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在其自评为“理想主义渗透”的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认为理想主义的限度表现为理想的存在基础与现实的对立，限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理想主义的本体及其生成方式与浪漫主义具有一致性。他通过对康德、费希特理想主义的反思，摒弃了抽象的理想，初步形成了基于现实的批判意识，自觉转向和反思包含现实因素的黑格尔哲学。在反思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理想主义构建的非历史性的虚假现实，依循现实的历史发展探究现实走向理想的路径，将超越理想主义限度的现实方案指向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

农业生产风险是指由于风险因子导致的农产品实际单产低于预期单产的可能性。参数分布拟合法、核密度估计法和非参数信息扩散法等三类农业生产风险的定量评估方法存在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农业生产风险评估在风险预警、风险区划、金融产品定价及完善保险补贴政策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缺乏有效的外部风险分散机制下，农户会采用收入多样化、生产多样化、种植低风险作物、减少风险性投入、平滑消费等举措进行“自保险”。但这些策略并非都有效反而可能是农户收入慢增长乃至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农业生产风险的评估方法、评估案例、管理策略的有效性评价及干预机制的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可能获得创新性成果。

在食品安全事件的冲击下，信息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及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负面疫病信息和正面专家解读作为信息冲击，对比不同信息刺激后消费者对认证猪肉与非认证猪肉的信任水平及消费行为的差异，并结合消费者的疑似经历，估算信息性质及信息刺激强度对认证猪肉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受到负面信息刺激后，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信任程度及购买频率提升，且均高于对非认证猪肉；同时接触负面信息和专家解读后，非认证猪肉的购买频率有所上升。通过增加信息刺激强度，可以提高认证猪肉的购买频率。在支付意愿方面，信任水平正向影响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受到负面信息刺激时，信息刺激强度可以正向调节信任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但双面信息刺激下不存在该调节效应。进一步估计边际效应发现，年轻、信任水平高的消费者更倾向于为认证猪肉支付高价，特别是受到较强的信息刺激时，这类消费者对认证猪肉的支付意愿水平最高。

我国著作权法遵循“人创造作品”的根本规则，不承认“表观独创性”。“创作”是认定作品的前提条件，其评判要求深入特定作品的形成过程，考察所涉智力劳动的性质。计算机程序的设计人不是计算机生成之作品的创作者，除非其智力创作活动在直接产生计算机程序之外，还直接产生计算机输出之文学艺术表现形式。计算机程序的使用人可能成为计算机生成之作品的创作者，只要他是利用数据输入和结果输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创作性地选择数据输入计算机程序进而生成作品。计算机生成之客体如果没有创作过程，则本质上是数字产品，也不应享有相关权益，而应排除于著作权法保护之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不仅是战略资源，而且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数据权益是未来法律修改的重要内容，而数据信用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亟需法律保护。“流量黑灰产”的恶意刷量行为破坏了数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阻碍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亟需刑法规制。但是，非法经营罪等罪名在应对“流量黑灰产”时都存在入罪漏洞，难以有效遏制数据造假产业链的蔓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修订）立足于打击工业时代的犯罪，在应对网络空间乱象时明显不足，因而，增设“妨害数据信用罪”是维护数字经济基础秩序的首要任务。

 薪酬激励塑造了管理层的行为动机和决策方式，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我国股权激励的双重行权限制特征，考察了行权时间约束和行权业绩考核对股权激励风险承担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具有风险承担效应，但仅存在于行权时间约束较长和业绩考核适中的样本中，时间约束过短和业绩考核严苛的激励计划反而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两类行权限制条款存在交互作用，行权时间约束不仅能强化业绩考核适中时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还能缓解业绩考核严苛时股权激励的风险规避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债务融资和研发投资水平的提升，并最终促进了企业价值的动态增长，但也主要存在于行权时间约束较长和业绩考核适中的样本中。

