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大数据管理是当前港口航运业关注的热点之一，对航运大数据的有效分析和利用能够为政府相关部门和功能性国企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航运大数据管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大数据人才储备不足、数据安全监管规则缺失、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困难和政策约束影响数据共享等诸多难点。大数据管理可以依托云计算平台提供基础硬件设施，通过建设完善的数据治理构架，针对不同数据使用场景进行分区域管理，建立开放共享的大数据生态体系。航运大数据应用到公共服务领域中，可以通过构建客观精准的大数据航运指数快速反映行业变化，使用动态监控集装箱堆场数据实现箱管智能调度，对进出口企业征信以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实时监控报关数据以降低风险损失。

大量史料证明，在晚明近百年间，经澳门葡萄牙商人之手输往日本即所谓澳（门）日（本）贸易中的中国丝织品，数量庞大，品种丰富，贸易价值亦相当可观。由于丝织品本身的特性，它不像生丝那样使用总括议价的一次性批发方式进行销售，而是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逐一售买。作为晚明海上丝路文明的重要一环，相关细节的考证可为大航海时代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与帮助。

我国证据分类制度诸多难以解答的疑问要求理论分析的视角从“制度逻辑”转向“制度功能”。限制证据能力、排除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的证据材料，一直被认为是我国证据分类制度的法律功能，但是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从来没有实现过。受侦查中心主义和侦查案卷审判模式的影响，证据分类制度实际上发挥着“强化侦查案卷证据能力”的功能。因此，建议从审判视角重新定义证据种类，以司法解释方式限缩侦查案卷在审判中的使用，逐步实现我国证据分类制度从“强化证据能力”转向“限制证据能力”的功能归位。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对于投资者决策十分重要，而现实的信息披露存在着无法有效回应市场传闻、定期公告缺乏实质性内容、公告披露滞后于自媒体等怪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在修正，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依然存在披露义务主体范围过小、信息披露数量过多、法律责任设置不够以及配套机制不完善等缺陷。相关问题均可以从上市公司的公告中找到证据。为此，建议将重大资产重组中的定期公告改为分阶段公告；引入“简明性规则”，重点提示投资风险；对国有背景上市公司进行特别处理，追加有关决策机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自媒体披露信息进行规范，利用信息技术应对网络化挑战。

21世纪中国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类新型投融资工具，被寄予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厚望。现有文献对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分析相对匮乏，且视角多停留在定性层面，鲜有相应的实证研究。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与路径，需通过将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纳入整体的研究框架进行探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首先，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已发挥促进作用；其次，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微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路径被证实，产业投资基金在微观层面对价值创造和研发投入有正影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产业投资基金宏观效应的传导路径不显著，产业投资基金虽然在宏观层面上对就业增长有正影响，但通过宏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仍未完全释放。

投资者针对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进行表决投票，是股东权利保护的重要机制，也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可证实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投资者参与投票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关注的基础上，利益相关性不会影响市场关注度较低的议案。进一步地，按照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区分“好议案”与“坏议案”，“坏议案”弃权率仅受市场关注度影响，而利益相关性与“好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表明投资者面对“坏议案”的投票信息会选择“用脚投票”方式卖出股份，以降低预期损失，而积极参与“好议案”投票。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数字化时代,出版国际化涉及的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日益引起公众关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境内出版的学术期刊存在着部分因英语语言错失导致的涉及危害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对此,有必要建立中国学术出版国家文化安全管理机制,其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应发挥关键和核心的作用,负责建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监督平台,协同在本系统内拥有相关学术出版物的部委对出版质量进行制度化实时监控。此外,还应采取层级管理思路,加强第三方质检机构的参与力度,促使学术出版机构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与效果。

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计划经济形成的中国行政区划框定了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边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模式。当市场力量推动城市与区域的要素流动跨越行政区边界，行政区划就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支持市场经济集聚和规模发展。纵观杭州与萧山之间突破行政区划制约的几次区划调整，发现每一次改革都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最终拓展了杭州大都市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空间。当然，行政区划调整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固有的“行政区经济”顽症；要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恶性循环，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无疑，杭州、萧山的实践为中国其他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路径启示，也为中国区域与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圆珍是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关于圆珍的入唐理由，学界存在各种说法，既有教团对立说，亦有刺激说，还有教学疑问消除说。以上诸说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学疑问消除说，由于圆珍的求法行历中有益于消除疑问的密教受学活动时间只是其在唐总滞留时间的五分之一，因此也不能断定教学疑问消除说是正确的。圆珍在入唐前似已掌握中国佛教的状况，在不同地点实现不同的求法目的，即在天台山，是止观业的修行和遗迹巡礼；在长安的诸寺院，是遮那业的修行。圆珍返回日本后于日本贞观十年（868）六月成为天台座主，其后通过唐商人仍继续与中国僧人保持交流。

