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世界民主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要求,也是消除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误读和误解、丰富和发展世界民主理论的需要;同时,不仅能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提供支撑,也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有重要的基础,中国式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与国际民主话语共通的基础上,还有特色鲜明的话语体系,它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西方民主思想的历史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根本影响综合作用下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进一步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需要构建系统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环境,加强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冷战结束初期，基于捍卫国土安全、维持权力平衡、遏制“流氓国家”、建立民主和平、协助海外盟友等“五大支柱”，美国政府在短期内规划并实践了以维护美国“首要地位”、建构并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大战略。在短期内，对大战略既定路径的遵循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全球利益。从长期看，对大战略的路径依赖使其内部出现了战略惯性，其直接结果是决策精英群体难以对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调整和改善。对美国大战略惯性的考察可以置于组织战略惯性的视阈下进行，其产生并逐步增强的因素源于美国政府的遵守承诺、固化认知和有限理性。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美国大战略惯性得以形成并逐步深化。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了惯性对美国大战略的掣肘，但在调整过程中却陷入困境。特朗普执政后，将“克服惯性”作为大战略转向进程的核心理念与首要要务。尽管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改革进程遭遇诸多阻力，但至今仍未停滞，且日趋深化。

养老计划倾向作为一种行为因素，可以通过提高风险认知与管理意图，增加家庭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养老计划倾向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计算过养老费用的家庭会系统性地提高参保概率，计算过养老费用与否引致的参保概率差异占样本平均参保水平的40%以上；（2）养老费用计算结果也体现出逆向选择性，预计养老费用越高的家庭越倾向于参与商业养老保险；（3）养老计划倾向还会提高家庭对除商业养老保险外其他类型商业保险的需求，从而提高家庭整体商业保险参与水平。因此，提高家庭的养老计划倾向能有效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甚至整个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我国失独家庭数量甚为庞大，其特殊保障问题已为社会关注热点，尤其是最为突出的再生育问题。由于失独家庭大都丧失生育能力，代孕乃是其实现再生育的主要途径。基于失独家庭的特殊性，对其有限开放代孕并不违反伦理道德，在法理和情理上也均具有合理性，且失独家庭因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承受了失独的不利后果，故其选择代孕方式实现再生育的行为应当获得国家保障。国家不仅应当通过代孕类型、代孕条件、代孕程序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来保障代孕的有序运行，还应通过扶助模式、扶助资金、扶助标准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来对失独家庭代孕予以必要救助。

基于3 109份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与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1)起点公平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外在因素对个人收入的重要性、受到过歧视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对基础教育、就业、公共医疗卫生公平的认可程度越高，其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2)过程公平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对腐败现象可容忍程度越高、参政议政能力越强，对市场竞争环境、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公职人员廉洁满意度越高，其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3)结果公平对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居民对收入与付出相比满意度越高、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对物价上涨的可承受能力越高、对同工不同酬的认可程度越高，则其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研究结果还表明，居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工作经验越丰富，其初次分配公平满意度也越高。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形式愈加多元化，参与模式与程度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基于新浪微博中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编制阶段公众参与的全部微博、评论和转发数据，对公众参与热点话题的时空演进及相应情感的研究表明：规划热点话题受到的持续关注度较差，具有典型间歇性和爆发性；各区关注的热点话题分异明显，揭示了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时空偏好特征；公众参与程度也表现出空间不均衡特征，参与主体聚集于主城区；不论是总体情感还是分话题情感，大多表达出消极态度；从不同用户类型的情感倾向来看，蓝V和黄V用户的情感态度相对较为积极，而普通用户则持有较多的消极态度，揭示了网络空间公众参与的特殊性。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关系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很少有学者关注社会流动会对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从外地到北京经商的30个成功家庭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没有对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产生任何影响，流动者仍然与亲属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亲密程度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关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日益不平等，亲属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核心与边缘的分化。虽然父母的家庭地位因为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流动者与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关系变得明显不平等，出现了显著的权力分层。掌握更多资源的流动者在家族中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而其他亲属则明显处于从属地位。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文献异文情况复杂，运用起来应特别审慎。利用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应注意分辨异文的性质、真实性、来源这三个问题。出于不同原因形成的异文，其性质也有差异，可以分为校勘性异文、用字性异文和修辞性异文三类。校勘性异文应运用文献整理的方法和原则判别正误，用字性异文应主要运用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定字际关系，修辞性异文应运用语言学（汉语史）的理论和方法探寻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变化关系。利用异文时还必须注意异文项的真实性，从而保证作为论据的有效性。利用修辞性异文进行语言比较，必须确认异文的真实来源，只有建立真正的异文对应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的对比，避免无的放矢之弊。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我国正处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依靠要素成本优势驱动以及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振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分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应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两个维度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全要素生产率与我国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且1993年前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在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我国应从治理过剩产能、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入手，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发展。

财务治理的效率关系到我国高校的办学绩效和健康发展，合理的财权配置是实现高校财务治理的基石和重要内容。随着高校收支规模的扩大和来源、支出结构的复杂化，优化财权配置对改进和提升教育产出的意义愈加重要。当前，我国高校财权配置存在相关制度规范和管理架构不完善以及共同治理乏力等问题，成因涉及历史、政策和治理等诸多方面。高校应当采取强化预算过程、推进网络治理和落实责任中心管理等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对优化高校财权配置、完善财务治理、提升资金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事权落实、改进办学质量并提高教育产出具有重要作用。

国际重要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历来就有发表文章揭露各国学术不端现象的传统，它们对中国的学术规范动态同样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注，有关报道或评论在引起学界兴趣的同时，也为提高两大期刊的影响力做出了贡献。相比之下，作为相关信息源的中国，其学术期刊对有关动态的第一时间报道或评论则常常缺位，因此多处于被曝光和被议论的被动状态。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的学术期刊应充分认识到学术不端行为泛滥现象是世界性难题，应在国际化理念指导下，勇敢面对、自信处置本国的学术不端问题，有效利用资源优势，因时因势设置靶向栏目，以非固化的传播模块实时报导我国的学术规范动态，在展现自我评价与纠错能力和信心的同时，吸引国际社会对我国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关注，进而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

被保险人在我国学界被认定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但该认定本身依然存在内在的困惑与矛盾。基于保险合同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功能特点，保险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结构分配相对于传统的民事合同有所不同：被保险人虽非订立合同的主体，但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是保险合同所保障的对象。而保险合同关系人显然已无法完全体现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重要性。鉴于被保险人的实际功能以及理论体系的考量，应当将被保险人重新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并将其体现于我国的立法之中：在投保人解除制度中，增加被保险人的介入权；在团体保险中增加被保险人的契约转换权；在中止复效制度中增加保险人催缴保费并说明后果的义务以及被保险人申请复效的资格；在投保人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制度中，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时保险人仍需承担责任的除外情形；在总原则中增加对被保险人倾斜保护的原则，使得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得以充分体现。

如今人类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司法也不例外。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践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司法公正、公开、效率和便民等方面仍有改进空间。人工智能所具有的防范冤假错案、提高司法效率、预防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开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等价值，使其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应用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践。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改革和实践中的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司法观念和工作方式，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高效、透明、便民的司法，感受到司法带来的公平、正义、便捷、高效。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所具有的两面性同样会影响到其在司法改革和实践中的应用，我们应通过技术、法律等手段使其不断完善和规范，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