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颠覆性科技竞相涌现，由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和虚拟信息世界构成的四元社会也应运而生。以数字化社会形态为特征的四元社会的交互运行，呈现出人际世界虚拟化、物理世界数字化、智能机器泛在化、虚拟世界常态化以及四元空间融合化的重要特征，给国家治理对象、治理内容和治理方法，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和全球治理都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亟须在国家层面深化数字治理战略布局。数字治理主要包括数据治理和以数字化技术实现社会的组织与运行两方面，要从加强战略研究，推进数字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完善技术安全与风险防范机制，探索建立数字治理的国际协同机制等方面建构四元社会数字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国际交往更加便利和频繁，但也对现有国际法律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国家责任原则以及国际法具体领域中的国际法居民制度、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国际知识产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海洋法与国际海事法等，都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影响，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国际法，应当与时俱进，积极应对国际智能社会的各种挑战。为此，国家之间应当加强合作，以人工智能的安全使用为目标，通过制定国际软法、缔结多边条约、设立专门性国际机构等方式，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解决新科技带来的国际新问题。

对于大数据产品这一新兴事物，学界对其权利属性及法律保护问题罕有研究。大数据产品本质上是算法生成物，不具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适格作者，也不符合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不可赋予其著作权。实际上，大数据产品已具备财产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应赋予其财产所有权。对大数据产品进行法律保护时，鉴于现有法律法规的约束，仅可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及侵权责任法层面进行法律救济，而确认大数据产品的财产所有权属性后，可拓展法律救济的范围，并最大限度地保护网络运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国际数字贸易中必然会产生数据跨境流动，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安全威胁这对矛盾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字经济的走向。如何平衡数据流动产生的数字红利与数据保护之间的矛盾，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国际规则，各国的态度与立法规则差异明显，我国亦没有定论。长期冲突的数据本地化政策与数据流动问题再次引起各国密切关注。新形势下，我国应支持数据跨境流动，并从规则和标准层面保障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大发展。

教师评聘制度是学术评价制度与人事制度的结合点，是现代大学制度及学术体制的重要抓手和支点。这一制度在近代中国经历过长期的演变过程。蔡元培主政北大时，初步借鉴了德国大学的制度模式，推动教师流动及专业化，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教师评聘制度正式发轫。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教育”的传播、新学制的引入，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评聘制度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日渐成型，并于20世纪30年代初步定型。国立名校在此进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形成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为省立、私立大学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对当时大学的队伍建设、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评聘标准也随学术市场的发育及留学生归国浪潮的高涨而水涨船高，持续推动着大学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刺激了中国大学的学术生产，提升了其国际能见度和影响力。这一时期中国教师制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兼顾的经验，对日后中国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都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面向未来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工作如何开展，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重要工程。新时代语言文字标准亟须修订和完善。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的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字母体系的本地化和文化适应问题，以及同一语言的多文字形式问题。主流官媒宣传的途径比较传统，理念也相对滞后，缺乏有效的网络话语手段，总体宣传形象有待提高，舆情干预意识也有待加强。当代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不规范现象集中表现在公共用语、地名和对特定职业人群的污名化等方面。要加快并完善语言规范标准建设，积极应对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变异和负面舆情。新时代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工作应立足未来，在大语言文字工作的格局下，结合国家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跳出语言看语言，坚持问题驱动，对形势予以准确研判，扎实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

索引性表达式的语境敏感性造成特征与内容相分离，内容上的直接指称或严格性与作为语言规则的特征意义并不违和，内容层面的直接指称词项完全可以在特征层面拥有丰富的意义，从而为调和描述理论与直接指称理论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严格化摹状词策略是一条颇有前景的描述论进路，以索引性的现实化摹状词置换名字既可以维持原语句所表达命题之形而上学模态地位，又不改变置换后语句分析性方面的语义属性，维护了其先验可知的认识论特质，并将分析性和必然性概念分别明确地归属于语义学和形而上学两个不同范畴，切断它们外延上的一般性逻辑联系，从而破除“分析衍推必然”的语言哲学神话，较有效地调和了描述论和直接指称理论在语义学、形而上学两个维度的内在冲突，有力地捍卫了作为意义理论的描述论。

建设性新闻理论与实践给将“坏消息才是好新闻”奉为圭臬的西方新闻界和以正面报道为主的中国新闻界都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新闻界需要系统地认识它，更需要厘清其理论与实践中的概念、原则和操作规范等。基于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六类新闻相关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表明：六类新闻经历了从缓滞到活跃再到共同增长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发展热度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建设性新闻虽然边界模糊、领域宽泛、理论阐释性不强，但它更关注负面新闻积极的后续动作，理性采纳多方关切，注意激发公众参与，打破了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的原有局限，并试图建构统一的新闻理念和框架，值得充分肯定。若能将其与中国当前的新闻观念有机结合，无疑有助于探索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理论与实践路径。

唐代长安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通过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与帝国境内经济、文化发达区域以及六朝（文中有时用南朝，似将二者等同）的政治中心即以三吴为核心的江南紧密联系起来。江南在向长安输送财富与物资的同时，也输送了江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味。江南与长安从时间上还可以理解为东晋南朝与唐朝，而唐朝对东晋南朝的继承则表现为制度与文化上的渊源。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江南气象在唐代已经崭露头角，作为唐代都城的长安从时空两个层面上继承和涵盖了江南，而基于六朝文化的江南元素也活跃在长安城市与文化生活中，并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对唐代长安城市与文化生活中的江南元素进行考察，可以从社会史与城市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唐后期南朝化倾向问题。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第一，重视文本的英译，并将英译与研究紧密结合。第二，研究者多具有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西方理论的背景，注重跨界研究以及与西方文学研究的对话。第三，注重具体作家、作品或者某一文学体裁的研究，研究成果大多不以文学史的形式呈现。第四，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一大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五，关注文学与宗教、社会史、文化史等的关系，把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中进行研究与分析。随着中美信息和人员交流的增多，两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会更加趋向融合，其差异越来越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差异，而非两国整体的截然不同，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今后可能的发展趋势也将继续体现上述特点。

