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治理理论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在回应新的治理挑战中所采纳的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公共管理方式的总结.治理理论的支撑性论点和概念包括:网络管理理论,即将治理的核心任务看成是管理网络;授权理论,认为有效治理的关键是恰当的授权机制;社会解释理论,以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差异为研究起点并认为这种差异是治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侧重于合作如何达成的伙伴关系概念和社会资本概念.治理理论的启示在于:首先,治理要求扩大地方决策的范围并重新定义地方政府的角色;其次,面对新的挑战,公共管理者需要掌握新的管理技能;最后,治理理论及其对应的管理方式提供了全球比较的框架.

受再造理论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的社改运动推进了社区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在这一诱致性变迁中,社区公众是推动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政府是社区制度变迁的利益诱导者.台湾地区社改运动的制度变迁路径为内地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启示.当前内地的社区建设面临着制度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以及路径偏差等制度困境,推进社区再造、构建和谐社区是突破社区建设制度困境的根本路径.社区再造必须坚持顾客导向等原则,遵循社区问题诊断与绩效评估等基本程序,促进社区治理的理念创新,推进社区形象再造、社区公民再造、社区流程再造和社区制度再造,以此实现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明确了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重大专项和前沿技术,提出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指导我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借鉴发达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与科技政策的成功经验,对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我国科技政策,全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民间调解传统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地时期所逐渐形成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在传统民间调解的基础上确立的,作为我国特有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曾经在化解矛盾、预防犯罪、维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调解制度逐渐显现出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通过对宁夏、河北、安徽等部分农村的民间调解状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逐渐衰落的症结所在,其性质、作用和运行机理有待确认和完善.考察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困惑与重构以及人民调解对犯罪的预防,可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提供改革与建设之咨.

我国行政公诉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公诉的特点,我国行政公诉既是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从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界定行政公诉的范围,将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作为提起行政公诉的前置程序,以节省诉讼成本,提高监督效率.基于检察机关拥有特别的公权力,检察监督具有明显的司法性、专门性、专业性,以及为了防止行政公诉的恣意,诉讼中应当以检察机关负举证责任为原则,行政机关仅对其控制的行政信息情报、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害案件涉及的高度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负责举证.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的助推器,其内部的制造业企业、一般服务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五大主体之间的交互学习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创新系统内的知识中介,扮演着四种不同的创新桥梁角色:(1)传统桥梁;(2)"蜜蜂式"桥梁;(3)"红娘式"桥梁;(4)"网关式"桥梁.从KIBS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的角度,深入分析创新桥梁的要素构成及知识生产和转移情况,可以得出创新桥梁的作用机理为知识获取、知识整合和新知识转移三大环节.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处于反思工业化与城市化、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思潮之下,"内生式发展"作为致力于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一种新模式,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复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生式发展模式以培养地方基于内部的发展能力为目的,强调当地人的开发主体地位以及建立当地基层组织的必要性.基于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援助项目已在国际、国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对于目前国内的乡村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05年下半年就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对浙江省企业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中,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不逊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但是,现阶段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仍处于初级阶段,他们对企业法律责任的认同要高于对企业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认同.同时,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不出于单纯的利他动机,而是具有一定的战略意识,这种意识使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深层次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利于从企业外部推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和社会期望的提升,使企业社会责任(CSR)问题在中国变得日益紧迫.已有的CSR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多从政府或社会俯瞰企业的单一视角进行,从政府、社会、企业三方协同互动视角进行尝试的尚不多见.协同视角的实质就是把CSR问题视为全局性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通过三方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共赢与和谐.实现单一视角到协同视角的转换,首先要把握当前三方失衡的基本态势,在理论方面深入剖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微观机理,强化理论基础,改进研究方法;在实践方面进一步理解企业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和处境,更加注重对CSR行为的政策引导,加强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教育,大力培育和发展NGO.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由此引起了长三角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和上海之间发生的产业区域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演变,揭示了时间序列下上海和浙江之间存在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正是这种区域间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的存在,推动了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重心的迁移,进而在长三角内部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和产业分工结构,并使得以上海为地标的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扩展到了整个长三角地区.

发端于苏南和浙东南的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国区域制度变迁和产业群落的成长,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无论是在"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初中期发展阶段,还是在"专业市场与产业协作"的快速发展阶段,是在"企业对市场的正替代"的提高发展阶段,还是在今天中国"民营化机制普遍推开"的全面创新发展阶段,都处处体现了这一积极的动态发展特征.民营经济发展与中国区域制度变迁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创新中向前演进的.

通过代内流动表对农民初职、现职和未来职业预期变化的分析结果表明:今后我国农民非农化进程将减慢;最期望流向其他职业的是雇工而不是农民;个体工商劳动者成为了农民向高层流动的"中转"职业;尽管农民的流动人数很多,但都集中在声望值较低的职业之间,流动后的社会地位依然不高.如何加快农民继续向非农职业转移以及促进农民由低层向高层流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转变农民身份的一系列政策在这方面的作用已弱化,使农民具备向上垂直流动的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信息透明化、责任追溯及相关的激励是矫正安全蔬菜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蔬菜种植户是蔬菜追溯管理的源头环节.对浙江省302户蔬菜种植户的蔬菜质量安全追溯参与意愿和行为的调查表明,总体上蔬菜种植户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不强,已参加追溯制度的农户比例不高,当前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是政府主导型.有关可追溯制度法规的不完善、政策宣传不到位及政府监督力量薄弱等因素,是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积极性和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另外,各种类型的产业化组织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和行为都有重要影响.

