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尝试构建了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个数量问题而非发展问题,而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为人口数量所左右.人口和经济的关系,应如维持"自动平衡"的鹰与鸡.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主义和发展压力,发展的第一性是自然资源而非人力资本.污染转移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假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人与自然在物质上的"零和",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环境与经济倒"U"型关系的存在;人口数量压力是环境退化的独立要素和首要原因.追求"人口红利"所需的人口不减或增长将使中国在人口数量的"泥潭"中陷得更深."常量人口"不作用的"中性"观是统计相关对人口与经济、环境因果关系荫蔽而造成的一种幻觉."分母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庞大规模的人口成为中国大国道路上的绊脚石,并使"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人少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谷物供应国和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前提."数量与结构并举"意味着16亿或更多人口灾难性的长期维持;减少人口数量是层级/尺度理论关于解决高层级/大尺度系统问题优先性的规定.

信访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悠久本土渊源的制度.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由于司法制度上的阙失,信访权利较之国外的请愿权而言,其法律权利的位阶及效力问题一向被边缘化,乃至隐身于非法律意义的层面.然而,<信访条例>中的规范语句还是为实务的发展预留了一定的空间,而且该制度在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填补司法权利救济以及公民行使监督与制约政府的政治权利在事实上不足的作用.不过,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信访权利的具体内涵与边界尚无法借助司法审查制度在判决中所确立的审判标准得以明晰化,信访制度与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相比也缺乏以议会为主导的制度设计所具备的优点,其低效性更成为质疑的焦点.而这种"饮鸩止渴式的权利与制度安排"所呈现出的规范与事实上的各种问题,也正昭示了我国在走向法治国家的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困境中暗含的契机.

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指的是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决定作用下的自我生成、自我规定、自我构造及自我发展.其自组织的特性表现为:意识形态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主体总是带着自己的意向去反映社会现实;意识形态具有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般性的一面;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意识形态选择性地继承以往思想资料;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建构意识形态的自组织性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行动的意外后果是人类活动的独有现象,社会学家默顿、吉登斯和贝克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的讨论.默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意外后果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理论问题和范畴提出来,从功能主义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作了具体的研究.吉登斯将意外后果的范围扩展到风险,直接把现代社会的意外和风险与专家知识的特征及其运用联系起来,从而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由于不满吉登斯过分强调专家知识的作用而忽视意外后果以及人们对它的无知的重要性,贝克从行动者之间基于社会分层和权力分化而在知识和理性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来解释意外后果和风险,认为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造成人们对意外后果和风险的无知,并使工业社会转变成风险社会.这三位社会学家还就意外后果和风险的预防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数术就是有关命运的学问,即探讨生命在其时空展开过程中如何与所在环境形成最佳的互动关系.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故中国历代学人多以数术知命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国之大事至百姓日用之间,亦无不渗透着数术的影响,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民众信仰的渊薮.中国的数术思想是以顺从道德本体的天命为宗旨,通过模拟宇宙生化过程和观测归纳的办法来了解天命的内容,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龟壳和天地盘为主的拟象卜,以易占演数为主的拟数占,对天文、地理、人文、物理的各种自然现象进行观察和归纳以得出吉凶结论的本象卜,以及因生辰时间而推其命理的本数占.这些命理思想可以有效地制约个体理性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行为,以帮助人们实现"乐天知命"、天人合一的理想生命境界.

被人普遍认为是"无神论者"的伊壁鸠鲁主张神的存在,这究竟是不得已的妥协,还是真诚的认信?从两个认识论标准来看,他对神的存在的信念是真诚的.因为伊壁鸠鲁相信感觉-影像是可靠的,而我们灵魂中确实有关于神的清楚明白的"影像";而且,人类普遍拥有关于神的"前把握观念"--神是"一种不朽的和幸福的存在".但是,从神是完满的"前把握观念"出发得出的神"绝世独立"的结论,却让许多人相信伊壁鸠鲁是"无神论"者.因为大众关于神的本性的"前把握观念"首先是神为"万物第一因",所以他们无法接受"不动心"的神.一些哲学家为迎合大众,也认为如果说神没有愤怒和偏爱,那就是在否认神的存在.大众的神的政治神学意义在于强调神的威严和仁慈,甚至成为那样的权威,否则就把一切托付给神和权威.伊壁鸠鲁的神的政治神学意义则昭示我们应该成为自由而宁静的人,于是神就成为"不动心"的政治神学楷模.

