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并非舍生取义之意。句中“忘”字应当读作“妄”，全句旨在强调重死守节，反对轻生妄死。对社会个体而言，礼制时代的“义”相当于高度分化且高度固定的职守，舍生取义也因此被限定在“守官而死”的范畴内，因僭越职守而死即为“妄死沟壑”。在早期儒家看来，泄冶、史鱼、宗鲁等忠信殉主的行为都是僭越礼制的“侵官”与轻生捐命的妄死，他们的忠信初心与悲惨结局对礼制的破坏更加深入。柳宗元、金履祥等人对守官的质疑源于后世对礼制时代伦理秩序的隔膜。守官是维持周礼运转的重要条件，也是孟子对杨朱“利己”和墨子“利他”两种极端倾向的制衡。守官思想的消亡使人们普遍讳言利己而高倡利他，从而影响了对“志士不忘在沟壑”的释读。

建立模式是国际化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议题，文化距离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国家层面因素。然而主流理论框架关于文化距离与建立模式的关系存在着“文化距离悖论”。事实上，文化距离的扩大同时造成内部整合风险和外部适应风险，而新建和并购模式在降低内外部风险方面各有所长。因此，跨国企业对内外风险的注意力分配决定了企业选择新建还是并购的进入方式。实证研究发现：跨国企业本地化战略和东道国市场环境动态性将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并购建立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一调节作用又会随着企业防御性的提高而增强。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文人的文化观蕴含着转型焦虑，贯穿着对机械文明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的质疑和批判，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社会的转型焦虑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结束的同时，也终结了人类社会“线性进步”的神话，但“科技进步”“福利至上”的话语仍然不绝于耳。这给当年由托马斯·卡莱尔等人开创的、针对“进步”话语的批评语境增添了新的语料和新的视角，促使文化批评向新的深度拓展。斯诺和利维斯之间的“两种文化”之辩并非简单的科学与人文之争，而是体现二者文化观念的不同，折射出二战后英国文化观念的嬗变，尤其是科学主义、技术功利主义话语对文化观念的侵蚀。该事件及其余波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英国文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