从研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开始就已经展开了对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是否会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争论,至今尚无明确的答案,但是,这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受到它的影响,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虽然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研究内容不全面:对社会保险研究较多,对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的研究较少;从影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因素来看,研究农民工个人因素的较多,研究企业因素的较少;具体的对策研究多,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少.第二,研究方法较单一.吸收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手段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总体规划和制度创新将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发展终身职业教育对于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劳动力就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发展终身职业教育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社会整体参与性很强的工作.建立法律保障、实施政策调控、变通经费筹措、吸收社会参与、激励终身学习是发展终身职业教育的基本策略.

个体主义是英国国民性和文化传统的核心特征,表现在个体(包括个人和团体)自我负责、政府和他人尽量不加干预及其影响下的经验主义哲学倾向和折中主义的处事态度等方面.个体主义文化传统在英国高等教育专业自由发展时期,表现为各大学自主设立专业;在国家协调时期,表现为尽管设立了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进行监督,但具有大学头衔的高等教育机构仍然保持百分百的自主权;在协调弱化时期,该委员会被解散,更多学校获得自主设置专业权.在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英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具有专业分类方式非计划性且划分细致繁杂、专业关系上传统学科强盛、专业设置机制市场化的特点.英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中高等教育机构自主权大、灵活性强的一面值得我国借鉴,但在借鉴的同时应考虑我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特点.

和谐大学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离不开民主,民主治校是大学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大学的重要特征.民主治校的目的是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公开、公平、程序化、规范化;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扩大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加强对高校权力的监督,反对和防止腐败.推进民主治校,要健全党内民主,坚持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要进一步健全教代会制度,做好提案工作;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中的作用;要崇尚学术自由,推行学术民主.

翻译在基督教的兴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的融合,就没有<圣经>,就没有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本身.因此,通过对基督教兴起的历史背景,基督教经典产生过程中从希伯来书面语到希腊语的笔头翻译以及从阿拉米口头语到希腊语的口头翻译,一些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词汇乃至句子之音译为希腊语的情形等方面的深入了解,可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在这一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价值理念的冲突和融通.

象征符号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之间没有肖似性或因果相承的关系,它们的表征方式仅仅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之上,是基于传统原因而代表某一事物的符号.语言就是典型的象征符号,它与所表征的对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仅仅建立在一定社会团体任意约定的基础之上,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偶发的,而不是必然的.不同民族因其特有的生活习俗、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及社会历史文化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约定,从而形成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符号的衍义性意指和象征意义都是由社会习惯建立起来的,因而不能直接推断出来.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象征符号会因为编码人及其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所指的很大差异.

由于词的多义性,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往往不能单凭字面意思来理解其真正的内涵或外延,语境的研究使人们把视野拓展到词的上下文和情境上下文,但有时单凭语境而没有认知主体的联想参与,也不能达到正确理解词语深层语义的目的,因为语义的产生来自语境与认知主体之间的互动,而联想是互动的主要路径.从认知主体来看,联想有其生物基础和心理基础.

所谓比较词汇论的研究即把词的汇合作为研究对象,它与传统的词汇研究即对于各个词的词志或词构成论及词源研究等词汇元素论不同,是对词汇的总体研究.它与词汇元素论的汇合构筑了词汇研究的两翼,可以通过语言揭示文化根底,开拓异文化理解、比较的新途径.比较词汇论不同以往的论点,不仅清除了长期以来导致词汇研究裹足不前的最大障碍——词汇茫然博大无从着手,更由于在方法上引入了计算机统计,使得基础作业得出的大量资料得以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日本名古屋大学田岛毓堂教授提出比较词汇论至今虽仅十余年时间,但已粗具雏形,并对多个语种进行了尝试,在理论完善、方法确立、基础作业的基准设定等各方面进行了众多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胡塞尔把"是"判断和"具有"判断看作是两种最基本的判断形式,"是"判断与形容词相关,而"具有"判断与名词相关,它们都源于亚里士多德主谓命题形式(S是P)中的"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既具有逻辑意义(作为系词"是"),又具有存在意义(作为动词"有"),它既与形容词相关,又与名词相关.然而,命题主谓理论的发展使形容词逐渐成为谓词域的核心形式,而名词等形式被忽视了,"是"的"具有"意义也丧失了,命题形式日益形容词化,命题语言成为形容词性语言,由此产生了许多所谓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对形容词性的命题语言的批判,恢复和确立以名词为主要形式的日常语言的地位,从形容词性语言走向名词性语言.这一结果被胡塞尔称为"具有"判断的恢复和形容词名词化,是语言哲学的内在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