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安全"概念的使用,在安全理论研究中引发了一种"还原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误导,忽视了其他安全议程的道义主张和安全化的具体实践,并加剧了把安全看做是某种可期望的终极目标的危险.因而,"人的安全"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理论的价值.

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秩序的转变。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在总体上一致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亚太安全秩序正在随着中国权力的提升而改变。中国政府"双边与多边"的地区秩序理念以及中国权力地位的提升导致了亚太地区秩序转型,并揭示了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和组织以及与美国在地区秩序理念上的兼容性。正是这一兼容性不仅确保了中国权力的提升不会导致地区秩序的断裂,而且会大大促进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谐。中国的认知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和谐世界"与之相应,因此,中国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努力建设一个确保地区和平与全球和平的环境,进而确保专注于国内的和谐发展。

巴瑞·布赞首创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对传统安全研究的重大挑战.该理论通过澄清安全概念的诸多模糊之处,提出了安全的主体间性范畴,拓宽了安全研究议程,为在国际关系领域确立国际安全研究的独立地位作出了卓越贡献.不过,以布赞为代表的学者们仍然对"人的安全"概念持否定态度,这是其理论局限所在.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社会中,"人的安全"概念以及其内含的"以人为本"的安全伦理观已经对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规范性局限构成了尖锐的挑战.只有应对这一挑战,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全部研究议程才能实现.

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安全场域",生态安全维护的关键是确立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正义"观,并以此为基础倡导"生态球权"大于"主权"、"绿色球籍"重于"国籍"的理念,建构相关的国际机制,超越安全与发展相冲突的两难困境,推行绿色政治、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活,逐步实现全球绿色治理.

"人的安全"在日本备受关注。"人的安全"在于确保人们"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安全的基点从国家安全转向人的安全,意味着安全的重点从军事安全转向社会安全。二战后,在"发展"与"安全"的悖论下,布伦特兰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仅使得安全成为了与发展并重的议题,而且环境安全越来越成为人类关注的主题。可以说,"人的安全"是对国家安全的补充,其核心内容是"环境安全"。因此,探讨人类基于和平目标而进行"环境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探讨东亚地区的环境合作机制意义重大。

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应对苏联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肯尼迪建立和平队的初衷就是要利用美国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整体优势,同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并通过和平队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期待的轨道.显然,和平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对和平队的投资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基本上实现了成立和平队的目的.志愿者在受援国的工作,为受援国带来了一些现实的或长远的利益;加深了受援国特别是受援国的基层民众对美国的了解;而通过志愿者这一媒介,同样也增强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除了上述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外,和平队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向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民事督促起诉是指针对正在流失或即将流失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不行使或懈怠于行使自己的监管职责,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种监督方式既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有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这是近年来民事检察实践中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理论上的研究尚属罕见.据此,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对民事督促起诉的范围、条件,以及民事督促起诉与民事公诉衔接等程序问题作初步探讨.

德里达后期的思想明显转向更具现实性的政治学、法学、伦理学以及神学,他在法学方面不多的发言,却构成了后现代法学的理论基石.特别是他的《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在法学、政治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内容涉及法律、正义、暴力、权威及其神秘性等多方面,德里达要通过他的解构揭示出这些关系项之间的复杂连接方式.德里达讨论了法律与语言、正义和暴力的关系,揭示出法律与正义构成的悖论式的解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法律是可解构的,而正义不可解构,正是正义之不可解构使解构成为可能.说到底,正义是一种不可能的经验,但没有这种不可能的经验,我们就不能等待正义的到来.与大多数人对解构的成见不同,德里达呼唤解构对责任的提升,在后现代时代,解构在绝境中思考,因而也承担这个时代的思想建构责任.

环境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两大主题,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关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规则或制度的总称,其基本原则包括生态原则、节约原则和公平原则.环境法、经济法和社会法是可持续发展法的三大主干.近年来,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加大了可持续发展立法力度,建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我国也出台了一些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初步建构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法律框架体系.我国可持续发展立法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入宪或制定可持续发展基本法,同时加快环境、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立法进程.

