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司法透明指数以量化评估的方法推动司法公开透明，已成为当下各地完善司法的主要抓手之一。司法透明指数的正当性应以程序公开与遵循司法规律为基础，从而显著区别于行政化的内部绩效考核。然而一些地方的司法透明指数在实践探索中存在主客观指标失衡、方法论局限等问题。优化司法透明指数应处理好司法公开顶层设计与地方司法透明指数的关系，遵循社会科学量化评估的一般方法，注重以审判为中心构建相对科学的指标体系，重点评估运用新媒体进行司法公开的方式与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性，并均衡应用司法透明指数，以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迅速展开，其相关理论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区域史研究应当具备方法论的意义。区域首先是需要被检讨的对象，研究者应当将区域视为历史演变的结果，思考其由来的问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区域史应与社会史、整体史实现统一，充分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展现各个区域的历史发展逻辑，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要求研究者同时关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柏拉图主义通过创造理念和借助理念化，对现实和意见进行某种规范和确定，在人类的精神体系内引入了无限的概念，成就了伟大的形而上学，也衍生出现代的技术科学。而理念论被应用于古老的公共领域之中，不但颠覆了政治存在的特点（它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颠倒），同时这种背离生活世界的去自然化也将理念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颠倒，并依据理念世界的标准对生活世界进行干预和影响，使人本身不再是居住于大地之上“存在”的牧人，而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某种共振的“技术原子”。因为整个星球及其存在者已被摆置于技术研究的座架之上，而现代政治治理术的一整套统治逻辑和治理形式也与技术科学的本质呈现出逐渐契合的状态。政治学已经沦为一项专门的行政技术，被各种知识专家与技术群体置入计算性的轨道，政治本身已经变成了对象化的事物。

中国式民主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它的形成有着自身特有的逻辑线索，这些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导向中，蕴含在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历史影响中，更蕴含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指导和根本取向中。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形成正是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内在影响、西方民主主义思潮历史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决定性影响三者综合作用、逻辑递进的结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应历史潮流，并沿着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的。

社会化媒体时代发展以来，国际传播关系与全球传播格局也随之发生历时性变迁。在Twitter这一全球性公共传播场域中，各国媒介机构形成了紧密联系的线上社会网络。其中，发达国家的媒介机构仍在国际传播关系上占据优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机构也在通过策略性的社会化媒体实践突破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除了所在大洲的发达程度外，社会化媒体使用程度也对各国媒介机构在该网络内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体现地理接近性和文化接近性的国家因素能够显著预测媒介机构之间的双向链接关系。中国在Twitter上的跨国化媒介机构账号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三，但在整体的社会资本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表明中国在国际传播影响力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新闻生产研究表明，媒介会试图发展出一定的样式来组织、构建及展示讯息并形成常规。对样式常规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反思固定样式所带来的认知局限与偏见。而正在兴起的数据新闻实践中，故事作为传统新闻样式常规之一，在众多数据新闻生产者的话语里频繁出现。数据新闻是依然在讲述传统价值与假设下的故事，还是已经形成了新的结构样式？如果是后者，这种样式体现出哪些特征？蕴含着何种价值观及潜在意义？通过分析数据新闻生产者的认知经验性文本及其建构的文本——数据新闻作品，既可以看到新技术条件下重组后的新闻编辑室对传统新闻价值与样式的继承，也可以看到新闻采集、呈现及其理念的变革。数据新闻依然以叙事为中心，但这种叙事已经建立在新的技术与理念的基础上，并且是讲述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可视化的新闻故事，一个关乎读者且可以自己讲述的故事，一个更能把握真实、抵达真相的故事。

培植本国教师是西学东渐过程中近代中国新式高等学校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途径。民国时期高校公派教师出国制度发展的动因，最初来自高校学习欧美先进知识的需要，以及力图维持教师国际学术水准和激励教师研求学术的需要。此后，这一制度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培养中国本土科技领袖人才和国民政府培养中高级建设人才的目标的推动。因为高校教师在高深学术领域相比普通留学生具有明显优势和效益，因而公派高校教师出国制度不断拓展，并与普通公派留学构成互补互通之态势。在政府、高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推动下，民国公派高校教师出国的路径逐渐多元化、分层化；公派教师的精英化程度增加，公派目标向更专业、更深入的项目研究演进，资助力度和方式逐渐区别于普通公派留学生；高校教师公派出国以研究学术的特质不断增强，促进民国高等学校学术质量的提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社会各界开始反思与检讨新教育问题，探讨教育改革的可能路径。知识界提出了增加中国文化知识、培养民族意识、加强科学教育、实施公民教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议；蒋介石先后下达11次手令指示教育部，恢复旧道德，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建设国民道德，以政治教育为中心，建设以农村为本位的中国社会；教育部在知识界要求改革的呼声及蒋介石的指示下，以抗战建国为方针，积极探索民族特殊历史时期的课程改革，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社会不同阶层及力量对课程的想象反映了抗战时期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与图景。

公共产品生产需要有效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属地化管理体制，规定地方政府负有为户籍人口提供公共产品的事权责任，中央政府对财力、建设用地和行政编制三项公共资源进行宏观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猛增，使流入地政府客观上必须为他们提供义务教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在财力资源、建设用地和教师编制等方面均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但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高度集中的地区，义务教育资源供求矛盾非常突出，资源不足且配置失衡。为全面、公正、有效地为随迁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政府应设立义务教育专项基金，明晰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分担职责，科学实施区域规划、调整学校布局，促使大型住宅项目配套建设学校，实行统一的城乡学校生师比和班师比配置标准。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中国古代散文的写作自有一些特殊的规则，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传统使这些规则常常隐没不彰，令人习焉难察。贾谊《过秦论（上）》为论说文中的典范，其写法采用了自《战国策》问世以来所风行的类比思辨，但关键处却没有坠入日常类比思辨的陷阱；与之相反，戚蓼生的《〈石头记〉序》则完全采用了传统古文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典范写法，完全无视从短篇散文到长篇小说的根本变化，使其对《石头记》的称颂与实际显得不相合。

麻省理工学院（ MIT ）大脑与认知科学系的弗特勒尔等人对 37 种自然语言的进行了基于语料库的大数据分析，为人类语言中的依存距离最小化倾向提供了最新的实证依据，在科学研究领域引起广泛关注。 MIT 这项研究可能是迄今为止含有语言最多的依存距离研究，在普遍性的验证上较先前研究更为全面，在方法上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结论与看法有多处值得商榷。早在八年前，浙江大学刘海涛团队对依存距离最小化倾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推动了人们了解人类语言如何在普遍认知机制制约下形成与演化，也帮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人类的认知机制。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语言研究是一个具有交叉学科特点的研究领域，是多语言、大数据技术、语言的普遍规律、认知科学充分融合的学科。这四大因素结合起来的研究将会展现当代科学研究的光芒，并将对当代语言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