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除了在诗歌中大量引用中国典故，还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儒学经典。庞德晚年被拘押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期间同哈佛学者方志彤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分析这些史料可以追溯庞德和方志彤之间围绕儒家经典翻译的探讨和争论，进而驳斥西方学者所谓18、19世纪汉学家的译著为庞德儒家经典翻译唯一依据的观点。庞德晚年的儒学翻译有诸多突破：一是突破了对个人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二是突破了“四书”的限制；三是突破了重汉语字形、轻汉语语音的成见。庞德能有这些突破，方志彤功不可没。史料证明，方志彤对庞德后期儒家典籍翻译的帮助和影响超过了半个世纪来学界的估计。

题元层级被认为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理论架构，但有关题元层级的构成及其角色的排序等问题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这些争议主要源自对题元层级实质的忽视和描写方法的不当。从实质上来说，题元层级是对某特定事件结构所反映的局部性经验事实的概括陈述，故将属于不同事件类型的题元角色组合进一个层级进行排序是缺乏理据的。描写题元层级的有效方式是采用基于事件参与者的相对突显关系表征方法，如Dowty的原型角色理论。要正确理解和应用题元层级必须弄清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题元层级背后所揭示的实质是什么，表达的概括是什么？第二，题元层级对语义角色进行排序的理据是否充分？只有弄清楚了这两个问题，才能在用于解释不同现象、基于不同理据而提出的层级之间进行有意义的选择和比较，否则，只会造成对题元层级理解的混乱和误用。

组织变革日益成为我国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以往研究对企业员工在变革背景下的角色压力及其影响后果关注不多，针对380名员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在组织变革背景下，员工对自身角色超载的感知会降低他们对组织的情感承诺，进而提高其离职倾向，并同时降低其任务绩效、减少帮助行为。另外，员工在组织中的参与程度会调节上述中介关系。具体而言，当参与程度较高时，角色超载通过情感承诺间接影响离职倾向、任务绩效和帮助行为这三类结果的效应就会减弱，反之则增强。这些发现一方面增进了关于角色超载影响作用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也对组织变革和压力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厘清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特性、表现类型及其诱因复杂性程度的结构性逻辑关系，有助于为高校在办学和治理实践中确立科学的风险防控理念以及构建系统灵敏的风险防控机制提供新的视角。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本质是包括利益公开、利益回避、利益协调和利益监督等要素的防范利益冲突机制的缺失，导致内部核心利益主体相互之间不能有效共享治理权力、分担治理责任，高校的公平与效率无法得到真正彰显。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力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战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廉政风险和质量风险等五类风险。内部治理风险的作用机理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和传导路径等要素，风险源则由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双重作用生成，不同的风险源之间存在特定的张力效应和互动博弈。

“学校选择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之一，发端于保守主义者对进步主义者构建的“单一的最优制度”的反思，蕴含着保守主义阵营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公共教育政策文本中“选择”符号的不同理念，体现了专业化与市场化两大逻辑对“选择”这一政策符号解释权的争夺，并在特许学校的制度实践中达成妥协。由此，创立并强化了一套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公共教育体系。

通过严格控制实验程序，首次考察认知方式和线索提示对8岁、10岁、12岁学龄儿童EBPM的影响，并分析学龄儿童EBPM的发展趋势后发现：（1）8—12岁儿童EBPM能力仍在持续向前发展；（2）认知方式在儿童EBPM加工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年幼儿童（8岁和10岁）来说，场独立者更善于完成EBPM任务，而对12岁儿童来说，场独立者与场依存者都可以很好地完成EBPM任务；（3）线索提示有助于学龄儿童完成EBPM任务，并能弥补场依存儿童EBPM能力上的不足。研究结果支持PM多重加工理论。

我国“宅一族”群体日益壮大，但目前学界缺乏对“宅”的测评工具。宅的行为表现、心理特征和对宅的态度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有关宅现象的研究需要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选取相应的宅量表。可以将宅的评价量表分为宅行为自评量表（“行为宅”的判定标准）和宅心理特征量表（“心理宅”的判定标准）进行设计与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这两份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及重测信度、内容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效度，可以作为宅现象相关研究的测评工具。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对“主动宅”和“被动宅”进行更为深入细化的探索，揭示心理和行为两个维度上的宅对人的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