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新中国制度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浙江省实践、湖州市实践、织里基层实践，展现了中国治理的时代价值。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正确、有效、成功的。中国治理蕴含的制度价值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中国治理能够为后发国家提供“非西方化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推动和支持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方案，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借鉴，具有世界意义。

汇率以其价格转换功能在调节国际贸易收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汇率变动也会对国际贸易活动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利用顺友物流后台数据分析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基本发展情况以及出口贸易流向的空间分布格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出口目的国的货币贬值会导致中国对该目的国的跨境电商出口减少；（2）从地理邻近和经济邻近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对不同目的国的跨境电商出口贸易具有稳定的空间相关性；（3）汇率变动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汇率变动会同时影响中国对单一目的国以及与该目的国具有地理邻近或经济邻近关系的其他国家的跨境电商出口贸易。

数字化问题是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对于身处数字化进程中的每个劳动者而言，数字化工作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个人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为劳动者提供倾斜性保护为根本宗旨的劳动法，在数字化进程中应当围绕数字化对劳动者所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不利影响，从数字化工作带来的工作模式和时空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以及可能导致的对劳动者个人数据的滥用等问题出发，逐步推进并在立法上承认远程办公权、不回应权、不可及性权等新型权利，并强化对劳动者个人数据权的保护，实现劳动法的自我革新，最终为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提供及时可靠的法律支持。

公众清廉感知是近年来廉政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议题，然而，现有研究忽略了社会公众内部的阶层差异性。对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众的社会阶层地位与政府清廉感知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总体上呈现出倒U形特征，中间社会阶层的公众对各级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显著更高。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在腐败容忍度、反腐败满意度、腐败经历和感知信息来源渠道等方面的差异是导致其清廉感知差异的重要内在影响机制。近年来政府反腐败努力得到了绝大部分中间社会阶层群体的认可，但下层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清廉感知水平更低的情况说明，必须进一步优化反腐败策略，更加注重解决基层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美国2019年高校招生舞弊事件暴露了美国高校招生选拔机制所存在的廉洁风险，主要包括选拔标准的多元化掩盖了部分招生环节的权力失衡，过度依赖社会诚信体系而缺少权力制衡制度设计，信息公开不到位而缺少社会监督，金钱政治下既得利益者寻求阶层代际延续等，由此形成权力寻租与利益交换，滋生招生腐败。我国当前推行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应以此为鉴，保障高校招生的公平公正：要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立的高校招生内部权力制衡机制；推进防止高校招生利益冲突的制度建设，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提高高校招生信息的公开程度，强化外部的制约监督；严惩涉及招生舞弊的相关人员，使舞弊风险损失大于可能收益。

后发企业在追赶进程中时常由于竞争而受到外部竞争者的针对性威胁，甚至陷入组织危机，然而现有研究并未对此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通过对高技术公司华为在知识产权竞争力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危机事件——华为与思科诉讼案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外部竞争者威胁与内部竞争力缺陷的联合作用下，后发企业易陷入组织危机；通过系统地扫描和分析内外部环境来感知和准确识别外部竞争者威胁（敌对竞争行为）和内部竞争力缺陷是危机管理的基础；适当地运用合作与竞争手段可以帮助后发企业减缓外部威胁并更好地抵御危机，从而为企业赢得良好的发展空间；系统的组织变革是提升组织竞争力、降低危机发生可能性的根本手段。

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企业投资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学习已经成为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同业效应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不容忽视。职业忧虑是CEO模仿同业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动机之一，探讨其对同业效应的影响机制能够帮助投资者和企业更好地识别和减少管理者的盲目投资。借助主流的三种职业忧虑代理变量研究发现：（1）CEO的职业忧虑主要表现为建立或者维护自己在行业内的声誉，只有为了维护自己在行业内声誉的CEO才倾向于选择跟随同业企业的投资策略。（2）年轻的和新上任的CEO几乎不会选择跟随同业企业的投资策略。（3）CEO在企业过去投资绩效高于行业中位数的情况下倾向于跟随同业企业的投资策略。（4）CEO选择跟随同业企业的投资策略是为了稳定相对投资绩效或者降低决策风险，从而获得连任。

