建立作为广告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首先是为了保证广告策略的形成，因此，广告目标不仅需要定量，同时也需要定性，这样它才可能对广告策划形成指导和调控，并且对广告传播效果给予完整的说明。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与道德的艺术性思考中，许多历史小说作家采用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双重视角，从文化的高度观照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历史画卷，塑造出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人物形象。在近20年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还出现了所谓“零度情感”的叙述姿态和对大量丑恶社会现象的描写。这类文学现象的出现，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必须注意到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即使全面进入市场社会，作家仍应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作家的社会良心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必须时时顾及的。

中文系在当代文学活动中正面对着新的角色定位问题，为担当这些角色，必须处理好几层关系：读写教学与理论研究的关系；捍卫和继承文学传统与介入当代文学活动的关系；培养职业读者与培养学生的文学资质的关系；文学在今天的多元存在与深入研究各种亚文学和各种文本间的关系。

从“双线文学”理论出发，五四先驱的文学革新主张已受到了古代“基层”通俗小说的成功经验的启迪。古代通俗小说首先以“言文合一”的语体特色，为五四先驱提供了作家应该“怎么写”的有益借鉴。其次是推动五四文坛树立了以小说为文学正宗之一的新观念，从而使小说成了改良人生的利器。最后在创作的思想寄托等问题上，也给了五四先驱以作家应该“写什么”的积极影响。

李金发是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开山祖”。他的诗作大量使用象征、比喻、通感、意象，以怪异、神秘、晦涩、颓废被称为“诗怪”，并被当作食洋不化的例证而受到批评，这是不公正的。造成李诗的不被理解以至遭到很多人批评的原因有三：其一，李诗的主题多为死亡、梦境、幻觉及破灭的爱情等，改变了传统诗歌惯用的主题。其二，李诗的内容虽歌咏家国、爱情、艺术、自然等，但大抵歌其悲哀的一面，是消极的。其三，李诗的形式带有明显的欧化痕迹，大量比喻、通感的运用、意象的跳跃，使得解读困难。事实上，李诗在新诗的探索实践中对诗歌艺术有独特贡献，其艺术个性与独创性，在新诗艺术上有深远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到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人的创作，再到到20世纪70至80年代盛行的“朦胧诗派”，都与之有着血脉联系。可见，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不是无病呻吟和毫无意义的，而是具有超前意识和一定价值的作品。

本文通过分析探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的主题来揭示作者深刻的思想意蕴。海明威把孤独和空虚视为现代生活的主要悲剧，认为面对这个充满“虚无缥缈”的社会，人类需要光亮和秩序来重新确立生活的自尊，这种自尊就是生活的勇气，人类用它来战胜那可怕的精神危机。

明清小说家以金银变化母题炮制了大量幸运故事，执著地希望通过人为努力发迹变泰，他们对于旧有母题，或进行拓展，或果断摒弃。明清小说中金银变化母题的繁盛，离不开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明清小说中金银变化母题的兴盛，体现并密切了神秘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关系，反映了经济需要和神秘想像的刺激，并对审美创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酒令是唐代酒筵间十分常见的一种有规则的游戏活动。盛唐以后，酒令普遍采用了曲子歌舞的形式，因此，作为酒令节目的酒令著辞大量涌现。酒令著辞的创作和演唱表现为依调撰辞与依曲唱辞，从而直接推动了按谱填词、以词合乐的小令创作，并孕育了令词。所以，唐五代小令词体在曲体形态上带有不少酒令著辞的痕迹。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同义词之“同”指什么，近五十年来纷争不一。从古汉语同义词的构组、立义、辨异的辨析过程看，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词义为单位，持“一义相同”说，力求构组的系统性，立义的单一性，细辨一义的同中之异；一种是以词为单位，持“近义”说，“多义相同”说，将辨析变为多义词的横向比较。前者可获得有价值的辨析成果，后者繁杂、平庸，无可观的成果。因此，同义词之“同”，只能指一义相同。“近义”说、“多义相同”说皆当废弃。

本文为清代诗歌系列考证中的一组文字，旨在解释有关重要作家与作品的某些具体问题，纠正旧有的疏忽和错误。主要包括：一、施闰章和施彦恪父子对饭店主人“王翁”的记载分歧；二、朱彝尊有关传记资料中的重大失误及其成因；三、屈大均与厉鹗并非同时代人物；四、查慎行《牵牛花十二韵》朱彝尊同作的下落；五、吴雯《莲洋集》内部的作品重出问题；六、蒋士铨的生卒时间订正；七、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及小说《子不语》对蒋士铨梦做冥官一事的错误叙述；八、袁枚《随园诗话》及相关作品误记蒋士铨梦偕袁枚登山诗。

