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改良是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近代私塾的改良主要从管理体制、课程、教学内容、塾师、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展开,体现出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及两者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特点.这种改良先是自下而上进行,但最终还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近代教育教学观念的变革是促进私塾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动因.

清末学制改革后,乡村社会形成了别具特色、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在这种新旧对峙的二元教育结构中,乡间私塾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乡土适应性位居乡间文化的霸主地位.乡间私塾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乡村学校,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仍然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并更显突出.

走向世界是时代赋予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晚清时期初出国门的外交官以"百闻不如一见,耳闻不如目睹"的切身感受,记录了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考量,这些认识尽管不免肤浅,甚或谬误,但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异域教育的最初文本,在中西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因反对"新经学"的现实需要,宋人缺失了对王安石的学术--"王学"作出整体评判.发展到后世,尽管"新学"词义有变,但"荆公新学"终究成了"王学"的别称.事实上,"王学"有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其中,以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的最初产地,"金陵之学"就是"官学化"之前"王学"的原生形态,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而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也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它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刷新研究对象,走出"荆公新学",兼顾"王学"多种演变形态的差别与联系,有助于当前的学术思想史研究.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同为光复会领袖的陶成章、章太炎两人的革命思想颇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以固有文化和浙东学派的传统为基础,因列强的侵略刺激而形成民族主义,渴望中国独立和民族自主,坚定地主张反清革命,批判反动统治者自利自救的"立宪";他们同样娴熟地运用历史知识,培养人们的爱国革命思想,又都运用了"进化论"的思想武器.但是在国内民族问题上,陶的认识较为固执,而章太炎则能与时俱进;在对待帝国主义的认识上,陶有幻想而章更清醒;在对待历史文化和进化论的态度上,陶只求应用,章则坚持应用与求真的统一,故对理论有较大贡献.上述比较反映出革命行动家和"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差异.

南京十年时期,商人罢市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之态势.津沪两地商人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一致反对罢市倡议,或囿于战时环境而被迫罢市.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罢市行为或其主动性之缺失,既可归诸南京国民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弱势地位及相关政策密不可分.有无罢市之举,主动抑或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特异性之标尺.

宋代以后的一些字典辞书,诸如《龙龛手镜》、《四声篇海》、《字汇》、《字汇补》、《康熙字典》,以及今人编的《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都收载了大量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以及与正字关系不明的疑难俗字.由于种种原因,汉语俗字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所以上述字典中的这些疑难俗字也很少有人问津.这种情况不但对载有这些疑难俗字的古籍的解读带来了困难,也对现代大型字典编纂的质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在《汉语俗字丛考》的基础上,依据敦煌出土文献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典中的二十多个疑难俗字进行了考辨,并纠正了旧辞书辨释方面的一些错误.

王力先生强调上古的"羹"只指带汁的肉,并据唐诗一个"羹汤"例,定唐代"羹"变为菜汤义,"汤"产生菜汤义.今古汉语、辞书学界都据王力此"羹、汤"说立言.但王说之训释方法与结论皆误.考察羹的物性可知,"羹"从上古起就指调味的浓汤或加米面调和的薄糊状一类主菜,它始终没有变成菜汤义,只是到元代浓汤类羹归称"汤".唐代偶见、宋代多见的"羹汤",实指汤制的羹,"汤"仍指热水;以后的"羹汤"也只指羹.至于"汤",由热水引申为药汤,然后保健汤,再到元代产生菜汤义,但所指多是浓汤,到明清时期"汤"成为菜汤通称,并开始代替羹,上升为主要的一类菜肴.