在《骆驼祥子》海外译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即《骆驼祥子》译本封面设计的多元化特征。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译本封面通过不同的符号组织并构建了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独特的内容和风格。从社会符号多模态理论而言，在理念意义方面，这些译本封面设计可以分为低图像性与高图像性两大类，同时也呈现出一系列视觉连续体的特征；在人际意义方面，这些译本展示了多类观看模式；在组合意义方面，这些封面的设计者通过排版设计以及视觉重量传达了特定的信息价值观。封面设计将有意义的元素整理成连贯的文本，通过特定的模式结构创造新的意义。《骆驼祥子》在外译过程中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情况，但总体上还是客观传达了小说现实主义的关照。

京味文学呈现了京味特征的市井故事、城市空间和民族认同等多维文化特征。在文化翻译语境下，译本在文学传统、文体风格和叙事特征等方面与英语受众的文化契合是京味文学英译研究的首要关注点，这决定了京味文学中的多维文化在受众文化中的本真再现。与此同时，空间书写中的叙述视角和空间连贯是英译本的“京味”本真再现的重要技巧，城市空间书写中的“京味”在译本中的再现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民族认同是京味文学的文化之魂，民族文化和民族创伤的本真再现体现了译者的文化自觉。

语形指包括文字、排列、版式、图形、颜色等在内的页面加诸视觉的全部因素。汉文学因为汉语语形的影响，必然迥异于其他语言文学。汉字的象形性使汉文学具有与众不同特性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辨识规则所建构的会意和形声文字体系，历史地形成了汉民族内部意识、外部世界与汉字结构的对位关系，以至于汉语语形在字内、行间、页面、体式等不同层次具有作用于汉文学的独特美学功能。美学文本与实用文本的交叠区域实乃隐性文本，隐性文本可以转化为美学文本，但实用文本就只能是实用文本。

汉语中有些介词存在一种从句现象，即这些介词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动词的句法行为，但只许用于从句，不能用于自立句（包括主句和单句）。基于“按照”“鉴于”等个案的调查发现：（1）从句现象在介词的现代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过程中都有体现，介词语法地位的鉴别需要区分主句和从句两个层次。（2）从句现象的存在说明，在动词向介词语法化的过程中，创新性句法行为往往先在自立句中发生，然后再一步步向主次从句和从属从句扩展。（3）介词的从句现象是由动词语法化的去范畴化效应和从句的结构固守效应双重作用导致的句法后果。（4）从句现象可以视为动词范畴在句法上的降级保存，这种降级保存与汉语缺乏动词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英语相比，汉语动词的句法特征更容易表现出从句现象和降级保存的特点。

《蜜蜂的寓言》是18世纪英国颇具争议的作品。作者曼德维尔提出，美德的起源不是上帝，而是被基督教视为首恶的“骄傲”；同时，被认为诱发社会道德坍塌的“奢侈”其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成为当时公众舆论的热点。基于“私人的恶德”与“公众的利益”这一核心思想，曼德维尔借助自己作品（语言交往行为的书面形式）中“骄傲”“奢侈”命题的论述，开创性地揭示了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在实践话语中的融合过程，其作品引发的公众舆论生成了18世纪文学公共领域实例，并在作品、阅读市场（读者）、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文本传播层面建构了启蒙理性，成就了现代性。

“具眼”一词从佛教术语发展为品评术语和鉴藏术语，其内涵由佛教中的禅理发展为诗文书画批评中的文理，涵括了评鉴作品风格和体式、总结作伪伎俩和辨伪方法等含义。“具眼”说以较强的包容性和丰富的内涵跨越了诗文批评和书画鉴藏等多个领域，融诗书画禅于一体，反映了不同艺术的异轨同奔：一方面表现在观点的暗合或风格趣向的一致上，即以不同的论述途径表达相通的审美眼光和终极本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学者文人型的书画鉴藏家们对传统艺术的认同和超越，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诗性化、一体化的哲学特征。

信息技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使社会网络成员间的联系变得更容易、更频繁，大学生通过社会网络学习获得信息、知识也变得更加便捷，那么，社会网络学习对大学生职业能力形成是否存在影响？对这一问题，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依据学习方式差异，社会网络学习分为互动学习和模仿学习。通过对1 966名应届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社会网络中的互动学习能够促进大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职业认知和个人特质的发展，进而形成大学生职业能力；社会网络中的模仿学习对大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没有显著影响，但能够促进职业认知和个人特质的发展，进而形成大学生职业能力。研究结果证明，社会网络学习已成为大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重要途径。

医患冲突已成为我国的一个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医生和患者的身心健康及医疗服务活动的正常进行，对医学生也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对全国31所大学的11 592名医学生的调查显示，医学生中对医患关系感知有较大心理压力的被试占38.0%，很大压力的占15.6%；半数以上的被试者报告其家人或亲戚、朋友或同学在求医过程中经历过医患冲突。研究结果表明，参照人群的医患冲突经历与医学生的心理压力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联；参照人群对医生的评价也会影响到医学生的心理压力，他们对医生的评价越差，医学生心理压力的水平越高。医患关系现况、参照人群、医患关系压力感知与医学生的心理压力呈显著正向相关，专业兴趣与心理压力呈负向相关。医患冲突可增加在校医学生心理压力，会对医学生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应引起社会和学校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