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全面深化司法公开改革背景下，司法公开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司法公开评估应运而生。司法透明指数吴兴实验、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河北法院阳光司法指数三个代表性指标体系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当下司法透明指数评估的目标应定位于持续推进司法公开，督促法院保障公民获得公正裁判权与知情监督权；指标设计的前提在于明确司法公开的内容、性质、范围、对象和载体；还要适应评估实效性要求，调整评估维度，优化、完善具体指标设计。调整、优化后的司法透明指标体系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推广应用价值。

传统不是历史的文本，而是从过去发展到今天依然在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践元素。现代性法治的谋划存在于一个包含着重要传统元素的实践语境中，传统元素中的精华与糟粕都是现代性法治谋划不可逃离的文化语境。传统在现代性法治追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较量与博弈中，双方较量的结果并不是先定的，而是由实践中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正是在对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纠结与整合的考量中，法治思维实践转向的意义获得了明确的阐释。实践论的法治思维不仅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同时强调了偶然性及事件思维在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这是架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法治理论的重要维度。

作为一种特殊的推理形式和认知手段，类比推理获得了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类比推理的性质探究构成了相关研究的出发点，也确立了逻辑学在类比推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类比推理清晰地呈现出三个重要性质：一是结构上的映射性。具体体现为属性映射、关系映射和系统映射，而系统映射最终决定了能否形成一个有效的类比推理。二是语义上的相似性。类比推理要求源域与目标域的概念在语义上必须是相似的。根据相似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同域类比和异域类比。三是认知上的语用性。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者在一定的意图驱动下，创建并传达类比推理；听者在一定的认知条件下，准确地接受和理解类比推理。这三个性质可以鲜明地将类比与演绎、归纳及溯因推理加以区分。类比推理的性质探究为类比推理的其他研究奠定了基础。

虽说西方哲学在各个时期都为主流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后者也常为前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就曾为西方哲学输送了新思路。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派，一方面吸取了西方的体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为体验哲学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例如“隐喻认知论”、“图式范畴论”、“SOS理解模型”、“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识解观”、“概念整合论”、“认知过程”等，这些都大大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纵深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思考。

《陈诚日记》是新发现的研究民国史与当代台湾史的重要史料。通过《陈诚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评论，可以考察台湾时期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初期与1958—1961年间两个时间段，陈诚对蒋介石有过明显的不满，两人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合，甚至有过正面的冲突，这些史实使我们能够重新认识台湾时期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往的研究总强调蒋陈之间的“合作无间”，蒋介石扶植陈诚，陈诚服从蒋介石。而新的史料展示了历史复杂的一面：蒋介石与陈诚之间其实也曾经有过较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胡雪岩一生政治上的荣誉得益于左宗棠的提携和保举，但左宗棠不是胡雪岩政治上的靠山。左胡交谊的聚焦点是洋务、西征、慈善，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有功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左宗棠和胡雪岩纯私人的交往很少，左宗棠屡次保举胡雪岩，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因为在兴办洋务事业、西征筹款采办军火、慈善救济等方面得到过胡雪岩大力协助。胡雪岩帮助左宗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胡雪岩与左宗棠之间不存在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的关系是没有权钱交易的清白的政商关系。

即将公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把学术英语纳入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中，而《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试行）》更是提出学术英语核心课程的定位，要求在新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这个新的定位在外语界引起很大的争议，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对学术英语的误解造成的。学术英语和通用英语的区别不是难度而是目的：前者是基于专业需求驱动的，后者是基于语言学习驱动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高校只有走国际化道路，才能培养在专业/行业领域内具有学术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因此，为了满足学科专业的国际化建设需求，大学英语必须调整定位，教学目的不应再是单纯学习语言或提高人文素质，而必须转向为专业服务，培养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学术能力。学术英语培养的不仅是学术英语技能，更重要的是以批判性思维能力为核心的学术素养，这是通识教育在语言教学中的使命。因此，不管学生专业课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还是汉语，不管学生是研究型大学还是高职高专的，不管其毕业后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企业工作，学术英语应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规范支配论以法益对支配者行为的依赖为现实基础，以社会对支配者行为的期待为规范基础，主张当存在现实的支配或者规范拟制的支配时，均可以认定存在作为义务的实质基础。规范支配论之支配囊括了支配意思、现实支配行为、支配可能性等多个层次，是一个集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可能于一身的复杂概念。更重要的是，支配概念甚至能够超越其作为行为人本身特性的地位，进入社会功能与社会评价领域，成为作为义务面向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实质化运动的桥梁。支配的判断标准包括支配的可能性、相当性与优越性三要素。规范支配论作为作为义务的实质来源，除具有合理限定作为义务的范围、利于建立合理的违法性程度衡量标准、利于保证刑法独立的优越性等优点外，还具有宽泛的理论解释力，值得提倡与贯彻。