中外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河流名称的分布具有区域特征:北方以称"河"为主,南方以称"江"为主,黄河、长江之间地区则有称"水"的."北河南江"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江、河"词源又如何?这成了汉藏语言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为此,罗杰瑞、梅祖麟、桥本万太郎等学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假说,他们认为,"江"、"河"均非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而是分别借自南亚语和蒙古语.桥本万太郎还进一步假设,汉语是南岛语言和阿尔泰语言南北夹击的产物,而"江"、"河"名称的来源正是在基本词汇方面反映了这一南北推移过程.然而,研究表明,这些假设中有关"江、河"词源的部分有违语言历史事实.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历史文献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可以证明,"江"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至于其他语言中的相似形式,则可能是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区别外来借词和固有基本词有一个原则:若某词的得名过程与某语言中的固有基本词的得名过程类似,同时,它在这个语言中还具有一个完整的同源词系统,那么,它就应是该语言的固有基本词.至于外来借词,则不具备这些特点.考察汉语"江"的得名过程,其结果正和这一标准相合.

美国华裔学者谢正光先生与香港佘汝丰先生共同编著的《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两部关于清诗总集研究的著作之一.该书集中考察了清初的全国性清诗选本,同时还附录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清初诗选待访书目》.但这份书目中的许多内容,从编者、卷数到版本、著录等等,都还有待于仔细考核.特别是其中的《近代诗抄》、《国朝诗隽》、《国朝诗风》、《诗风》、《高言集》、《云山酬唱》六种,问题更为集中,因此首先需要考辨.

清人黄图珌《看山阁集》有九首诗与《鸳鸯幻》传奇作者及其内容有关,此前无人注意.从黄图珌诗中可知,《鸳鸯幻》是一部才子佳人戏,约作于乾隆初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间,作者是松江府(今上海市)诸生戴蓉石.收录于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稿本百种汇刊》(79)中的《灵山会》传奇,未见任何曲目及曲籍记载,其作者幻园居士为清宗室,剧作完成于咸丰五年(1855)七月.《海宁州志稿》卷二九载陈乃赓《黄堂梦》传奇八卷,无其他文献记载.陈乃赓是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官刑部主事,长于词曲,卒年34岁.《黄堂梦》当为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回籍后所作.

面向"全球化"新语境的历史题材创作不仅在小说、戏剧和影视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繁荣,也为文学反思民族历史、建立全球化的对话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一认识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破性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翻案"现象以及历史题材的概念内涵等新旧命题提升到历史观的层面展开广泛争鸣;对于影视创作中的庸俗化弊病,则提出了精神价值底线的新考量原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进入对历史叙事可能性的探讨也别开生面;而新批评方法的实验和呼吁则直接针对严重落后于创作的理论批评.所有这些讨论表明,全球化不仅仅作为创作背景存在,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地内化到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实践中.

在当代中国小说创作中,广州作家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征.两位女作家张欣与张梅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审美趣味异中见同,前者热衷于长中篇的叙述,后者擅长小中篇.她们的小说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把握中国女性写作的一种视角,而且也向我们敞开了认识当代中国小说实践的一扇窗口.通过她们笔下的"南方故事",我们能够进入到当代中国的诗性文化的氛围之中,领悟人情世事的变迁与感受精神世界的迷茫.

李永平是早期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中独具风格的一位,他的写作指向个体、民族和国家,也指向了语言审美世界的终极.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形成了他的文学世界里三位一体的主题,三者之间的互为代换指涉,既坐实了李永平的文学意识形态,也生出无限空虚怅惘.李永平在其作品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同时,也是借"再造语言"来再造中国文化的幻象.在一片后殖民、后现代的论述风潮中,李永平的"文字花园"无异于一场文化身份焦虑症的语言大发作,但地理的分割和政治的分野也终究令他的中国身份陷入乱真而疑真的尴尬境地.

