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导入和学习有着深刻的关联.凯洛夫《教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对凯洛夫《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际的适应性问题产生了质疑,对学习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展开了反思,同时努力探索着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文革期间,凯洛夫《教育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学而大受批判,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运行的轨道.改革开放后,凯洛夫《教育学》重新获得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