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9年，中国司法文明水平处于“及格”并向上发展的评价区间，但存在省际不同步与区域不平衡等问题。司法文明各项指标随时间演进呈现出的梯级变化轨迹，以及年度指标数值间一定的起伏性和波动性，既表明我国司法文明进步是一个曲折的上升过程，持续加强司法文明各领域建设非常重要；又暴露出司法文明内在结构维度发展的不同步和不均衡，呈现出高低有异的差序格局，从而揭示了司法文明不同维度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在司法文明十个一级指标中，司法权力、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司法公开，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程序，是体现我国司法文明进步的六个长项，而证据制度、司法腐败遏制、法律职业化与司法文化则是我国司法文明建设的四个短板，也是我国司法文明建设的未来方向。

深入研究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性质，是准确把握“两个大局”、坚定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思想前提。认识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性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坐标轴，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结合中，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比较中，抓住当今世界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做出具体分析。从世界格局看，这是西方霸权逐渐衰落与中国走向和平崛起的时代；从发展模式看，这是西方模式独占鳌头局面结束与中国模式走向成熟的时代；从发展动力看，这是中国与西方抢占新工业革命制高点，有可能领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从全球问题看，这是西方国家治理弱化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

古希腊以城邦公共性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哲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利己主义批判和未来公共社会的展望表现出了浓厚的古希腊公共精神。古希腊坚持共同体优先于个人的价值原则，强调基于商谈、民主、分享和相互帮助的伦理共识，这使马克思反观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利己主义违背了人的自由和公共本质。以使用价值和基本需要为导向的古典家庭经济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异于交换经济的公共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受人类的联合支配，并服务于经济之外的目标。古典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主题都是理性共同体的建构与人性的实现，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二者又表现出根本的异质性。

全球农业食物体系在二战后历经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及新生产主义的范式演进，在当前呈现的基本特征是：生产方式工业化、生产与供给全球化、治理模式公司化以及面向可持续的转型。来自环境、农业和食物方面的压力和紧张关系是该体系转型的重要驱动力。然而，主流制度系统产生的锁定效应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该体系对困境的突破能力，致使转型始终未能超越生产主义。从该体系相关的七个主要问题被制度系统锁定的路径及其结构性根源中能够发现，依靠当前主流制度系统自身的调适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超越生产主义、化解制度系统锁定效应的关键是在认知反思的基础上确保“实践—制度”的有效对话。

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家庭特征密切相关，家庭收入水平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通常认为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对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但农户对其收入水平的感知通过改变家庭支出结构进而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则尚未明确。结合理论分析，对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贫困农户家庭更容易存在收入地位感知偏差；（2）贫困农户对自身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估越严重，则越倾向于增加其家庭人情支出并减少儿童教育支出，进而改变家庭支出结构；（3）贫困农户对自身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估越严重，其儿童的心理压力越大；（4）儿童教育支出的增长是贫困农户家庭收入感知偏差减少儿童心理压力的一条显著传导路径。

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学体系，尤其是大陆法系，都以行政行为为其理论基石。并且，行政行为都被划分为对应的两大类别，如美国的行政裁决与制定规则，德国的行政处分与法规命令。在中国，从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所确立的“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到2014年该法修正后理论界倾向性使用的“行政规定与行政决定”，都未能跳出两分法的窠臼。随着理论的深入和实践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其实在这两类行为之间存在着中间行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行政法学通过设置“一般行政处分”概念走出了困境。我国试图通过以“利害关系”代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相对人”扩大至“相关人”等方法解决矛盾，但这条路并不畅通，而引入一般行政处分概念则有利于发展完善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民法典》修改了《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既有规则，将患者近亲属行使诊疗活动决定权的前提从“不宜向患者说明”改为“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针对这一立法变化，近亲属同意规则需要进行解释论重构。“不能向患者说明”应解释为患者缺乏对相关诊疗行为的同意能力；“不宜向患者说明”应解释为对患者有采取保护性医疗措施的必要。在这两种情形下，近亲属代为决定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患者合法权益，而非实现近亲属自身利益或家庭共同体利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近亲属的规范界定应同样适用于患者近亲属领域。在存在多个近亲属的场合，不宜采纳刚性的顺位规则，但依然需要参照监护顺位或继承人顺位确定一定的程序性规则。对近亲属做出的明显损害患者利益的医疗决定，可通过对既有规则的解释加以限制和否定。

传统媒体组织通过构建融合创新系统，实现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所构建的融合创新系统包含了面向外部客户需求开展深度学习的专业团队和面向内部客户需求提供平台分享的支持团队两方面构成要素。融合创新系统通过鼓励内部创业的学习机制，促使擅长深度学习的专业团队投身创造更加丰富的内部共享资源；同时，融合创新系统通过优化关联考核的分享机制，促使擅长平台分享的支持团队积极回应来自外部的独特个性需求。传统媒体组织应当强化产品思维，构建“合而为一”与“和而不同”并重的融合创新系统，借助“产品孵化”和“考核优化”等变革机制，实现融媒创新，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

