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进行近百年模拟和比较选择,结果显示,只要考虑到年龄结构因素,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在省区层面,现行生育政策都未能进入优选方案,无论从哪个层面看,现行生育政策或调整、或完善都势在必行.优选结果又表明,"尽快二孩"方案的优势在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性.在全国层面和省区层面有着较大普遍性的优选方案是15年后实行中口径或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这是因为2000年分独生女、非独生女和家庭户其他女性的年龄金字塔有两个驼峰.一个是30岁左右,一个是11岁左右.第一个驼峰由母亲一代构成.第二个驼峰由子女一代构成,子女一代中又以非独生女为主.如果在这两个驼峰女性陆续退出生育旺盛期,即现行生育政策再稳定15年以后,再适当放宽政策,出生人口、相应地婴幼儿规模就不会突然膨胀了,那时即使放宽到所有妇女普遍生两个,也不会有太大问题.生育政策调整,在注意预防年龄结构过度老化时,也要避免另一种形式的年龄结构问题,即某年龄组人口剧烈波动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预测,中国人口转变既带来了人口红利,也带来了人口负债和人口风险.研究集中讨论了伴随人口转变而来的人口发展风险问题,概括了人口转变的六大特点以及人口发展的九大风险.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一个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正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形成和发展中.1996年,中国成为人口转变意义上的风险社会,2016年后将演变为高风险社会.但和谐社会拒绝不安全的人口转变.成功的人口转变需要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和重建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城乡统开二胎"是值得尊重的"底线生育权",是规避人口发展风险的重要政策选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经历了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发展过程,其传统内容"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宜将内容重新界定为: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不偏不倚;宽严适时,有张有弛;多数从宽,少数从严.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国应减少生命刑;改造管制刑为社区服务刑,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数罪并罚时采取相加原则,新增不可减刑或假释的无期徒刑;设立财产刑易科制度;将"剥夺政治权利"改造为"剥夺公权",增设剥夺从事特定职业、活动的资格刑;累犯应当从重或加重处罚,三次以上累犯一律不得减刑或假释.

法律位阶不仅是法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且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正确适用的重要前提.目前学界对于法律位阶的划分根据是什么的问题在理论上颇有争议.我国<立法法>本身也没有作出清晰的回答,从而造成对我国法律位阶划分标准认识上的分歧.探源梅尔克-凯尔森法律位阶理论模式可知,法律位阶关系具有三个特性:条件性、具体化和控制性,而位阶划分的实质标准就在于能否实施层级监督和合法审查.这一标准之重构,使我国复杂的法源位阶关系明朗化,并可对实践中的争议性问题作出回应和解答.

分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次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单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与GDP的比率关系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运用协整模型建立各因素与GDP的线性关系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因素的变动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划分出具有说服力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次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点建议:(1)积极推动固定设备投资的同时,避免重复投资的发生;(2)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提高社会消费水平;(3)准确定位商品出口战略,协调好与各国的经贸关系.

改革决策在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条件下的决策问题,为了控制改革风险,改革者可能会采取作为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改革方案.财政大包干就是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但因为它具有内在不稳定的特征,进一步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矛盾,削弱了中央财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强化了地方的不规范行为.财政大包干是在改革的目标模式分税制已经明确以后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安排,采取这种策略型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原因是各种制度改革之间的不匹配,即不协调成本的存在,目的是缓解不协调的矛盾,为下一步实施分税制创造条件,而中央政府掌握着改革主导权是这一策略能够成功的基本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对外经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外商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焦点.研究表明,我国外商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宏观上属于互补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和商品出口额有双向的格兰杰关系,即两者互相影响.据此,应该密切关注国际经济走势,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倡质量型引资.

电子货币作为一种崭新的货币形式,不仅具有国外学者所揭示的满足交易者对不同形式货币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特征,还具有本文所提出的隐私性和匿名性交易的特征.随着电子货币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电子货币对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使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中央银行应审时度势地改变监管方式与调控手段,以适应电子货币时代金融调控的需要.

