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法官是非职业化的法官,其思维是一种平民式的追求实质目标而轻视形式过程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可称为实质性思维,与形式性思维相对.具体表现为传统法官在法律与情理关系上往往倾向于情理;在法律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在思维方面"民意"重于"法理",具有平民倾向,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思维时注重实体,轻视程序.尽管中国传统法官的思维方式与后自由主义西方法官的思维逻辑有某种契合,也尽管法律形式主义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更需要一种法的形式理性.

利他行为可区分为软利他行为和硬利他行为.软利他行为可以用人的利己心解释,而硬利他行为则否.硬利他行为又可以分为有限硬利他行为和无限硬利他行为,有限硬利他行为服从边际效用递减率,而无限硬利他行为则否.无限硬利他行为的形成与进化无法单纯用个体之间的竞争来解释,它是人类在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多个层次的竞争当中的适应性行为,是在多层竞争中形成与进化的,是多层竞争选择的结果.

本研究旨在探索西方公正严谨性(Conscientiousness)人格维度的内涵与结构.1500多名被试完成了OZPS(中国人人格量表)和NEO PI-R(西方大五人格量表)的Conscientiousness量表,因素分析表明,公正严谨性包括自律守诺、严谨细致、机智果敢、坚韧踏实、追求成功和工作投入等六个因素,与NEOPI.R中的层面没有对应关系,但与QZPS的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等六个维度密切相关,而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的公正严谨性维度并不独立存在,有关的内容是分布在不同的人格维度之中的.

著作权客体属于准公共产品,法定许可是为了促进"物尽其用"而将部分作者权利交由适格者行使.美国法定许可制度以反垄断、市场定价和保护公众知情权为原则.在作者权利保护上,主要有表明其身份、保护作品完整、广告插播和收取许可费的权利.被许可人的权利则主要为实施权和因实施而产生的相关著作权.双方都有在实体和程序上配合对方实现权利并进行取证的义务,对违反义务的行为原则上承担过错责任.在许可费及其相关条款的确定上,采取协议优先原则;难以达成时,由行政裁决和司法诉讼依照市场价格作出决定.中国在系统性的法定许可制度方面可以吸收美国经验,但其"默示许可"方式有一定长处,可以有条件地予以保留.

附赠式有奖销售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但其消极作用也日益突显.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和促进效率竞争,增强现行法律的协同效应,应当对附赠式有奖销售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我国宜选择一般性限制附赠的立法政策,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并将限制附赠行为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相结合.

针对我国转型时期信贷契约的软约束问题,从信贷合约多重治理角度探讨了转型时期机会主义与多重成本、交易成本结构与契约选择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现,不同契约制度安排下的交易成本结构是不同的,其中关系和计划指令契约安排常常会替代或软化由法律强制实施的契约治理,导致所谓的"信贷契约软约束",从而加大信贷履约成本.商业银行为有效地阻止合约中的违约行为,不得不同时寻求多重契约治理的保护.因此,由关系契约、命令计划和法律强制实施构成的多重治理制度无疑会提高合约的交易成本,这是导致我国信贷契约软约束的主要原因.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52-2003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即GDP变化是引起教育投资变化的原因,同时教育投资变化也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1952-2003年,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4.4%,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后,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了明显的提高,由改革前的22.8%上升到改革后的29.7%,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

合作竞争作为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意义不像其他国际银行那样是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而主要是增强竞争有效性,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从而提升我国银行整体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银行经营效益.选择适当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以及力争在合作竞争组织中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是我国银行合作竞争的策略选择重点.前者可以在"3C"原则基础上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比较确定,后者可以综合考虑现有理论提出的多劳多得、风险补偿和效用最大三个原则及其模型,运用改进的群体重心模型来确定体现公平原则的最优收益分配方案.

价格卡特尔是对竞争危害最大的卡特尔,它严重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机制并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价格卡特尔现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价格卡特尔还带有经济体制转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对价格卡特尔的规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相比而言,2002年2月的<反垄断法(草案)>对价格卡特尔的规制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这一草案对价格卡特尔的规制仍然不尽完善.未来我国反垄断法对价格卡特尔的规制还应当将行业协会作为特定主体纳入价格卡特尔规制的对象范围,强化对价格卡特尔的制裁措施,实施双罚原则,设立鼓励揭露价格卡特尔的举报制度.

传统的公平理论注重税收的受益公平和结果公平,科学的发展观要求税收的公平原则发生重心上的转移和内涵上的改变,即在注重税收的机会公平的同时,税收的公平原则必须引入代际公平理论.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虽然在效率、筹集财政资金方面向税制优化迈出了一大步,但在公平目标尤其是机会公平与代际公平目标实现方面的表现却难遂人愿.为此,如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减少对经济扭曲的前提下,实现税收分配的新的公平目标,是新一轮税制改革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企业演化理论引进生物进化的思想方法来研究企业组织发展和行为演变规律,焦点是演化的过程和演化的影响因素.根据对演化的影响方式的不同,企业演化因素可以归结为三类:基础因素、行为因素和约束因素,基础因素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行为因素的差异,而行为因素的不同决定了企业演化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约束因素制约着企业演化的全过程.企业是一个类生命体,其演化过程应该是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理论的综合,同时,在各种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阶段、企业的变异阶段、环境选择阶段以及保留与传衍阶段.