后真相事件的生成因素主要包括受众的信息获取渠道、网络舆论氛围、网络舆论空间包容异议程度、受众追寻真相意愿和不同意见的非理性或情绪化表达。后真相事件的生成机制是：个人从不同信源获取信息，非权威来源信息可能加剧个人情绪化；网络舆论氛围会对个人判断产生影响，特别是以情感为导向的网络舆论通过不断扩散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使得网民基于自己的立场、信仰、价值观尤其是情感因素，不愿意接受他人不同观点，从而助长情绪化言论的蔓延。而不被“沉默的螺旋效应”作用的网民则迫切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他人听见，表达异议时呈现出更高的情绪化倾向。与此同时，信息渠道多元化导致信息碎片化、可信度降低，网络舆论复杂多变，导致网民怀疑事件真相。他们容易受“弱者情结”和个人权利、利益诉求的支配，加剧个人的情绪化表达。为此，政府、媒体、受众三方主体需要合力规避后真相事件的生成和蔓延，防范其风险和危害。

风险感知是指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主观判断，受个人心理认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健康传播视角下，从公众这个核心主体出发，以风险传播和沟通为主要切入点，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行为具有如下五个研究路径：多学科和多种方法结合建立研究范式、在个体层面探究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体心理机制、在群体共性层面探究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群体行为、从社会文化角度探究公共卫生事件、引导公众情绪和行为的策略。未来的研究应围绕这五个研究路径，在理论、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和完善：用跨学科的视角整合宏观微观机制；结合大数据、心理学实证及计算机仿真方法进行综合性实证研究；以重大问题导向和全球化为视角，拓宽应用领域。

1897年8月，流落海外的孙中山几经周旋终于在日本横滨落脚，不谙日语的孙中山唯有借助笔谈与日人交流。宫崎滔天作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名外国友人，亦主要通过笔谈与孙中山交流。长期以来，宫崎滔天家藏笔谈残稿被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孙中山与宫崎二人所书之物，事实上，却有第三人即宗方小太郎的参与。通过校勘笔谈残稿文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1）1897年8月后，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平山周也参与其中；（2）1897年11月孙中山的笔谈对象不是宫崎滔天，而是宗方小太郎；（3）依据笔谈中出现的人物、地点、时间、笔具、话题等细节，可对笔谈残稿重新排序。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汉文笔谈残稿作为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外交关系，抵达中国的朝鲜使团数量甚是可观。因口语交流不畅，朝鲜文人多假借笔谈方式与中国文人展开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笔谈资料。近年新发现的中国文人刘大观在1799年与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之间的笔谈稿手卷，不同于收录于“朝天录”“燕行录”文献中的笔谈整理稿，而是珍贵的笔谈原纸。该手卷不仅有助于揭示中朝文人在进行笔谈时的用纸、书写方式、敏感话题的涂抹毁弃、时间题署等笔谈稿形制，还可以借此考察笔谈稿的流传、誊录编集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记录口头交谈的特殊史料，笔谈文献虽有重现交流现场的作用，但它大多经过事后的增删整理，研究利用时应予注意并酌情处理。

着眼于异读配对，上古汉语至少有“通格／作格”“主格／宾格”“主方／客方”三种与形态相关的运作模式：（1）状态动词按“通格／作格”模式运作，其中作格论元是标记项，该标记“互指”于动词，遂导致动词读音由浊变清或附加*s-等前缀。（2）动作动词在增带非受事宾语时变读去声，这个去声标记动词的增价功能，新增一个非受事论元，该论元通常置于紧挨动词的近宾位置，在动作动词背景下恰巧形成“主格／宾格”的句法运作模式。（3）另有一些动作动词按“主方／客方”模式运作，即同一动作、行为、事件分别从控制度高的要素（主方）、控制度低的要素（客方）称说，亦即分别由主方、客方充当主语从而形成异读配对句，其本质是借助变读标示“客方充当主语”这种有标记组配。