唐代真子飞霜镜与唐诗中所描绘的神仙人物表达了唐人对长生成仙的企羡。从道教养生的角度来解读真子飞霜镜铭文，“真子飞霜”四字铭意为修道真人炼制丹药；外圈“凤凰双镜”诗铭意指道教内丹修炼中的阴阳和合之理。真子飞霜镜主题纹饰为王子乔控鹤升仙、萧史吹箫引凤、唐明皇仙话等唐代流行的神仙人物故事的整合与变形，其寓意为得道成仙。真子飞霜镜的图纹与铭辞反映了唐代社会普遍的长生祈愿，这在唐诗中表现为文人士大夫对神仙的倾慕与对修道之人的称颂。唐镜与唐诗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展示了唐代追求长生的社会风尚。

新出土的《杨执一神道碑》为张说所撰，与贺知章所撰《杨执一墓志》相比勘，可以发现二者在传主生平记载方面有三处不同，即为官出仕、许州之贬以及朔方征发。张说、贺知章作为集贤殿书院同僚，在处理杨执一生平事迹时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张说与杨氏实为政治盟友，但更多地从宰执词臣的身份出发，对杨执一朔方行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贺知章所撰的墓志则以隐微叙事的手法为杨执一申辩。两者之间的抵牾典型地体现了正统叙事与个体认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辨析碑文、墓志与史传的异同，可以揭示出撰述者在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等不同的言说立场及公私取向之间的游移；而碑文与墓志作为不同的文献载体，在文体形式、物质形态、隐含读者等方面的差异性也导致了历史叙事的变异。

从傅东华和朱维基，到朱维之、杨耐冬和金发燊，再到刘捷和陈才宇等，《失乐园》中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但弥尔顿经典作品需要重译，原因有五。第一，现有译文令人不够满意，且无法有效修订，主要表现在理解上有硬伤和形式上蹩脚两个方面；第二，人们对弥尔顿作品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理解和阐释召唤新的翻译；第三，白话文在不断更新，旧译的语言和风格已不符合时代需要；第四，原著出现了新的权威版本（牛津版《弥尔顿全集》），而现有译本对翻译底本的选择不够审慎；第五，经典重译是国内外惯例。重译《失乐园》能够促进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

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如何有效对外传播中国政治话语以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值得深入研究。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等级趋弱级差资源表现为在态度上降低量级以规避话语风险，其翻译更加彰显翻译主体在传译过程中所体现的翻译立场。基于语料库的等级趋弱级差资源口笔译对比研究结果显示：（1）等级趋弱级差资源搭配词的语义趋向影响其口笔译处理；（2）当等级趋弱级差资源的搭配词呈现积极语义趋向时，笔译比口译更倾向于采用对应翻译，而口译相对而言更加倾向于采用零翻译；（3）当等级趋弱级差资源的搭配词呈现消极语义趋向时，口笔译在对应翻译和零翻译之间均未显示显著统计差异。翻译立场、口笔译特点以及汉英语言差异这三个因素可以部分解释上述发现。这些发现对中国政治话语“走出去”、构建具有中国文化主权且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代兼有武将、心学家、诗人多重身份的万表，是个值得重视的研究对象。万表诗学与其哲学有着深刻的沟通和联系。在哲学上，万表主张顺应心体之自然流行，并通过流行以返求本体。这种委心任运的心学观促成了他自然主义的诗学观念。从本体论出发，万表赞成诗缘情的同时，又主张通过缘情之诗复返本体之寂，以求人生超越之境。万表的诗歌向人们打开了一个深沉、博大而又精微的心灵世界。他是一个艰苦的求道者，一个以道德、责任为天职的儒将和抗倭英雄，一个视艰难困苦为道场的智者。他的诗写心体自然流行之情感，复从流行中上窥本体，以滞碍为超脱，化痛苦为云烟，极富哲学智慧。万表诗学的哲学意蕴当今人们如何面对浮躁而又功利的心灵困境亦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传奇《风流院》、清传奇《薄命花》《孤山梦》皆演明末杭州冯小青事。《风流院》作者朱京藩、《薄命花》作者钱文伟之生平，学界几无所知，而《孤山梦》则长期被视作无名氏之作。经考证可知，朱京藩，字价人，号不可解人，明代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杭州市）人。明崇祯前后在世。笃佛修禅，蹭蹬场屋而胸有块垒。著有《瓮窗文集》二十卷、《诗集》十二卷，另有传奇《风流院》《半襦记》、杂剧《玉珍娘》。钱文伟，字景祎，号兰台，又号费卿，清代江苏通州直隶州（今南通市）人。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道光元年（1821）辛巳科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进士。工曲擅画。今知有传奇《远山眉》《薄命花》两种，皆佚。《孤山梦》的作者应当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安徽当涂人孙佩琳。

影响已经成年的留守儿童行为发展的因素中，具体的留守类别并非关键，家庭、学校及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安置、态度与行为更为重要。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学校危险性因素、家庭保护性因素对留守儿童行为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这启示我们，关注不同类别留守儿童的差异化风险固然重要，但仅以此为据实施分类介入，可能会使诸多处于高风险状态的留守儿童不能获得及时充分的关爱保护。国家和社会应从发展生态视角进行整体性分析和应对，当前需多方支持流动人口家庭营造良好家庭氛围，并督促学校做好校园欺凌、体罚、漠视等的规避工作。只有基于发展生态系统视角对留守儿童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进行综合把握，才能实现留守儿童问题的精准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