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逻辑角度探讨推理,可能只注意到其中涉及的命题之间的思维规律;单从对符号性质的界定来看,似乎这只是简单的现象分类.假如把逻辑和符号放在一起进行互动研究,便可发现逻辑的运行是在不同认知层次上进行的.从符号语义结构的视角来探讨逻辑的运行,又可以发现符号语义结构本身的若干规律,表现出认知层次的差异,比如演绎逻辑是第二认知层次向第一认知层次的思维运行,归纳逻辑是第一认知层次向第二认知层次的运行,等等.这样做可以对古典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说有更好的认识,在分析上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这是纯逻辑学和纯符号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双赢现象.通过简明扼要地分析传统逻辑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并在认知高度对相应的逻辑现象从符号学的角度进行符号语义结构和性质的再定位,审视形式逻辑和自然逻辑推导这种动态符号学观,还有益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区分传统逻辑和语用逻辑,以便在原有逻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语用推理的细度研究.

当一个人做出行动意味着他使某个事态发生,因而行动是在表达某个真句子.博弈是一个交互行动,即听者与说者进行对话的言语交流或行动对话.因行动的特殊性,博弈中的行动对话是一个说"真话"并且是"听真话"的活动.静态博弈是一个博弈参与人同时"说"与"听"的过程;动态博弈是一个说与听交替的过程.博弈步骤即"说一听"交流的次数.在博弈中通过"听"与"说",参与人的认知状态发生了改变,当然改变程度取决于博弈类型.在动态博弈中,每个参与人归纳地进行学习,从而形成新的知识.

语用综观论由比利时学者耶夫·维索尔伦率先提出.该理论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旨在建立一个统一连贯的理论框架,用以解释人们在语言使用中不断做出的选择现象.从语用综观的角度看,隐喻的使用也是一个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通过引入变异性、协商性和适应性等三个处于不同层次而又相互联系的关键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阐释隐喻的生成及理解:隐喻的生成是发话人以相似性为原则寻求源域,并从最佳个体关联角度对源域进行适应性评价的过程;隐喻的理解也同样充满了变异、协商和适应,释话人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选择具有最佳语境适应性的语义解释.以语用综观论为出发点,结合具体的汉语隐喻实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人们是如何使用隐喻的".

在人的意识经验中,有一个"为我"的方面,即感受性的成分,这是认知意义的最初起源.为了探究认知意义的起源,我们必须扩展心智表征计算观念.脑一身体的神经系统不仅可以完成信息处理,在系统整体层面上,它还涌现出"为我"的感受性.因为感受性,智能体的认知行为获得了定向和意义;智能体的情感、情绪、意动不再是认知的无关因素,相反,在认知的意义中它们是根本的.基于这个扩展的表征观,可知言语思维不是一个单一流程,而是思维的生成和表达的统一.在言语思维过程中,存在三个矛盾,正是这三个矛盾构成了人类言语思维发展的动力.

鸦片战争后,闯入中国的近代科学在"用"的层面上映衬出中国文字的落后及不适应.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在工具化、工具效率成为文化运动的最大追求,科学技术登上至高无上地位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有识之士按照工具理性的思路开展了文字改革运动.改革者认为,不适于"用"的汉字是中国贫弱落后的罪魁祸首,因此文字的工具价值,即至易、至简、至捷是其文字改革--创制切音字活动的追求目标,而汉字同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则遭到冷落并被边缘化.这又成为一股文化趋势,这股趋势在客观上直接导向"欧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废除汉文"主张.面对这一民族文化危机,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以捍卫民族文化和人文价值的立场,驳斥了文字问题上民族虚无主义的谬论.这一过程说明,片面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可取的.在近代中国,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始终难以实现.

"隶定古文"是古文字考释中的一种行为过程及其结果.隶定的对象主要是先秦各种文字,包括不同载体的图像形式.作为古文字考释的中间步骤,隶定有着不同的层次.加之(鉨)文形态、用法上的复杂性,使隶定常常产生两种甚至多种结果.考察(鉨)印工具书中诸多"同文异释"现象,实际上多半是以"隶定"作为"释文",且又隶定欠慎、造字不准所致.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古文字的研究与应用都企盼实现计算机文字检索,工具书的用字标准化势在必行,因此对隶定也就有了新的要求.

