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

按照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者的看法,社会资本应包含信任、规范和网络,且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但是,消极的、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社会资本"也往往存在于各种社群中.这就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一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应有共同的指称,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明确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性质,是社会资本概念成为对各种问题进行跨学科探讨的可靠起点.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对公共行政领域渗透的产物.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性恶论假设是新公共管理形成的理论基础.性恶论假设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公私利益的冲突,而经济人假设下的新公共管理强调公私利益的和谐,主张以激励兼容而非规制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为政府摒弃官僚制、建立市场驱动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英国公共管理的教育和研究都发端于公共行政范式.伴随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英国公共行政范式面临严重危机,到90年代逐渐被公共管理范式所取代.英国公共管理教育具有明显的技能和实践导向,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与一般管理教育日益趋同;而英国公共管理研究则立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之上,中央和地方的公共治理问题成为目前英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主要议题.

中国正处在履行加入WTO承诺的过渡期,与中国政府履行WTO承诺同时而来的是其效应,在所有效应中,制度变革效应最值得关注.对于WTO之制度变革效应,可以借助新制度经济学某些范畴来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WTO规制作用下的中国制度之初始状态,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一度关注的一般市场经济,作为转型经济,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仅处于某种非均衡状态,而且处在非稳定状态,带有明显的非稳定非均衡特点.履行WTO承诺首先可视为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冲击,它在消除原有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同时,将通过制度供求互动机制导致新的非均衡,而正是这种非均衡的交替过渡,将加速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制度转型的加速与履行WTO承诺的三个效应直接联系在一起,三个效应分别为直接变革效应、变革扩散效应和变革反馈效应.

中国大陆与香港密切的经济金融往来、日益融合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之状况,为两地货币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港币-人民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相比较,无论从两地整体上看,还是分别从香港和大陆个体上看,均是收益大于成本,长期来看更是如此.但两地经济与市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及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性质,使目前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基本条件尚未具备.因此,大陆与香港货币一体化是一种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短期不可操之过急.目前较佳选择是大陆与香港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两地货币的逐步融合.

中小企业信贷风险高被认为是造成其融资难的关键原因,也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难点之一.实证调查的结果表明,影响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的因素可归纳为企业、银行和环境三大方面十二个关键因素.就商业银行可控因素而言,应从内控机制等四方面入手化解中小企业信贷风险.但不同的被试类别对风险因素和策略表现出不同的看法.

从社会批判的角度看,宗教的确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如对宗教进行人生观照,又不难发现其在终极价值关怀上的某些特殊意义.我们不仅要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宏观分析宗教信仰的存在,而且也要从人生的角度,内在地观照、肯定宗教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方面,并以此为契机在教育及宗教两个系统内实现对宗教教育与文化资源的深度开掘与利用.

电视广告的表意过程和行为是一项文化实践活动.广告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图像的世界带人生活.香港与大陆广告创意所表达出来的两地文化差异,证实了在这样的实践循环活动中,文化已成了广告图像符号的表征(representation),文化同时也是一切表征的前提.

自然权利理论是近代自然法学说的要义和核心,它克服了自然法的不确定性和实证主义的恶法亦法思维,为西方人权奠定了基础,推动了权利理论和权利形态的历史性转换,即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再到"实然权利"这一历史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发端于古希腊,经罗马法学家和中世纪经院学者的传承和提升,最终在近代法学家们的手中得以完善.英国经验式的自然权利和欧洲大陆先验式的自然权利,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权利理念和实践模式."自然权利-人权"理论实现了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超越,为美、法两国革命和20世纪国际社会的人权建设提供了历史基础和理论指导.

从诗的存在形态看,诗是一个意象符号系统,具有符号与系统的基本特性."语言艺术说"与"意象符号说",不仅是对诗的切入角度的不同,而且是理论思维方法的不同,由此带来对诗本体认识的差异.意象的运动自表象始,其最终目标不是通常所说的指向意境,而是指向情境,情境才是诗的整体审美效应的表现形态.

主张作品、语言、形式即文学本体之所在的文学形式本体论,进入新时期理论批评视野后,一度成为文艺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它经历了作品本体论(视文学作品为一个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本体)、作品形式本体论(将文学本体归结为作品的某种形式因素)和形式本体论(以抽象的形式为文学本体)的发展轨迹.文学形式本体论在提供文学基本特征研究的新视角、丰富文学理论的概念与术语、重视文学作品本身尤其是作品的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合理性,有助于理论批评界克服过去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认识上的机械化、简单化倾向,树立正确的形式一内容观.但它也存在着诸如割裂文学"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有机关联,片面强凋形式甚或纯形式价值等方面的理论缺憾.