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后现代思想的前提,建构富有活力的后现代话语依然有必要回到解构主义,因而需要梳理他们在一些共同论题上的内在联系,特别是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关系,这是深入把握解构主义必须进入的领域.把德里达的"起源缺乏"与海德格尔对在场的论说相联系,可以看出德里达的这一思想是在与海德格尔持续展开批判性对话中来阐发的.海德格尔一方面解构了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在场"谬误,另一方面他要寻求早期希腊思想中的"在场"所具有的真理性.而在德里达看来,一切起源都是不可靠的,都是补充和替换的结果.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历史,就是通过对起源之空缺的填补,而后展开其历史性.德里达将这样的起源与历史性放置到补充与延异构成的场域中,对于他来说,起源与历史性只能在"延异"中加以阐释.

阳明心学注重"心上工夫",即通过本心对"良知"的缘机体认和直觉领悟,使良知在本心直觉中真体朗显,活泼澄明.这种"心上工夫"使其心学美学带有生命直觉和现象直观精神:其审美把握的角度是境域中的时机化体认,其审美体认的方式是无现成、无绝对、无理障的直觉领悟,其美学形态则是由伦理思辨美学转向心性体验美学.

由于制度背景的特殊性,我国外汇干预无法通过利率、资产组合和预期机制对汇率稳定产生倍增效应.相反,由于内外经济周期非一致性和干预目标过于狭窄,市场收益变化反而引起国内资产结构的逆向调整,加大了人民币失衡压力.最后,央行通过大规模直接干预的方式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却导致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受央行资产结构和债券市场规模等因素约束,外汇占款投放的人民币没有被完全冲销,存在较大缺口,并对基础货币预期增长目标和内部均衡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因此,人民银行要尽快转变被动的干预方式,扩大汇率波动的目标区间;同时,要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促进政策之间的协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实现干预成本的最小化.

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涉及"人"与"经济"两个意义相异又相互依存的世界,而其本质则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问题.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不是物质,也不是偏好满足的效用,而是人的快乐;经济发展的终极约束不是自然资源,不是货币资本,而是作为主体的人力资本自身.这是人与经济的本质关系.终极而言,经济发展中的成本与收益是归结于人类自身的.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而且还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根本手段.这一将目的与手段皆抽象为人类自身的生命现象来解释经济发展的观点,是人本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全面确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理论基点.

亚洲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不断进步的,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再分配的目标是一致的,并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直接贡献力量.亚洲福利经济素以政府小规模公共开支的低成本作为其发展的优势,尽管这也意味着亚洲福利保障经济与西方社会的福利经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这也预示了亚洲福利保障经济在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上可能比西方走得更远.宗教和文化的交融,实际上是规制了亚洲福利经济低水平发展的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发展,最终会更多地向接近西方特别是欧洲健全的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经济模式靠拢.而中国适时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福利保障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云梦秦简中,《为吏之道》是道德规范而非行政法文献,《语书》和《法律答问》中部分条文亦属行政法规,秦简中行政法规以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吏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其规定具体、详密,主要涉及财务、经济、行政,并以地方政府与低级官吏为主要对象,以惩罚为主要手段,具有形式多样、诸法合体等特点,其条文可按《周礼》中的治典、教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分为5类.云梦秦简并非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法律文书.

劳动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和宪法性权利,是一项在权利体系中具有上位效力层次的重要权利,当它与其他权利(力)发生冲突时,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障.对于劳动权与公权、私权、其他社会权之间的位阶关系及权利(力)冲突,应本着基本人权(生存权)优位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利益衡量、社会正义等原则予以协调和化解.特别是在劳动权与经营权的冲突解决中,我们应遵循生存权优于经营权的法理.

台州市商业银行的源头--路桥银座金融服务社创建于1988年6月6日,建社时只有6名员工、30平方米的营业场所和10万元资本金.而现在的台州市商业银行于2002年3月23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原银座城市信用社所在地)挂牌成立,是目前全国一百多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的最新成员.它是在原台州市银座城市信用社①、台州市龙翔城市信用社等8家信用社通过清产核资、剥离不良资产后,由市财政参股(5%),再吸收10家民营企业,按<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组建时,银座城市信用社存贷款规模占该行总规模的80%强),注册资本金为3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