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人口质量是马寅初人口思想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实质性超越.马寅初关于人口质量的观点主要体现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是对立的统一;在新时代,人不在乎多,而在乎精;人口质量的提高是德、智、体全面的提高和全民的提高;提高人口质量不能离开本国国情.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重温马寅初关于提高人口质量方面的有关观点和主张,有助于我们处理好提高人口质量与稳定低生育水平、保护资源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的关系.

"适度人口"分野为宗旨各异、观点和立论对立的两大流派."经济适度人口"的宗旨是追求"最大收益",立论基础是"需求创造供给"和技术替代,通过人口的适度增长、"有效需求"的保持和对资源限制的克服,使经济不受限制地增长而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有限性却无疑会摧毁她的根基;"环境适度人口"的宗旨是追求人口与环境的均衡,立论基础是有限性和"供给决定需求",通过"双零增长"把人口和经济规模控制在自然的限度之内,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人类主导的人口与环境均衡对生物的灾难性和人类的危机性,则使其对均衡的追求面临严重挑战.

以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调查资料为基础,以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为切入点,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仍以家庭居住为主;不同居住方式的老年人对生活总体感觉是比较满意的;老年人选择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儿女数量的多少、个人爱好的满足程度等因素关系不大,但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有没有孩子、孤独及害怕等因素密切相关.

行政回避是行政程序法上的基本制度.它作为一项保障行政公正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是因为能满足人们要求受到公平对待那种与生俱来的期待.行政回避作为一个法律制度应当由回避缘由、范围、程序和限制组成.我国行政回避立法不统一的问题必须通过行政程序法加以规范,而行政回避实际效果不理想的问题,则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来解决.

起诉便宜原则是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普遍确立的一项起诉原则.日本、德国、中国虽然同为大陆法系国家,但在适用起诉便宜原则的目的、范围和制约措施等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比较、借鉴日、德两国有关起诉便宜原则的立法和司法经验,有利于中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意识形态性能否相融是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方法论问题.基于自身的特点,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与意识形态毫无关联的科学;意识形态也非纯粹主观性的,进步的意识形态有其客观性的特质.据此,属于认识的客观性层面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可以与意识形态性相融合的,其客观性不必也不能通过拒斥意识形态来实现.

大宴仪是宋代礼乐制度的盛典,但《宋史》对大宴仪的时代编排较为混乱,以致后人在引用大宴仪以佐证重大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时产生种种误解,如薛砺若《宋词通论》、刘毓盘《词史》就误把《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当作仁宗朝的仪制,用以阐释宋大曲体制及宋词繁荣的原因.据考证,《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非仁宗朝的实际情况,而是徽宗崇宁二年(1103)以前天宁节(徽宗"圣节")的仪制.但徽宗崇宁二年以前的大宴仪实际仍是由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年间(1076-1085)因改革旧制(如用"小儿队"取代两军妓乐,枢密使等官员及宗室预座诸项制度改革)而创立,并用于神、哲、徽三朝,迄徽宗大观三年(1109)因新大宴仪的出世才罢用.所以,《宋史·乐志》十七所见大宴仪的应用时段,最早不先于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元年,最迟不后于徽宗大观三年.

客户关系具有周期性,可划分为考察期、形成期、稳定期和退化期四个阶段.交易额和客户利润被选作特征变量来描述客户关系水平,理论分析表明:两者均随生命周期阶段的发展而不断提升,考察期最小,形成期次小,稳定期最大.实证研究检验了该结论的正确性.根据客户关系退出时所处的阶段,客户生命周期模式被分成早期流产型、中途夭折型、提前退出型、长久保持型四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均有不同的成因.

组织行为学对组织领导中上下级关系研究的近期焦点主要集中于领导和成员之间动态交换的二元关系.领导一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简称LMX)理论认为,高质量的LMX关系对提高领导效能和组织绩效有显著的作用.LMX的理论进展表明了它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在保持最佳的上下级关系、提高工作成效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在经验品市场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具有不完全信息,一个产权清晰的中介组织对产品质量的有效评定则是传递质量信号的有效手段之一.一个产权不清晰的中介组织,在进行质量评定时,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低质量产品冒充高质量产品.解决我国经验品市场的质量显示问题,关键是建立培育真正产权清楚、竞争性的中介组织.

我国风险投资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不是风险资本供给的不足,而是风险投资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加快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必须解决风险投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这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培育风险投资需求主体,才能刺激风险投资有效需求的增长,才能推动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变迁及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受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我国既有的金融深化尚主要停留于量的成长方面,而未进入到质的发展方面.为实现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尊重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允许金融制度安排的多样化,并积极推进内生性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成长.

近年来,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学道路"成了贬义词.在这一现象背后,潜伏着这样一种普遍的假设:英语教育旨在摄取信息,掌握技巧,获得实际知识和技能,而文学则仅仅是一件饰物--只能用来点缀以市场经济这个硬核为主导的课程表而已.为了抵制这种趋势的蔓延,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我国英语系的基本任务是什么?英语文学教学是否与当今市场经济存在关联性?它们又是怎样相互关联的?我们怎样才能使当代中国人确信学习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倾听那些既非本国人,又非现代人的声音--是有益处的呢?在重新认识这些问题的同时,有必要改进当前仍在流行的一些教学方法,以确保文学在英语教学中应有的地位.

学术论文写作并非是不受作者主观影响的就事论事的客观陈述,成功的学术英语写作需要借助遁言运用以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对遁言的运用和分布的研究结果表明:遁言是学术语篇社团成员广泛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学术英语中的遁言现象不仅是作者、读者、语篇三者交互的结果,也是用语言形式体现作者心理取向的产物,是一种认知情态.遁言研究对学术英语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导入和学习有着深刻的关联.凯洛夫《教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对凯洛夫《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际的适应性问题产生了质疑,对学习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展开了反思,同时努力探索着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文革期间,凯洛夫《教育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学而大受批判,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运行的轨道.改革开放后,凯洛夫《教育学》重新获得公正评价.

博克认为,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大学的精神,但是,其内涵随着时代的更迭而演变.如今,博克的这一观点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大学自治与政府约束的冲突,以及大学维护学术自由与承担社会服务之间的矛盾尤为明显.大学难以回避现实,不得不寻找新的平衡点.

"教育民营"是指由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教育制度."教育民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它增进了教育公平和效益.在"教育民营"制度中,政府退出教育活动的微观管理领域,其职能在于维护和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凭证制度"和"开放一切(除军事等特殊领域的教育外)教育服务领域"是"教育民营"制度架构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民营"既是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

《论桑德尔对罗尔斯新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兼与姚大志先生商榷》  汪建达 ,吴新民
《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  袁亚春
《浅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韦俊世
《“事绝言象”义正》  鲍江华

宋元讲史平话一直被认为是讲史的话本.其实,平话是一种在民间口头文学和传统著述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边缘性文体.从现存平话语言特征中可见平话中白话和文言混用的现象及其形成原因,这种边缘性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平话的加工整理者的文化心态所决定的,对主流文化的趋同心理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