生命本身是一个随机事件，并不具有高尚的意义。进化的结果使人类可通过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等给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感。当我们的生活方式使脑内奖赏系统获得刺激，就会带来生命具有意义的感受，这种感受给人带来更好的生存机会。生存的欲望是一切生物体最具特征的属性，一些精神疾病患者缺乏这种欲望。自杀主要发生于精神疾病患者，它并非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抗精神病治疗和适当的社会交往可以预防自杀。由于不同个体有着不同的大脑，人们的生活方式就应该去适应各自大脑的特征。只要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对他人造成过多的伤害，政府就应该允许和保护人们自由地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

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是以现象学为理论框架的精神病理学方向，它特别重视对精神病人主观经验的探索。在它看来，精神疾病不仅是病人有意识经验的紊乱，更是前意识经验结构的紊乱。通过对疾病前意识维度的探索，精神医师可以把握第三人称的大脑神经生理研究所不能把握的东西。现象学不仅能够帮助精神科医生理解病人独特的主观经验及世界，而且能为精神病理学提供丰富的概念描述框架，如共感、自我感、意识等。尽管目前现象学与神经生理研究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然而现有工作表明，现象学与神经科学及其他自然科学进路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协同促进的潜力。对于人类精神疾病谜团的破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缺一不可。

政府干预在集聚经济中的作用一直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通过引入预期概念，可将政府行为内生化为个人或企业微观决策即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动因，进而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增强其对属于后发型的、非完全市场经济的我国产业集聚分析的解释力。既有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揭示了集聚产生的内生机制，认为基于微观经济主体自发行为的要素流动是集聚产生并强化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分析假设经济主体是短视而被动的，这与现实中要素流动大多是基于预期下的优化选择行为具有较大反差，经济主体并非被动地根据区域间当前的效用差异进行决策。预期分析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的融合，完善了空间宏观异质性形成的微观基础，揭示了预期对集聚的形成及其动态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个体预期内生于个体经济行为和集聚过程，从而证明政府通过政策引导集聚是可行的。

在21世纪的经济生活中，知识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近年来，各国研究者围绕知识资本的测度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并已取得显著成绩。Corrado、Hulten和Sichel提出的测度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时，其遗留下来的问题构成进一步研究的关注点。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沿着国家层面的知识资本投资测算、产业和企业层面的知识资本投资测算、为难以测度的知识资本设计测算方法以及提高资本化参数的精确性这四个方向推进。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主要的挑战或方向在于测度品牌价值、消费者购物行为数据库的价值，应对大数据技术对计算化信息价值测算带来的挑战，扩展基于任务的组织资本测度方法、专利质量测度方法、基于产出的价格平减指数测度方法的应用范围，以及在纳入知识资本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新公民参与是邻避冲突的核心议题，它对规避邻避冲突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表明，邻避冲突中新公民参与缺失激化了对抗和非理性的集体行动。新公民参与是对邻避问题扩大化的负面解码过程，认知解放、信息不对称、知识垄断、信任差距等对此有重要影响。提升新公民参与应从制度化建设入手，扩大参与主体，建立决策参与、法律框架、信息沟通、知识分享等制度体系，建立邻避问题的有序、协商与对话机制。

尽管个体过度自信一度被认为有利于创新活动，但团队成员过度自信与提升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却不能简单移植。从认知社会网络的视角，借助情景实验，对过度自信、个体的社会网络中心性认知及其与个体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过度自信作为个体认知偏差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团队创新活动中有可能成为制约个体创新绩效提升的瓶颈；过度自信导致个体高估其社会网络的结构嵌入特征，在降低认知社会网络准确度的同时，也使得高水平的个体创新绩效难以实现；社会网络中心性的自我认知在个体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个体过度自信与创新绩效之间深层互动规律的揭示，为管理者有效开展网络认知监控进而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了依据。

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坚持“信”（直译）为翻译中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从德国汉学家施益坚有关牟宗三的研究可以看出，经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西方思想，而应从中国思想的脉络进行考量；翻译不但涉及向中国介绍西方，更涉及通过翻译重建中国哲学和思想，翻译是以汉语接纳乃至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点，这就是翻译中的“语义倍增”。由此，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以“信”为中心的异化翻译立场进行反思，这种翻译妨碍我们对不可译性进行反思，造成原作与译作的同一性幻觉。绝对的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取的，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做到，这两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