唐宋为中国佛教目录发展的重要时期,目录著作相当丰富.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唐宋时期的许多佛教经录已经亡佚,但从传世文献中,仍然可以追寻这些亡佚目录的蛛丝马迹.通过对历代目录学著作与佛教史传的考察,从中可以考出唐宋亡佚经录19种(其中14种为唐人所撰,5种为宋人所撰).同时.通过考证,可以基本确定这些目录的作者、作时与主要内容.对这些目录的考证与研究,对于全面了解与认识中国古代佛教目录,特别是唐宋时期佛教目录的总体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诗总集为数繁多.研究薄弱,许多原书需要认真考察.浙江图书馆藏唯一传世的一部清初"职业"选家顾有孝辑《纪事诗钞》,实际上是一个残本.全书十卷,后两卷单独题为"骊珠集",所选诗歌体裁亦与前八卷不同.经比对可知,后两卷乃抄自顾有孝另一种清诗总集《骊珠集》.又该馆所藏一部挂在顾有孝名下的同名《骊珠集》,除了书名以外,其他版刻形式、所收作家和作品等均与顾有孝辑《骊珠集》完全不同.则实际是他人所辑的另一种清诗总集,属于道家文学典籍的范畴,并且同样也是海内孤本.此前还没有学者对这两种清诗总集予以研究.对它们进行考辨,既有助于学术界获得正确的认识,又是文献典籍方面的一次全新发现.

自叶嘉莹从西方现代诗学的角度对吴文英(字梦窗)词加以重新审视.梦窗词就经常被认为富有现代诗的品质.可问题是,一个作家的作品有没有现代品质,跟写得好不好是不相干的.事实上,吴文英写得并不好:铺张用典而失宜,穿凿取新而致讹,蹈袭他人且自我蹈袭,修辞上也有众多弊病,意思常常有矛盾.表达往往有缺失.最终,吴文英用一些写作上的教条,形成一种语言上的魔障.阻断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因此.梦窗词的实际成就并不高,至少远没有清末民初的词人和当今学者推崇得那么高.

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位大量运用双声叠韵的词人,其《乐章集》中绝大部分词作均有双声叠韵的现象.柳词组织双声叠韵的模式,有联绵词例、常用词例、临时词例、非词例、句间例、片间例、隔字例七种通例;运用双声叠韵的位置主要集中于每片起结处,即双调词的起句、上片歇拍、过遍和结句;运用的方式除单用外,可区分为连用与对用两大类.柳词运用双声叠韵的目的和效果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配合乐曲旋律的复杂性,更完美地表现词调声情.加强乐曲每遍之间的衔接与过渡;突出乐声的紧要处与节奏变化.这体现了柳永对发展词乐和推进词律的贡献.

"兮"字及其他语助词在先秦诗歌中的运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与诗歌散体化的句式密切相关.屈原骚体"兮"字规整与突出的使用,是骚体突破四言句式、字数加长之后,使散体句式趋于诗化的一种表现.随着诗歌语言的骈偶化进程以及五言等诗体的不断实践,骚体句式本身具备了内在固定的节奏与规整的诗行,"兮"字因在句中作用的减弱而出现失落的现象,表现在唐前骚体句式上的变化就是无"兮"字句腰六言句式的大量使用以及骚体句式的驳杂.骚体"兮"字的表征作用及其限度,说明判断后世骚体不能唯"兮"是瞻,"兮"字同然是重要的表征,但不是唯一的标志.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平安晚期,藤原明衡以中国的《文选》为规范,编纂了被称为日本"国风第一古典"与"文艺复兴旗帜"的《本朝文粹》.该书汇集了39种文体的美文,尤其突出了平安汉文学代表性文体,如表、奏状、序与愿文.文体间的异同以及各文体收录文章的多寡,既显示出平安汉文学的特色及其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关系,又反映出两国不同社会状况和文学样式的差异.这部巨著及其文体对日本社会与日本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一直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

近代中国国内公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战争、军事有关.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发行的大量公债,未能充分发挥其稳定财政、调剂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同时,晚清和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国内公债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借钱还钱的问题,它与财政经济和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第二,必须将公债真正用于社会必需的经济建设上,使债务的偿还有坚实的基础;第三,国内公债还有个适度规模的问题,如果内债规模一旦超过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就会发生财政危机,国计民生皆受其弊.

晚清君主立宪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的"君民共主"主张.但是,这种"君民共主"缺乏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只是君主立宪思想在近代的最初发端而已.戊戌维新时期,君主立宪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基本内涵.20世纪初崛起的立宪派提出了"国民立宪"的主张,从而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了最高形态--议会君主立宪制,中国的民主政治也迈出了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的递进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处在内忧外患局势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历程.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同质的,这正是我们应该肯定君主立宪思想起了积极作用的根本所在.

当代媒介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向,媒介身份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其核心观点是将媒介视为一个具有"身份"的类生命体,这个身份受制于多种社会因素,在复杂的互动中形成,并决定着媒体的传播行为.同时,此研究非常注重"身份"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和方法的核心价值.这种构想具有一定的实验色彩和探索性,恰好可以放置于媒介场域研究和媒介生态学的前沿理论语境中,通过比较,确认媒介身份研究的理论位置,见证缺失和优势所在.为媒介研究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再传播意愿是口碑传播的唯一动力源泉.其决定要素的探讨是口碑传播机制研究的核心.根据传播说服理论,从口碑来源、内容和接受方三个视角建构的网络环境下口碑再传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口碑来源可靠性、口碑内容趣味性、口碑接受者利他动机和自我提升动机是决定网络口碑再传播意愿的关键因素.口碑是一把双刃剑,根据口碑的正、负面性质,企业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能动地调控这些因素,从而达到趋利避害之目的.