作为小说叙事的一种,青春叙事有着悠久的传统,20世纪青春叙事更因其独特的风格和别致的形态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青春叙事不仅关乎叙事题材,还是一种价值载体和生命态度.20世纪青春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感觉文化和身体元素的偏爱.在叙事策略上,20世纪青春叙事常运用固定式内聚焦模式、第一人称叙事以及独白话语,但在细节上又表现出对这些策略的偏移,如叙述视角的伪固定性,人称机制的虚无化以及价值立场的真空.溯其根源,在于作为叙述主体的"自我"的文化虚无主义本质与传统的青春叙事相比,体现出鲜明的"拒绝成长"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色彩.这是20世纪特有的声音,却在青春期这一特殊的人生阶段中得到强有力的张扬.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青春叙事不仅有着类别叙事的特征,还体现了选择与虚无、反抗与绝望的时代之声.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闽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闽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闽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闽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闽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闽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闽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闯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夏承焘早年从事词的考据之学,中年以后转入词的批评之学.他的考据成果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著作,代表了20 世纪人谱牒之学、白石词乐之学与声韵之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评成果如<月轮山词论丛>和<词学论札>所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考据之学到批评之学,体现了夏承焘在研究方法上由"词内看词"到"词外看词"的重要转变.他的"词内看词,,表现为对词的字、句、声、韵、调、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各有优点和局限,夏承焘的过人之处是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李之藻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关于他的资料很少,致使许多史实不清,学者们深以为憾.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史料,李之藻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名字分别为李荣、李子堂、李师锡.李之藻本人出生于1571年10月13日,而不是目前所说的1565年或1566年.李之藻于1598年会试中式后,先在北京工作,而没有去南京.在地方志中,发现了他在山东张秋任职时所写的铭文.1621年,李之藻任光禄寺少卿,但这不是由于徐光启的推荐.此外,李之藻至少有两个儿子:李长桥,李次虨.李长楙的儿子李禧熊是清顺治九年(1562)进士.

宋代文献中,"乡原体例"一类的词汇时有出现,其含义大致是一定区域内被多数人所认可的地方惯例.从其实际内涵来看,包含"民间"与"官方"两个面相.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属民间的土俗、乡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被纳入法令条文的"乡原体例"就成为地方官府运作法则的一部分,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相互调适.大体而言,官府常在田租收纳、赋役征发、平决词讼、修建公共工程、灾荒赈济等情况下认可某些"乡原体例",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官府采纳民间既有的惯例、规约,既出于行政便利的考虑,也在于惯例本身的效力与权威.而究其根源,各种土俗、乡例长期运作的内在动能并非来自官府,其权威的来源有着更为深厚的自然与历史背景.

宋代皇宫内除了有专门的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外,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身体力行,加强自身读书学习,勤于撰作,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出现了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非前代之所及的局面,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和关注,也引发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同时,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际新闻舆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对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陈布雷之死,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大疑案.关于他的死因,长期争论不休,主要说法有"和谈尸谏"、"臣为君死"、"油尽灯枯"三种.通过对陈布雷日记的研究,发现三者均不成立.第一,陈布雷对于共产党始终抱敌视态度,反感和谈,绝不会为此"尸谏".第二,陈布雷绝不是丧失自我、既忠且奴的幕僚,对于为蒋撰稿深感痛苦和怨愤.第三,他患"政坛恐惧症"却又欲罢不能,症结在于经济状况极其困窘.他自杀的真实原因是"党国要人"面对"危局",不能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令他无限忧愤,抑郁症大爆发,遂决定"从一而终".