建筑作品的保护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还处于尚待完善的阶段.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仅规定建筑作品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缺乏具体操作条款.基于建筑作品的特殊性,《著作权法》应将其作为一类独立的客体予以保护.建筑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应包括具有独创性的建筑设计图、建筑模型及建筑物.建筑作品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为建筑师所属的设计单位,但委托人可以合同约定的方式改变权利的归属.应当针对建筑作品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特点增设相应法律条款,构建相应的著作权制度框架.

审美活动可以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即生产性的审美活动(审美价值生产为主的活动)和消费性的审美活动(审美价值消费为主的活动).无论生产性的审美活动还是消费性的审美活动,都需要遵循某些共同的规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凡审美价值的生产,必须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由于审美主体的个性各异和审美对象的无限丰富多样,使得任何审美价值的生产过程都独具特点、与众不同.审美价值的生产形态大体上可以归为四种,即崇高(壮美)型、优美型、悲剧型、喜剧型.

在探讨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时,需要将摹仿与表现、写实与写意、体验投入与理性控制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加以区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及其对"叙述法"的强调奠定了现代表现主义戏剧的基础,但他主张理性控制的"距离说"和强调社会功用的戏剧功能论则与表现主义美学格格不入.布莱希特的"距离说"借鉴自狄德罗等人的理性控制理论,它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表现派","体验论"则不能简单地称为"反表现派".在探讨布莱希特美学思想时,需要防止将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简化为"表现派"、"社会行动戏剧"、"回归西方传统"等做法.

有国际影响的德语作家赫尔曼·黑塞在借鉴东方古代智慧以探求西方现代性困境的出路时,也秉承着西方文学本身的传统.这一传统除较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外还有审美主义,但以往研究对此不够关注.审美主义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扩大,在德国的代表是尼采,黑塞直接受他影响,在文学生涯最初阶段的各方面,如艺术趣味、文学写作和偶像崇拜等都有充分表现.但审美主义日益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导致黑塞迅速与其决绝,而转向以人格完善为核心的人文关怀.尽管如此,黑塞以后的小说创作和思想理念中,仍保留着审美主义的潜在痕迹.

纯粹趣味判断的根据完全独立于趣味与道德的任何关联,事实上,趣味判断的根据问题已在"演绎论"中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第三批判"分离与关联的双重主题:"分离"是要将趣味判断从一般感官判断、认知判断与道德判断中独立出来,进而实现趣味的自主;"关联"则是将已经得到充分论证的、自主的趣味,放在更大的启蒙语境(特别是康德的道德关切)中.所以,纯粹趣味判断的规范性奠基本身应当被视为趣味与道德之间的关联的第一步,而不是将道德视为趣味的合法化过程中的最后一步.

科学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原因就在于话语中的主体和客体张力被特定的修辞手段化解了,"修辞转向"指的就是修辞在社会现实文本化过程中的作用被人们重新认识.人文学科发生的修辞转向使一度被边缘化了的修辞学重新获得了社会现实的关联性,而批判理论和社会理论为其重新进行社会参与提供了理论基础.西方修辞学者运用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拓展传统修辞学的内涵和方法,成功地演绎、发展出了一套与批判理论相结合的修辞学新方法,使修辞学发生了批判性转向,为古老的修辞学开辟了新的研究和实践内容,为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读者定位、文本的视角定位等则是转向后的修辞分析的切入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修辞学的批判性转向大大拓展了修辞学的内涵,但它也模糊了和相关学科的界线.

一些人认为中国文论仅仅涵盖"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和"意境"这样一些范畴.然而,如果从一种文化的视阈来看,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文论和清理中国文论话语,并不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范畴,而是要研究它们在文学中所呈示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例如古代文论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等.中国学者相信示意的唯一方式就是"立象",它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中已经被强化和突出的话语方式.因此有必要在以前一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系统,并遵循四个基本的话语规则.