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诉求主要体现为保护私有财产,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其核心是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以及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中人类伦理道德的信念.近代以来兴起的新闻传媒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门类,这一经济活动同样不能游离于普遍的市场法则.新闻传媒业作为一个承载权利和义务的精神产品生产行业,确保其置于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中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意见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新闻业依靠向特定受众提供信息、思想和观点而获得生存机会,自由市场具有自我平衡的功能,它可以兼容各种不同的信息、思想和观点,媒介所有者的逐利本质并不会造成媒体的堕落,这不仅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人类在整体上来说总是会对包括新闻产品在内的精神文化产品作出理性的选择,而且还因为人类的伦理道德与市场本身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认为罗斯金"从艺术批评转向社会批评"的说法失之于简单化,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文化观.无论是罗斯金发表的艺术批评还是社会批评,其实都受到他总体文化观的统辖.罗斯金的文化观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因此生发的焦虑有关.19世纪的英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迅速转型,以形形色色的"分离"为特征的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这是让罗斯金深感焦虑的根本原因.焦虑的背后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的向往,而这种焦虑和向往既体现于他的艺术批评,也体现于他的社会批评,并且促成了两者的高度融合.他跟卡莱尔、阿诺德一样,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由工业革命牵引的、以机械式进步为内涵的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反文化"现象.对于现代文明的焦虑使"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得以扩充与发展,这里面有着罗斯金不可磨灭的贡献.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揭示欧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别的思想家.在进化与竞争哲学观的引导下,严复的政治观具有经验主义特征.在严复看来,一切政治现象只是"天之所成",只能经验,不能试验;世间万物的进化需要条件和时机,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以抽象的理念为社会改造之蓝图的唯理主义和口号式的"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的激进主义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为此,严复睿智地提出了一条在尊重传统和现存秩序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国际视野革新弊政,发展经济与振兴教育齐头并进,通过提升民智、民力、民德的"三民主义"实现中国富强与现代化的渐进之路.这种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和思想界都是极为特殊的.严复经验主义政治思想,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宝贵财富.

20世纪初由索绪尔所发起的语言研究的根本性变革,使现代语言学得以建立,但也人为地将语言学研究的视野局限在语言的所谓最中心部分,使其走上了一条十分狭窄的探索之路.自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起,语言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从现代语言学迈向可以称为"后现代语言学"的时代.观念的更新,视野的扩展,研究范式的更新和多样化,众多新学科及其分支的出现,使语言学研究显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全新格局,也因此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为我们获得对语言和人类生存状况新颖而又富有启示意义的洞见提供了机遇.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于从事语言研究及处于相关领域中的人们来说都十分重要.

王力先生提出了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来判断动补结构的标准,但是,形式和意义两个标准必须有机地统一.在意义方面,应该从上下字的关系上考察,而不是着眼于上字或下字的词汇意义是否虚化,语法上是否及物.通过考察动补结构上下字的关系可以发现,动补结构上下字之间存在"语义差":上字的行为动作性质强于下字,下字的状态结果性质强于上字,上字的行为动作产生了下字的状态结果.这种上下字之间的"语义差"可以作为判别古汉语动补结构的一个主要标准.

从东汉至南北朝,汉译佛典四言格文体经历了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其形成是时代骈体风尚、四言雅正观念、四言语音优势、译经者语言文化素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特殊的文体结构一经形成便无形地制约着译经者的遣词造句,在表义明确的前提下.译经者往往采取增删字数等手段对文句进行调控,译经中不少表达形式的生成与这种调控密切相关.同时,为满足四言"二二"节奏对双音形式的需求,译经者还采取多种方式延长或简缩词语形式,以凑足四言.不可否认,由于译经者的这些努力,语言中形成了大量的双音新词语,客观上对汉语的双音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老小"一词的指称范围由指代全体家庭成员缩小到特指妻子,"妻子"、"妻小"、"家眷"等称谓语表现出与之相同的演变轨迹,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一意义演变主要是突显原则下转喻思维的结果,其内在的文化心理基础是"女主内"的家庭格局和民俗传统."老小"表示"妻子"义的用法始见于宋代《鸡肋编》,属于南方方言用法,语频低,语用范围狭窄,在语义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水浒传》等沿用了这一义项.

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处世智慧,其实质以朱熹的话说是把握两极之间"恰好的"和谐智慧.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和谐管理智慧.它对如何打造和谐企业给出了非常具有"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天人合一作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它是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的基本决策原则;人我合一作为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致中和"的和谐境界,它为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管理伦理原则;欲理合一作为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目标是达到"中行"的内心和谐状态,它为现代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修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