古文字资料真实地保留着上古汉语文字构形、形义关系、辞例方面的原貌，对上古汉语词汇研究具有如下启示：古文字构形证据为训释词义提供线索；古文字形义关系为训释词义提供参证；出土文献辞例为判定词性和词义框定范围。处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资料不断涌现的当代，积极运用古文字资料进行上古典籍词汇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亚当?斯密和约翰?罗尔斯分别是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和20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作为功利主义者，斯密在社会经济领域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法律政治领域借助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理论，引出无偏正义法则；当效率和公平发生冲突时，他主张效率优先，但是仍然希望达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作为新社会契约论者，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的社会与政治理论，主张差别原则，在社会经济领域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权益，提出双重理性假说，借助原始位置和无知之幕假设，引出向最少受惠者倾斜的有偏正义原则，推崇人人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当效率与公平发生冲突时，强调公平优先，但也没有忽视效率的重要性。同情是否蕴含公正的问题，或者，同情心是否蕴含正义感的问题，是罗尔斯同斯密争论的焦点。充分展示并解答这个问题，将明晰斯密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分歧所在，揭示两者的隐秘关联，有助于评估各自的学理价值，评价其对解决当前社会基本问题的实践价值。

 电车难题构成的道德两难是对道义论而言，而非后果论，难点在于如何在冲突情况下权衡五个人与一个人的生命权益。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视角看，哪怕不同选择的后果都是取五舍一，但由于主体是在不同境遇下基于不同自由意志做出选择的，他们的道德责任仍然存在鲜明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两难处境下，主体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包括不加干预的消极旁观），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自主责任。这种无法免责的特征是道德两难的症结所在，同时也展现了人的有限存在面对诸善冲突的严峻冷酷甚至无可奈何。

未婚姐妹是中国传统大家庭中暂时的和边缘的成员，当她们出嫁后便不再需要承担包括父母老年保障在内的对出生家庭的任何责任。为了大家庭的利益，在父母的主导下存在兄弟对未婚姐妹的家庭劳动搭便车以增加教育产出和提高收益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大家庭中未婚姐妹对兄弟教育产出的影响是正面的，未婚姐妹增加了兄弟考取功名的概率；因为古代女性普遍早婚，未婚姐妹的正效应主要由未婚妹妹驱动；未婚姐妹对兄弟的生育产出也存在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因为家庭身份的差异，哥哥同样也会增加弟弟的教育产出，而弟弟对哥哥却没有相应的影响。

《嘉兴藏》是明清时期由民间僧俗信众募资刊刻的一部方册大藏经。1920年刊《经值划一》收录有2 090种佛典，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嘉兴藏》有679种，约占三分之一强。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嘉兴藏》大部分经籍首页有“黄梅寺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及“张百熙印”等朱文印。以这几方藏书印为线索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可知浙江大学图书馆所藏《嘉兴藏》存藏源流为：黄梅寺→刘承幹→张百熙→浙江大学图书馆。这部藏经中有《黄檗木庵禅师语录》《晦夫林皋禅师夹山竹林寺语录》《纪安经禅师语录》《五叶弘传》《清凉顶目彻禅师语录》等多种文献不见于《经值划一》，其他《嘉兴藏》亦未收录，因此在《嘉兴藏》、明清佛教研究等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文献价值。

厚重翻译旨在通过注释、评注等的辅助，以便将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文化语境中进行阐释。借助厚重翻译，译者力求帮助目标读者尽可能地产生与源语语境的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并尽可能多地了解源语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等，最终达致对源语文化的充分理解甚至是认同。《传习录》英文首译本由美国学者亨克于1916年翻译并出版，其译本呈现出鲜明的厚重翻译特色。亨克主要借助序言、注释、评点英译、索引等延展手段增强译本的“厚重性”，在基本把握原作精神的基础之上，多方位创造富含文化信息的言说语境，构建起中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桥梁，推动了阳明学走出中国，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