西方的话语分析被引入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领域陆续有学者提出了学科中存在着照搬西方和文化失语问题.话语分析工作者和教师也应该开始考虑本学科的本土化以及学术的文化多元化问题.从东方文化的角度去揭示话语分析中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及其学术和文化后果,分析建立当代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的内在原因和动机,并提出具体的工作目标和行动策略.我们有确切的外部原因、真实的内部必要和条件去构建适用于当代中华文化话语的研究框架.

"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自其被江户幕府儒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之外,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对清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天一阁进呈图书640种,其中近六分之一入选《四库全书》,七分之五入选《四库全书总目》。以《韩魏公别录》三卷为例,即可了解天一阁进呈本在《四库》编撰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天一阁进呈本以明代文献为主,有明人著述413种,其中不见于《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有250余种,多为有关边疆、海防,有裨实用,事关国计民生的著作,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文献价值。

《三字经》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幼学启蒙教材之一.清朝建立后,《三字经》满、蒙文本相继问世,对满、蒙民族居住地区教育的发展以及满、蒙民族的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多种类型的《三字经》仿制本,其中既有外国来华传教士编撰的基督教《三字经》仿制本,又有太平天国刊印的通过宣传基督教来号召推翻清王朝的《三字经》仿制本,还有医学版等专题性质的《三字经》仿制本.此外,日本在江户时代及明治维新后也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三字经》仿制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三字经》不但是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是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献.

赵谦《声音文字通》一书现存3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尚存三十二卷",《明史》等记载为100卷.孰是孰非,莫衷一是.现存《永乐大典》共采录《声音文字通》三百余条,为该书实为100卷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该书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应是一部韵图韵书合编型辞书.

在美国,关于黑人是否也具有和白人一样正常人性的争论,从18世纪美国奴隶制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也直接关涉到美国发生的种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在美国历史上,白人往往通过否定黑人人性以达到其高人一等的目的,而黑人知识分子则不遗余力地为黑人的人性辩护.拉尔夫·埃利森通过对梅尔维尔、福克纳和马克·吐温等19世纪美国经典白人作家的作品解读,赞赏了这些作家在肯定黑人人性时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运用高度象征性和颠覆性的语言,展示了黑人的人性,揭示了白人的非人性;并通过"斯芬克斯之谜"典故的阐释,对普遍意义上的人性作了探讨,体现了作者对所有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从而超越了以斯陀夫人小说为代表的注重道义宣传的传统文学,以及以理查德·赖特的创作为代表的注重态度强硬的抗议与暴力表达的自然主义文学,体现出回归与提升19世纪人文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精神的创作倾向.

话剧翻译领域长期存在所译剧本不适合演出、受众无法接受译剧审美趣等问题.格式塔心理学与翻译美学相互融合,为话剧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解决话剧译本的上述问题具有启发意义.话剧翻译包括"直感性"、"诉求性"和"表演性"三个基本特征.格式塔心理学的"格式塔质"和"格式塔意象"等核心概念以及"格式塔法则".为译者成功地翻译话剧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格式塔心理学与翻译美学之结合与互补可以揭示译者如何解构原剧的格式塔意象、用译入语重构并力求受众能够接受译剧的格式塔意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话剧翻译美学方法的核心在于译者遵照各方面要求和原则,全面解构原剧,完整构造格式塔意象,准确重构格式塔意象,以使原剧中"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等格式塔意象及其包含的艺术和审美特质,在译剧中予以再现并被译剧受众所充分接受和欣赏.

实施素质教育是国家对个体成为社会合格成员的要求,也是个体生命成长与和谐发展的需要.这一方针的公共取向体现的是社会的共性要求和价值导引,个体取向体现的则是个体的生命诉求和发展愿望,因此,应该将公共取向与个体取向有机统一,将外在规约与自主选择协调一致.人格品质是人的核心素质,素质教育应该将人格培育作为重点目标和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突破口,将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作为评价的核心价值取向,注重过程的生成价值,注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认知世界和完善自我过程中的作用,设定多维评价目标,综合运用评价方式,提升评价主体素质,从而有效达成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建构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生命价值、促进个体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