被誉为“世界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历代有注解批校者二百余家，各版本约四百种，各译本近三十语种，不可谓不夥。其中以南宋宁宗年间刻本《十一家注孙子》最为流行，学界奉之为善本。然至今校注《孙子》六千余字正文者颇多，而考论十一家十余万字注文者绝少，成为中国文献训诂史上的一个空白。通过对十一家注文按一版本、二注家、三体例、四注释、五校勘予以全面系统之详考辨正，可了解十一家注文之珍贵文献史料价值及其学术地位。

台湾革命领袖李友邦在大陆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参加祖国的抗战，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也始终拥护这一政策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扎实贯彻落实党的指示，努力工作，取得信用，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晚明阳明学与禅学合流，学术思想与社会意识发生迷离与衰颓，致使学者们在思想上进行纠弹，其代表是东林学者。顾宪成认为，王阳明以主观性的良知取代朱熹客观性的天理，造成了世人在道德精神认识上的一个“空”字，以及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一个“混”字，因此，返归朱学之格物穷理是唯一的出路，而目标是要使学术能整肃人心、开物成务。整肃人心，便要在道德论域中求落实；开物成务，则要于民生日用的科学上求突破，这便使晚明思想以返归朱学的形式超溢出宋明儒学建设道德精神的主流。但是东林学者没有亲自来推进，而只是扭转了风气，拓宽了论域。

纸币在宋代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大事，但从它一出现，社会上便有了伪造纸币的现象。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却尚付阙如。宋代纸币的作伪手段已相当丰富，一宗案例涉及伪造的人员往往少至二三人，多至几十人。为对付日益猖獗的伪造活动，宋政府除采用严刑苛律外，还不断地改善纸币的工艺质量，加强纸币制作部门的管理，强化伪币的鉴定工作，并采取了增加工匠的工资、防止纸币的制作方法散布民间等措施。即便如此，有宋一代，纸币的伪造仍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看，假造货币、非法获利的问题并非宋代纸币所独有的现象，中国历代铸币强调“重如其文”，一旦币材值低于币面值，民间私铸即大肆兴起。除此之外，政府所立钞法的不合理，某些官员的徇私枉法、玩忽职守以及纸币本身的可伪性，也给伪造者提供了机会。

福柯并不打算重复主体死了这一空洞的口号，在其学说中包含着一种新的人学倾向：剥去知识对个体的遮蔽，并因此回归个体的自我生存。这意味着福柯对身体经验和自我关怀的强调。

本文通过对晚期斯多亚学派三杰：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奥勒留伦理哲学的讨论，指出晚期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哲学表现出直面人生而疏于作形而上的玄思的特征，并将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原则更进一步趋近宗教的神的观念，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上亦呈现出宗教气息。

简单性首先反映了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内在特性；作为对客观存在的形态及其运动图像所具有的广泛的简单性的反映，科学审美创造主体便相应形成了以简单性法则去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简单性科学思维方法和能力，如简单性科学分析与综合、简单性科学审美直觉等；在上述主客观简单性基础上，产生了科学理论建构的简单性法则，主要有逻辑简单性法则和数学简单性法则，它们在科学审美创造的求真构造中发挥着非凡的作用：以最经济的途径逼近真理，以最简单的形式描述真理。

本文以“温州模式”的变迁和浙江的改革经验为例，实证分析了如何在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推进以准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为主的改革；并适时向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转换，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根据改革的不同约束条件，选择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从而化解“诺思悖论”。

外来直接投资是促成中国以往20年经济快速发展与体制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杭州市为例，就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是否应继续加强引进外资力度以及如何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次级中心城市在引进外来直接投资方面将面临怎样的内外环境，以及如何分析与判断这类中心城市引资的比较优势与劣势等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提出了相应的预期性看法，并在确立某种分析与预期方法方面进行了尝试。

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资源为基础、体育活动为载体，向社会提供有关物质产品和服务为收入来源的经营性的各种行业的总和，它由体育本体产业和体育载体产业两大类构成。体育产业的基本特征有四：其一，追求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其二，运行机制以生产——供应——需求为基本框架；其三，组织形态以分散的、且又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构成；其四，投资主体由国家、个体或多元联合体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