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扩大民营企业的发展舞台，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携手并进，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如今中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创新发展持续注入活力，改善了中国的就业和民生，壮大了中国企业，培育了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和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挑战日渐突出。特别是近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又恰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原来依靠投资和出口的规模扩张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须内部再平衡，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旧动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破解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激发广泛的企业家精神，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文明、语言、艺术和哲学的摇篮，也是非洲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发源地和重镇。埃塞俄比亚独特的历史地位使它成为非洲人民心目中的一座文化丰碑和一面精神旗帜。埃塞俄比亚人坚持使用阿姆哈拉语，已成为当代非洲本土意识的一个重要表征。埃塞俄比亚运动具有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性质，对近代非洲意识的觉醒和非洲崛起具有重要作用。埃塞俄比亚哲学是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智慧，典型地反映了非洲人的生存和思维方式。埃塞俄比亚的艺术是本土艺术与宗教艺术的结合、非洲传统工艺和欧洲现代工艺的结合。以“埃塞俄比亚之风”为代表的非洲音乐元素是美国非裔文学乃至整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中回荡的一种旋律，对它们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俄国形式主义被公认为法国当代诗学与文学理论的重要源头之一，最早由列维-斯特劳斯和托多罗夫介绍至法国。法国诗学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普洛普的功能理论、托马舍夫斯基等形式主义者对本事与情节的区分及其他理论是叙事学得以确立的基石；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等人在一种系统观的支撑下，尝试对体裁进行逻辑分类，在散文研究中明显侧重探讨叙事情节机制，其理论与观点启发了法国学者尤其是托多罗夫的文学类型学研究；雅各布森为“文学性”研究和“文学科学”探索提供了术语、概念与方法，引发了理论建构的热潮，推动了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法国学界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早期接受为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诗学引入了全新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决定了当代法国诗学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取得的成果也成为此后法国诗学与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更新的重要源泉，其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于探寻全球治理方案，其五位一体思想和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思维，为构建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全球媒介之城及城市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启示。〖JP〗从媒介地理学视角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媒介与全球传播的模型框架下，全球城市空间内的人类交往、媒介传播、政府治理、地理呈现四大类要素彼此互动，本土性与全球性对话，可以确立中国城市全球融合传播的时代方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可采取顺时谋势、通脉化瘀、落地生根、聚气成风、暖心筑梦的五点方略。由此，可预想未来将有更多中国城市向全球城市体系的上层位置移动，实现新世界主义“正和”共赢之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世界梦”。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考虑多元文化之间的话语权竞争，结合话语传播中要素资源的利用来确定基本原则。这要求我们克服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权力观，树立社会建构主义的辩证话语权力观。我们需要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建立科学的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理论体系，适时提出中国话题和中国方案，增强我国的内容掌控权。在参与者上，除传统外交中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外，还需要组织调动各种非政府组织、企业、机构、个人参与公共外交话语活动，利用通俗方式对外方的普通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宣传解释。在平台上，在加强对传统媒介资源的利用之外，还要充分调动书刊、影视、广告、自媒体等大众传媒手段，增强我国的媒体控制权。这些原则须置于整体外交话语体系之中，保证我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增强我国的外交话语权。

休闲学在西方基本实现了学科的建制化，拥有专门的学术期刊、研究人员、教育及研究机构，呈现出跨学科、多领域的态势和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反映出休闲学集群式的学科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推进了休闲理论应用与休闲实践发展，也为休闲学科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制度层面休闲组织的实体设置与学理层面休闲研究的发展要求之间的冲突，需要引起充分的重视。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从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由和闲暇。工作不再是定义自我和衡量幸福的唯一方式，休闲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开始对人们的生活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休闲的自由和社会互动等性质为人们提供了深入认识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时间和社会空间，有助于解答“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等认同问题。由此，个体能够以一种展现自我的生活方式扮演不同的人生角色，构建较为稳定的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发现和实现人生意义。休闲塑造文化认同的历史源远流长，至今仍然发挥巨大作用。在休闲时代和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双重背景下，休闲塑造和传播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凸显。因此，休闲与认同关系研究对个体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语素结合成词的原因以及与之相关的词义生成是复音词研究的重要内容。核心义处于词义结构的深层，是贯穿和统摄词义的一种抽象意义。对于并列式复音词两个语素的相互选择和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从语素核心义的相互关系中寻求内在依据和深层基础：对语素义相同或相近的并列式复音词来说，语素结合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于核心义的共性；对语素义相关的并列式复音词来说，处于语义深层的核心义可以决定表层语素意义之间的关联；对语素义相反的并列式复音词来说，核心义分析有助于理解语素的反义关系以及词义的发展演变。因此，核心义是考察并列式复音词语素结合的重要视角。

在汉译佛经中，“猩猩”表示一种人首、能言的鸟，其语源为梵文“Jīva?-jīvaka”，又可译作“命命”“共命（鸟）”等；表该义的“猩猩”词形多样，写本、刻本或碑刻中又作“狌狌”“生生”“??”等。在敦煌文献中，“生生”指一种因酒丧身的鸟，其中“因酒丧身”这一语义来源于表兽名的汉语固有词“猩猩（狌狌、生生）”。“生生”词义的演变反映了某些佛源外来词受到词形相同、语义相近等因素的影响，移植了与之相关的汉语固有词语的义素，从而呈现出汉化与合璧的特点。

以何种角度才能妥切地思考中国历史上皇帝与文官集团两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而该问题其实又紧密联系着皇权的正当性来源问题。中国古代皇权的正当性来源是指皇权的所有者如何能够有效正当化自身对皇权的获得与维持这一事实，而在一般状况下这可以被诉诸一种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可以被归纳为礼法秩序。当遇到争议时，礼法就会失序，在这个过程中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以及文官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就会围绕礼法秩序的解释权产生冲突。如何将这种失序调整过来就涉及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以及文官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了。以宋孝宗、光宗、宁宗之际皇权承继争议为对象展开对礼法秩序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古代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此外，以欧洲中世纪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讨论作为对勘，可以更好地理解该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