英国国民信托是一个以保护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为最终目标的、跨国界的民间慈善组织,其会员规模目前已经超过340万人,对保护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成就主要来自于该组织特色鲜明的各种政策:"为了永久性保护而实行的财产收购"、"募捐与市场经营相结合"、"广泛参与与充分合作"、"以保护为重点、保护与开发相结合"和"全方位的保护"等.在这些经验的启示下,我国在开展民间环保运动方面应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整合各地民间环保资源;适时制定国民环保信托法,引导民间环保信托组织的发展;激发全民参与意识,提高环保认同度等;实施全方位环保政策,保护与开发相结合.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隐患,也是各界热议的话题.具体表现为美国持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贸易逆差,以及相对应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过度储蓄和巨大的贸易盈余与外汇储备.通过研究美国贸易逆差与长期利率的相互影响机制,得出结论:在失衡格局的调整中,美国提升利率、缩减财政赤字这一方式最为有效.然而最终的调整过程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中国也应该适当调整经济,趋利避害.

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而贸易自由化的原则赋予了跨国公司较多的权利而很少规定义务,在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同时,往往以侵犯国际人权的方式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日益受到关注,尤其在生命权、劳工权、环境权等领域,对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正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是就现存的国际人权责任模式,无论是内部模式还是外部模式,都不足以对跨国公司的侵权行为进行规制.要强化跨国公司的责任承担模式,可以在联合国和WTO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将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纳入WTO框架.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安全范畴,它们各自的内涵取决于两者所依凭的不同的价值定位与伦理向度.传统安全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伦理向度,非传统安全则主要体现的是全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向度.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正是在适应安全伦理向度的时代转变中,以"顾全本土、优态共存"为安全方略的价值设定,努力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哈弗罗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基督教伦理学家,他提出了"激进的和平主义"的思想,其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1)他的非暴力思想具有纯粹性、彻底性.和平主义被定位为基督教伦理立场的核心所在.(2)其和平立场具有批判性、复杂性.既要超越一般的人道的和平主义,也提醒人们不要轻视战争对人的吸引力.(3)他坚持的是特殊的"末世论"的和平主义.这种坚定的反战立场对依旧随时受到暴力、战争威胁的现代社会很有启发意义.

目前关于订单农业高违约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企业组织理论、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探讨其成因及解决措施,但多年来我国订单农业的运行状况仍鲜有改善.研究发现:高违约的根本原因在于订单农业交易系统的封闭性、风险的存量化以及农业风险特性与订单农业自身缺陷的交互作用,目前化解订单农业发展障碍的措施大多具有"堵"的性质,这不利于订单农业风险的分散,由此导致订单农业交易主体间激烈的"两性"冲突(指个人理性、集体理性)时有发生;提升订单农业履约率的根本途径不应仅仅采取"堵"的方法,更应该"疏"、"堵"并重,即在保留"堵"之有效的方法基础上,通过金融创新,寻求风险外化通道使风险流量化.

当前的农民工医疗救助缺乏有力的措施加以保障.面对农民工对医疗救助的迫切需求,农民工医疗救助制度存在诸如立法缺失、救助经费缺失以及不平等理念的制约等问题.实行农民工医疗救助制度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鉴于我国现行的医疗救助方案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在分析我国国情并借鉴其他国家制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民工医疗救助方案.对农民工医疗救助的设立,采取分两步走的方案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目前,先建立过渡性农民工医疗救助制度,随着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建立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食品质量安全经济作为一门新型经济学科已渐成气候.与相对成熟的食品质量安全消费经济相比,国外食品质量安全生产经济研究与应用也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食品安全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把握作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工具的食品质量安全生产经济,关键是要了解食品质量安全生产经济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重视食品质量安全的成本-效果实证应用.鉴于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为缩短与国外的差距,国内有关方面应予足够重视与深切关注.

