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在强化职业化主审法官主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的改革目标。比较日本、韩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新制度，可知中、日、韩三国的制度改革虽然目标相近，但制度背景、制度内容及其取得的效果却有较大差异。如何平衡好司法专业性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确保专业性优先，是当前中国司法改革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参与审判并非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唯一形式，应当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形式和渠道，加强顶层设计，重视发挥人民陪审员提供专业知识和参与纠纷调解的作用。在今后的人民陪审制改革中要转换视角，弱化政治意义而强化司法功能，细化相应的程序实体规则，注意考虑司法审判相关主体与参与司法裁判民众之间的关系。

当前司法透明评估仍面临着主客观指标失衡、评估方法与技术局限以及评估结果存在实效限度等疑义，如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实验即存在抽样小样本数据测量误差、司法条数据限制、不同数据间信息整合度低、难以有效挖掘司法数据背后所蕴藏的运行规律及价值信息等问题。大数据时代给以司法透明指数为代表的量化法治评估实践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大数据的巨容量、快速度、多样性、价值性等特征能够解释司法运行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内在关联，辅助于决策分析和未来指令型规划。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面临着思维变革、社会变革和方法论格局变革，一方面既需要回应民众的司法诉求，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应当厘清司法公开的社会机理，优化司法实施成效和决策水平。同时也需保持谨慎而谦抑的态度，洞悉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理论限度与现实需求，提升智能化管理的实效，增进民众的法治获得感。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1909年北京学界于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是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桩标志性事件，学者们对此多有考订。根据新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可确认公宴时间为1909年10月4日，另外此次公宴的参会人员有18人，包括王国维，此日记为考察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之间的学术因缘提供了珍贵史料。此次公宴原本具有双重意图，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敦煌文献刊布的目的，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

在“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新战略，它包括三个特征，一是对传统文化转化与发展并举；二是对外来文化吸收与扬弃同存;三是对革命文化继承与辨析兼重。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具有密切联系。首先，推动国家文化创新必须注重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语言安全的保证是国家文化创新得以推动的基础；其次，国家文化创新必须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并举，两者必须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将增强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创新有机结合，从而防止在操作与认识上走向文化封闭主义与语言霸权主义这两个误区。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厘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及对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对全面认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有着重要意义。从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来看，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由主权国家、多元文明观、多极化、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等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权国家平等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承认文明多样性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逻辑结果。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同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即在继承现行国际秩序的某些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对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的改革。中国既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又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

先合同说明义务之违反有缔约上过失责任及恶意欺诈规则的适用，两者在适用的法律后果上具有相似性。在故意情形，两者得自由竞合，由当事人择一主张；在过失情形，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将导致恶意欺诈的主观故意要件被规避。在现行法上，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2项明确限定缔约上过失责任仅适用于故意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而排除缔约上过失责任在行为人仅具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情形的适用可能性。在缔约上过失责任之外，重大误解具备适用于因过失违反先合同说明义务场合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因此能够在过失情形提供功能上的补位。

货币政策调控会先影响企业的风险偏好或风险容忍度，进而对企业的贷款行为产生影响。并且，金融危机冲击和货币政策调控会引起不同特征企业贷款行为的异质性反应。经验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引起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上升，而企业风险承担上升也显著引起其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加，中小企业、股权分散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其银行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更加灵敏，而企业贷款规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敏感度有所下降，大型企业、股权集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传导的银行贷款行为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更大。

动词隐含因果性和语篇话题性是制约回指选择的重要因素，但两者对回指选择的影响机制及交互作用仍不明确。语篇生成续写实验表明，动词隐含因果性确实会影响到后续指称对象的选择，并在原因类联结关系中得到加强；当动词语义倾向回指的对象为新引入的实体，而非语篇话题时，其回指倾向最显著。这说明基于给定语境生成语篇的过程遵循省力原则，但与语篇话题性相比，动词隐含因果性对回指倾向的制约更具刚性。

 基于社会身份理论，在并购情境下，领导的群体原型典型性作为领导群体身份特征的表征，对内群体下属的上向信任存在正向预测作用，即高群体原型典型性的领导更容易获得下属的上向信任。而领导的组织身份凸显性作为领导组织身份特征的表征，负向调节领导的群体原型典型性与上向信任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