教育冲突是清末乡村教育领域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学界一般认为,教育经费增收造成的经济负担加重是乡村教育冲突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然而,从清末乡村教育负担的实际情况来看,新式教育给乡村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非常有限.教育经费之所以屡屡引发教育冲突事件,主要是由于清末乡村教育财政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经费分摊中的实际不公平,地方绅士在经办教育经费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地方政府与官员在教育财政政策中缺位造成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缓冲,以及这种新财政体制对传统农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强烈冲击等几个原因.因此,新式教育要想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不仅需要双方都做出适当调适,也必须发挥其社会改造作用,促进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北宋元祐年间，党争激烈，流风所及，科举风气亦为其所浸染。元祐三年，旧党中坚苏轼知贡举，而其门生李廌则为考生。朝野士人皆以李氏为必中。然廌竟下第。故流言风起，逮及南宋，至有东坡泄题给李廌而为政敌之子章氏兄弟窃取之不经之论。故此有必要溯本求源，去伪存真，以期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

后现代课程研究在西方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对我国的课程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我国学者所借鉴的后现代课程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限于派纳等1995年提出的"课程理解"阶段之前的成果.实际上,此后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课程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现代课程研究的一些新进展和新主张不胜枚举,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高夫的全球化背景下后殖民主义课程观、雷诺兹的课程航线思想、利文斯通的课程未来学观点、佛耐丁关于科技发展对课程影响的反思、胡文松后结构主义游牧的课程思考方式、弗莉娜的课程动态学思想等.后现代课程研究的新航线扩展了课程再概念化的内涵,进一步颠覆了现代课程研究范式注重技术理性和控制的理论和实践,正在从"课程理解"范式的基础上向"课程反思"和"课程改造"范式发展.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在经历了数量扩张的迅速发展阶段后,已开始迈入一个坚持质量导向、注重质量提升的新时期.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建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外部保证机制,赋予我们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的新视野:通过出台并实施高等教育学术质量与标准保证行为准则、高等教育资格框架、学科基准文件和专业项目说明,构建研究生培养教育的学术规范体系;通过实施、完善学科评估和院校审查,构建研究生培养教育的质量评估体系,既从高等院校外部为研究生教育提供应遵循的规范,也为高等院校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实施自我监督和控制创设空间.英国的实践和经验,为构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机制提供了若干启示:加强监督与控制,充分认识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外部保证机制的必要性;坚持独立与自主,不断强化研究生教育质量外部保证机构的功能;严格规则与标准,持续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外部保证的手段;综合他律与自律,努力实现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的目标.

自从波兹曼在1970年首次提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定义和范式之后,它就成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基础分析框架.从多伦多学派到纽约学派,再到其他支流学术种群,数十年的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大致经历了由冷僻渐趋热门,由边缘走向主流,由北美传播到全球的过程,其研究领域由社会人文扩展到国家战略,研究成果从相对单一发展到丰富多元.正是基于对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复杂的、全球性的、内在的网络关系的深入理解,以历史为经,以理论为纬,可以将北美媒介生态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归纳整合成媒介时空论、媒介人体论、媒介场所论、媒介容器论、媒介情境论、媒介环境论、媒介进化论、媒介依赖论、媒介失控论、媒介控制论等"十论",并从中看出北美媒介生态学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在这一历史考察中,其未来趋势同时一露端倪:在世界范围内,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结合,文化批判向人文关怀靠拢.

多媒体的外语教学环境具备信息域的开放性和可选择性,旨在为学习者提供更为人性化的自主学习条件,培训其以高度的自主习得方式获取信息、体验外语认知过程、提高外语语言能力.然而,外语认知的发展受到学习者情感、情绪、爱好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多媒体环境下的自主学习模式是否能消除弱化外语教育成效的非理性因素,抑或反而滋生出新的向量干扰学习者的习得与认知?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