软件开发项目的工作量估算技术一般分为三类:基于专家判断的技术、基于算法模型的技术和面向学习的技术.不同的估算技术各有自己的优点和局限性,没有一种估算技术能适用于所有开发环境,并且软件开发方法和技术的更新速度也对所有这些估算技术提出了挑战.软件组织应根据具体的项目特征和可获得的信息来选择合适的估算技术,并针对当前项目情况对使用的估算模型加以调整,依据不同技术的特点组合不同的估算技术进行估算,以提高估算准确性.在估算项目工作量时要充分考虑到项目前期阶段的工作量,并建立本组织的软件项目库.

土地利用规划中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以往单纯理性、确定性和刚性的土地利用规划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而规划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和弹性理论在强调避免或利用规划中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的基础上,认为规划应是一种动态、协调的思想,强调各方选择的多样性.土地利用规划非理性、不确定性和弹性理论的研究补充完善了规划的理性、确定性和刚性理论,有利于规划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城镇住房保障规模既受住房保障需要范围的影响,又受政府供给能力的约束.城镇住房保障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商品房市场价格、居民人均使用面积、住房自有率、城市化率、住宅用地年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量等,将这些影响因素分别与住房保障量或应受保障家庭比例之间做实证相关分析或理想值的模拟分析,可得到部分有意义的结果.其政策含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水平,政府可对上述指标作政策性的适度调控,使城镇保障型住房的供应量努力保持供需的动态平衡.

特大型风景名胜区规模大、范围广,往往与经济发展带、城镇规划区、人口集聚区高度重叠,使得其保护与发展问题突出.目前,其规划与管理问题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以具有代表意义的杭州"两江一湖"风景名胜区为例,应建立"流域整体观"理念,将流域内的要素视为一个相互之间存在异质性,同时又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有机整体,重点处理好风景资源保护与城镇建设、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的关系.从规划策略方法上,应将特大型风景名胜区进行分区、分类、分级保护,突出风貌,协调城镇与风景区景观,营造景观协调、山水相映、城景交融的风景区;从管治策略上,应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机构,建立流域性的区域协调机制,实行绿色GDP考核,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达成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来源和构成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走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选择从居民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对该关联的一个尝试性研究.GE指数及要素分解法在国外文献中常用于研究收入差距,尤其适合于城乡差距的研究.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计算浙江省各个区域收入差距的大小和变化趋势,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分析各项收入来源对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贡献,通过研究可以找出各项收入来源的贡献和变化情况.

有关土地的上访已占据农民上访的多数,成为农村的主要矛盾,土地纠纷影响社会的安定.引发纠纷的关键在于征地影响农民的决定权,而平山村恰好相反,赋予村民处分权,实现了一地安和.平山村的个案可以回答征地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耶路撒冷和雅典"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西方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涉入该命题却源于对现代学术传统的批判,他认为现代可遵循的"传统"只是启蒙以来的传统,它试图变更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深刻的对立.施特劳斯对此所做的独创性贡献就在于倡导回到"两城之争"的原始反差,他将哲学与启示之间的冲突定义为两种生活方式的对抗,前者是自由探寻之路,而后者要求的是敬畏与谦卑,正是这两种不同生活观念的对立构成了西方文明活力的源泉.

皮钦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作为现代中国皮钦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网络皮钦语具有一些区别性特征.中国网络皮钦语是外来文化渗透和强调英语重要性的产物,其言语社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使用汉语的中国人,语素和语句也主要基于汉语.中国网络皮钦语的生成和发展蕴涵着复杂的理据,除省力理据外,还有心理、表意、修辞、美学、地域等方面的理据,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起到了异曲同工的语言效果.此外,中国网络皮钦语所使用的大多数外来词通过混合、截短、缩略、缀词拼合、数字或数字拼缀、谐音和图符的方法而发生了形态结构上的变化,这些形态结构变化的外来词与汉语网络文化新词在形态结构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比较"具有翻译、对话、联系、阐发、影响、接受以及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特殊涵义,它以全球文明作为本位,而不是以某一文明作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语背景和双语意识的跨语际文论研究.我们既不能用中国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西方文论,也不能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论,而要超越中西方两种文论视界.

"五代史"是宋元时期民间说话、戏曲的重要题材,其中有关李存孝的描写尤为突出.杂剧、《新编五代史平话》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均有李存孝形象,但杂剧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保存了民间讲史的基本内容,而<新编五代史平话>的改编写定者则参考史籍,对讲史内容作了重大调整,在主题与结构上向正史靠拢,可以看作是古代通俗小说文人化的肇始.

《小杜丽》的结构并非像先前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松散拖沓,而是精编细织的艺术佳品.小说紧凑的深层结构对其"凌乱"的表层结构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反衬.书中最具黏合力的是莫多尔先生所代表的"进步"潮流--是他刮起的股市风波把书中所有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小说原文中"progress"一词的位置相当突出,而且在第十三章的标题中跟"epidemic"一词组合,这对全书的中心思想具有点题作用,它表明:许多维多利亚人狂热追求的"进步"竟然是一场瘟疫!

19世纪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作品以浪漫主义美丽意境闻名于世.具体而微的形象构思是构造这种美丽意境的内涵,"真与美的统一"原则是这种美丽意境的指导思想.而且,济慈具有独具一格的美学想像与思维,毋庸置疑,"感应"与"反面感受力"是其美学想像与思维的具体体现.济慈诗歌包括两个主流领域,即大自然与爱情,而大自然与爱情又往往相互交织,融合无间,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美丽意境在济慈的诗篇中俯拾皆是,因而不免引起偏颇之见,以为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诗人.其实,他的诗歌不仅字句、景物、描写美,而且具有更深层的精神之美,他始终不忘以美的诗篇为人类谋求美好人生的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