文艺人学本体论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潮流.它的发生既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自身逻辑运动的必然,也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反响和回声.它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文学艺术的思维视角,同时,它的理论盲点也是我们在建构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时所应当扬弃的.

作为"触媒",北宋党争激活并深化了苏轼对陶渊明的历史记忆,使之产生陶渊明情结;同时,在社会背景、文化结构和时代接受心理的共同影响下,苏轼根据现实处境的需要对陶渊明重新进行了诠释和建构.在习陶和陶过程中,苏轼将自身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注入到陶诗冲淡平和的外壳中,体现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和"应物"的处穷哲理,并使其得以从中排遣情累,自我镇定,达到情感的内在超越和净化.

商会理论的演进包括商会的非盈利社团理论、商会的制度动力学理论、商会的交易成本理论三个阶段,但它们对商会激励机制的研究都存在不足.基于商会同时提供两类产品,即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的特性,通过"关联博弈"概念可以建立商会激励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可证明商会激励约束机制不仅具有存在性,而且具有均衡性.这为我国商会制度的改革思路提供了重要依据.

是什么"机制"使得"人"在物种竞争过程中获得竞争优势而结成今天的人类社会?根本性的原因是基于"信誉"的社会交往秩序的确立.考古研究表明,人类的始祖来自于东非高原.350万年以前的四足猿社会的社会交往效率很低,但是之后生活在东非的脸部扁平的两足猿的社会生活非常和谐,这是因为社会交往效率的改进.晚近的考古发现表明,社会交往效率的提高比石器的出现更加重要,重要的考古证据来自于"圆片"--4万年前的土鸡蛋蛋壳打磨的小圆片的出土,有学者指出,这些圆片是用于交往的礼物,因为礼物的交换,可以保障社会系统的稳定,由此,早期的人类可以比单独的群体更能够适应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使得社会和人类得以繁衍.两足猿与其他同时代的动物相比,在体质上更加软弱,但是,由于他们具备基于语言交往能力和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这让他们因为结成群体而获得了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与此相伴随的是,由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重大改变,猿人的脑容量从500立方厘米逐渐增大到1400立方厘米以上,这使"猿人"获得了符号交往能力.由此,两足猿的生存优势主要凸显于社会交往方面.早期人类交往得以拓展的"物质"基础是大脑皮层的发育、语言和符号能力的发展.人类史发展的轨迹是:交往效率的改善;单刃石器的制造;手的劳动习惯的确立;社会交往范围的拓展和脑容量的增加以及两足猿的走出非洲.信誉的确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交往潜力和信息网络,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展,大脑皮层的神经元结构发生突变,人类产生了语言能力,人类社会由以繁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提出的内生劳动分工经济增长模型在众多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具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一方面,与罗默等人通过知识的外部性、人力资本积累或物质资本积累来揭示收益递增或不变的经济增长模型不同,贝克尔特别强调了劳动分工在整个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将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这些重要的变量整合在一个模型中,作为内生变量共同解释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与以超边际分析为工具的杨小凯分工演进模型不同,模型依然采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一模型比较适合于用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当然,这个模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市场、协调成本、一般知识等项目的定义不够清晰,有必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由于土木建筑工程具有公共性、大规模、长久性、基础性等景观特点,很容易造成对原有人文、美学环境的破坏.从杭州某立交桥及沿江大道工程对当地民众的视觉感受性调查研究结果中反映了当前在我国城市建设中严重的视觉景观影响问题.地域景观的视觉特质、形象主要取决于物的组成元素与其相互间的空间(尺度、规模)结构方式.同时,还要通过特定视点场所感受到的景观总体形象表达出来.组成结构与视点场的改变都会对景观特质的感受效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对工程建设的控制管理,维护城市良好的景观文化生态,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数字城市建设是目前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对数字城市建设定位以及战略意义的认识不足,导致技术理性主导数字城市化建设工作的现象突出,带来较大的社会影响.在对技术理性僭越的批判的同时,数字城市建设应当重视人文文化建设,建立人文理念,重视培育市场需求与环境建设,稳步渐进,讲求实效,在应用中求发展,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