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在我国古典文献的发展史上，署名并非从一开始即存在，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探讨古典文献署名的源起、体式及特征等必须以原始文献为基础。汉魏之际，在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之下，经史子集四部逐渐出现了独立署名，以姓氏或姓名署，并在魏晋以后渐成常例。到隋唐时期，四部典籍和各类文体的署名方式基本确立，但又各有分野，其中以诗歌最为复杂多样，有自署，有他署，有以姓名署、以字署、以官衔署。“某官某”逐渐成为文献署名的一般体式。就书写方式而言，写本诗歌的署名与印刷文本相比更为复杂、随意、多样。我国古典文献独立署名的出现和体式的确立与我国学术发展和文体发展的历程密不可分，每种署名方式背后都是一部学术史和文化史。

墓志铭作为应用性文体，通常会出现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这既是应用文体的特性所决定的，又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和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和袭用固定模板。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虽然使墓志铭形式单一，结构固定，但却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和价值进行恰当的评估：唐代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为考察他们形象的经典化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则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模式和经典诗句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在亲子互动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陈述性和指令性话语，而对论辩性话语缺乏深入探讨。在实践层面上，亲子论辩具有重要的认知和交际功能，能够促进儿童思维能力发展和社会化进程；在理论层面上，亲子论辩话语的独特性能为论辩理论发展提供新的视角。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亲子论辩话语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前的亲子论辩研究主要是在社会文化、话语分析、儿童语言习得及语用论辩等理论框架下，采用问卷、量表、音频、视频库建设等研究方法，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虽然现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的亲子论辩研究应兼顾影响亲子论辩的诸多因素，从理论的完善性、主体的多样性和场景的丰富性三个维度入手，更为深入细致地探究亲子互动中论辩话语的机制，为亲子论辩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清代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清宫珍藏书画虽然有所散逸和损毁，但其最重要的部分却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与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中。两院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清宫书画得以初步整理与鉴定，古物陈列所文物鉴定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以来，两岸故宫博物院对清宫书画的整理鉴定和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书画经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研究鉴定，使书画鉴定逐步发展为一门学问乃至一门学科。故宫书画鉴定以文献考据与艺术鉴定并举为特点，构建了书画艺术史的基础，也构成了故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案例整理发现，现行法律制度中，判定主体资质有瑕疵的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理由主要为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法人行为能力欠缺，但此种认定路径并不合适，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判定理由更具正当性。对于主体资质失而复得从而恢复合同效力的司法解释，无论是法律行为的补正或确认制度，或以主体资质作为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等学说，都难以成为其理论依据。从保护特殊建筑的法规立法目的的角度，可以判定主体资质嗣后取得的合同有效，但这只能是少数情形。

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必将迎来环境立法新的活跃期。提高环境立法质量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前提，因此，环境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实现环境科学立法首先要克服已有环境立法的弊端，完成环境立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的转变。其次，环境立法要避免盲目移植国外立法即“移植立法”。最后，不能忽视立法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要减少“突击立法”。环境立法的科学性意味着环境立法不再是以前被动的、填填补补的立法，而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引导性的、具有适度超前性的立法。要克服已有立法的弊端，建立和强化环境科学立法，不仅要树立环境立法的时空观，注意环境立法的内部性协调和外部性协调，强化环境立法的协调观，还要重视环境立法技术。

结合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国有控股和市场竞争这两种基本制度环境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发现：股权激励整体上存在激励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削弱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产品市场竞争强化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竞争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好；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竞争程度高的国企样本中，股权激励显现出了显著的激励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环境是股权激励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股权激励效果的关键。

长期以来，非经常性损益在我国企业盈余管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企业通过增加非经常性损益净额来提高净利润，这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有关部门对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监管的日益重视，扣非后净利润指标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上市公司通过两条路径操控了扣非后净利润：一是通过经常性费用和非经常性损失或经常性收入和非经常性收益之间的归类变更，从源头上操纵了营业外收支，进而改变了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的确认；二是在披露非经常性损益表时有选择地隐瞒，尽可能少披露收益，而对损失披露较充分。两种方式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报表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和扣非后净利润指标的可信度，也抑制了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监管政策作用的发挥。

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会从不同方向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对劳动力成本比较敏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促使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外迁，并推动本地企业更多地利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即使劳动力成本高企，较低的交易成本也会吸引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移入，从而增加本地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的比重。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交易成本的降低则会诱导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21世纪以来，公民社会权利话语主导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并开始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但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然设置了有条件的落户门槛，并基于户籍身份向公民提供有差别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以资格取代权利的控制落户行为？现有从工具性视角、政治性视角给出的解释突出了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问责性、回应性，但较不重视公共品生产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财政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支出者，其财政支出将随着户籍人口数增加而快速膨胀，其财税收入却不会因户籍人口数变化而显著变化。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以地方财力确定人口承载力的单向、静态行为模式。超越公民社会权利的单一逻辑，建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地方公共经济体，构建以人口为基准的地方财税收入与财政支出相挂钩的机制，是落实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保障。

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在独特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性下，我国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是否具有独特的情境效应？基于CGSS 2005城乡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我国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一般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作用；而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独特的资源动员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拓展了现有研究中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

法国、德国、英国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的启动、扩大和深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法德和解为战后西欧一体化扫除了障碍，奠定了政治基础。60年代到70年代初，法英的矛盾与冲突导致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过程一波三折，使欧洲共同体的扩大整整推迟了十年之久。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和德国统一的背景下，法德之间的合作对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构式语法的最新进展是其历时研究维度的开拓。构式再创是始创构式浮现出新创构式的巨变，构式调变是既成构式内的微变。这种微变在构式巨变前后对其有重要影响，两种机制有量变和质变的因果关联。论元结构构式的再创涉及语用需求、图式化、题元配置、构式义和语义句法联结的互动变化。构式再创可以从关联能产性和固化度的使用频率及句法分布差异方面得到佐证。以单宾语“考”构式进行多维度的共时考察和历时调查发现：构式中的考官主语题元由于变异而再创了考生主语构式；这两个构式目前不但共存，而且新创构式的能产性远大于始创构式。

否定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语法中的重要范畴。就汉语处置句而言，根据否定词出现的位置，否定处置句可分为两种类型：否定前置处置句，否定后置处置句。这两种否定处置句的产生与处置介词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否定词前后位置的不同，其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也随之有所变化。否定词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和语用因素是两种否定处置句一直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同时阿尔泰语否定词紧靠动词的语序对新疆、甘肃等地汉语方言处置句否定词的位置也有一定影响。

Web 2.0时代的各类信息技术给隐私与监控这两个互相竞争与依存的概念带来了挑战。了解这些挑战必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这两个概念在东西方的不同解读。其次，随着各类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组织对其成员的监控行为渗透到各个方面，从而导致在工作场所中这两个概念的矛盾日益加深，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已有相关理论文献及数据报告显示：在数字时代，组织监控的概念需要被重新审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垂直监视呈逐渐扁平化的水平模式；在组织中，个人隐私权这一概念需要被重新定义；组织通过Web 2.0应用获得雇员信息的权利以及利用这些信息的权利应该被定义和规范。最后，已有的实证研究及现实案例表明，未来该话题的研究需跳脱表像描述模式，而更偏向概念理论研究以及对策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