如何在西方后现代文化和批评语境中诠释和发展<圣经>传统,是当代<圣经>解释学各种方法中的重要进路.希伯来<圣经>的智慧文献,作为犹太教正典"著作"部分最具边缘化意味的文本,还没有太多地被置于后现代理论框架下进行解读.借助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可以了解作者在<传道书>中是如何运用一种新的二分法,解构了过分简单化、容易引起偏见的智愚二分法,但是他所替代的新的二分法(益处/虚空),与其说对以二元对立著称的智慧神学构成了破坏,不如说新的真实的明确区分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它不得不被无限地推迟,这正对应于德里达意味上的"延异".如果说,德里达的"解构"是为了达到对逻辑中心论的颠覆,那么,<传道书>的"语言辩证法"则表现了在传统的智慧教导不足以描述现实生活的复杂和多元的情况下,人如何重新处理与上帝的关系,接受自相矛盾的生存世界.

徐志摩1920年离美赴英求学的真正原因不是为师从罗素,而是想追随政治学家拉斯基.徐志摩最终没能够拜罗素为师,也不是因为罗素为了反战和离婚已经被剑桥大学"除名".罗素1921年是主动辞职离开剑桥,与反战和离婚无关.徐志摩于1920年10月与罗素建立联系,当时伦敦英国华人协会、剑桥邪学社分别邀请罗素夫妇发表演讲,徐志摩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由于徐志摩的穿针引线,梁启超的英文著作得以纳入由罗素担任学术顾问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徐志摩还著文研究了罗素的政治观、中国观,以及儿童教育思想,这些文章反映了徐志摩对罗素思想的认识及所受影响.

作为从中国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过渡标志的《老残游记》,长期被重视的是它在描写上的艺术技巧,以及它在思想上的进步意义.而它在小说审美形态上的"革命性"贡献,尤其是在从文人文言小说、传统白话小说以及晚清各种类型的社会批判小说向五四新小说转型过程中的"过渡阶段"的标志性意义及文本贡献的意义,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者深入探究.而汉学家普实克、华裔学者夏志清等人对《老残游记》上述"革命性"贡献的阐述,也依然存在着诸多不明晰甚至含混的地方.事实上,《老残游记》在叙述者与小说主题之间所达成的"高度统一性"或者"整体性",是由该小说文本在主题、人物、语言以及艺术技巧诸多方面的内在平衡与外在平衡所共同构建出来的一种叙述效果.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评价理论对说话人表达和协商特定的主体间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进行了归纳,旨在评价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话语资源表达赋值语义,解释语言如何用来评估、表示、构建语篇角色及调节人际关系.以评价理论中的介入次系统为出发点,结合巴赫金多声性观点以及语境,可以从主体间定位的角度审视在介入系统视角下,电视访谈这一语类中介入标记作为一种元话语的运作情况和人际功能.主持人面对不同的受访者和观众群,在访谈中通常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利用介入标记进行意义协商.评价是话语人际意义的实现方式.介入标记语所体现的人际意义在交互中生成并受语境的制约,有助于协调主持人、受访人和电视观众之间的互动,促使访谈的成功.

省略是语言中的常见现象,汉语无论在书面语或口语表达上,都存在大量的主语省略现象,而英语特别是英语的正式书面表达中则少有主语的省略.英汉主语省略的差异不仅来自这两种极不相同的语言本身,更主要的是来自两种语言背后起支撑和依托作用的文化.因为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互相协助和发展的.通过唐诗"主语省略"英译个案的考察和分析,可以论证这种差异离不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深层因素,进而证实诗歌翻译中意境具有不可译性.

鲁迅的《示众》与朗格塞的《旅游旺季到来之前》是两篇具有相似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短篇小说:两文都省略了人物的名字,着力于人物身体的象征性行动,着力于象征性氛围的营造,并借此传达对国民性发人深省的批判.这种"无名人物小说"具有深刻隽永的思想文化内涵,其创作价值值得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