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治哲学家们对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尤其是无干涉自由和无支配自由概念给予了较多关注。概括而言,目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自由理念,它们分别是心理自由或精神自由、伦理自由或道德自由、政治自由或社会自由。这些自由在人的自由体系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价值,依次呈现为意志自生自由、意志自主自由和意志自为自由。意志自生自由是指人们拥有对呈现在任何一次选择中的诸多选项进行慎思的心理能力。意志自主自由是指人们具有与可靠地实践那种能力相匹配的道德品质或技能,展示人们对将引导其开展慎思的诸多考虑的真实感悟。意志自为自由则是指人们在做出自由选择时得到政治保护,以至于他们能被视为自由人。无干涉自由和无支配自由具有本质差别,后者更接近人的本质。当我们讨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时,最终必定会触及无支配自由。

哲学史研究通常轻视甚至忽视廊下派的政治哲学。其实，廊下派哲学不仅有政治性，而且包含三个鲜明的政治维度：普适性、保留性以及顺从性。廊下派认为世上所有智者乃至常人都是或应当生活在同一个城邦之中，彼此互爱并受共同律法的支配。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不只是理想城邦的公民，他还有义务“有所保留地”参与实际的政治生活。不过，廊下派尤其是罗马廊下派宣称现实的国家政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命运的结果，因而人应该对它首先表示顺从。其中，普适性最决定性地构成了廊下派对传统城邦政治以及古典政治哲学的超越。廊下派通过暗中接续智术师的政治信念，为近现代的启蒙思潮铺平了道路。

在国际遗产名录话语下，大运河的遗产意义定位面临诸多难题，无论作为水利工程、交通网络、景观或者民俗文化都不足以体现中华文化独特的人文深度。从经传所载的路径文化遗产，如《诗经》的“周道”、《尚书·禹贡》的“随山浚川”、《左传》的“邗沟”，以及其他相关记载，可探寻运河遗产的本土意义。周道所承载的德政之流、王道空间观，以及古人用注疏接续和再生遗产意义的阐述方式，对于打破运河作为物质还是精神遗产的争议、确立用经义申明遗产大义、以本土话语平衡西方遗产表述都有重要启迪。大运河遗产申报应该是“以古为新”、重新发现中华遗产道统源流的创新过程。

致力于批判社会史研究的联邦德国“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个迅速崛起的过程。比勒费尔德大学作为组织中心，为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机构空间和体制土壤。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作为社会合作伙伴，为学派著述的出版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便捷渠道。《史学批判研究》丛书和《历史与社会》杂志作为思想展示的舞台，促进了学派的人员凝聚、成果交流和理论传播。凭借这一时期掌握的体制性和社会性资源，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构建起了学术交往网络，积累了学术资本，拥有了学科话语权，并且赢得了名誉、声望和影响力。它的成功表明，机构设置、学术出版和专业期刊等外在因素在史学流派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兴宗教的发展与地方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民初一些新兴宗教的勃兴正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商的支持。不过随着北伐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冲击，原先受到官绅庇护的新兴宗教团体开始面临生存的困境。作为民国时期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新兴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道院，在北伐之后与其他知名的新兴宗教一样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不过该团体通过慈善救济这一平台争取军政官员的支持，并将自身与国民政府的救济体系相捆绑，完成“慈善机构化”。借助以上方式，院会与党部及其所支持的团体发生财产纠葛时，便可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从而降低被打击的风险。院会也因此在党国体制下确保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

尽管组织二元性强调同时进行的探索和利用有互补作用，但中小企业囿于自身资源的稀缺，同时追求高程度的探索和利用也会加剧资源负担并造成内部混乱，中小企业组织二元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此外，组织二元性中的探索和利用被分别应用于技术领域和市场领域，而系统结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相对缺乏。通过引入跨领域二元性这一概念，基于197家中小企业的样本数据发现：第一，中小企业专业化、跨领域二元性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第二，市场领域二元性显著地负向影响企业绩效；第三，技术二元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回归系数的Wald检验进一步阐明了中小企业面临探索和利用矛盾时的战略选择框架。

情境性调节焦点、即时情绪和认知需要对个体探索型技术创业决策和应用型技术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促进焦点的个体比预防焦点的个体在探索型技术创业和应用型技术创业上均有更大的倾向；积极情绪的个体比消极情绪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探索型技术创业；高认知需要的个体比低认知需要的个体在探索型技术创业和应用型技术创业上均有更大的倾向。（2）情境性调节焦点和即时情绪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个体的探索型技术创业倾向，但不显著影响应用型技术创业倾向。（3）即时情绪和认知需要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个体的应用型技术创业倾向，但不显著影响探索型技术创业倾向。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于区域产业升级日益重要。人力资本异质性表现为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存在技能、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质量、结构上的差异。除了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分割也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人力资本异质性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就业和企业选址，改变产业空间分布。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影响区域的技术选择，决定了技术进步路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人力资本类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状况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异质性，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最优比例、在区域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机制问题及其空间经济效应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2011—2012年两次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的医保参保率约为69%，其城镇医保参保率约为26%，内部马太效应明显；参保率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显著相关，但影响呈多元化态势；参保率也与家庭规模、流动经历、定居意愿、流入省份等显著相关；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度对参保率具有显著正效应；社区流动人口比重、社区服务质量等社区因素对参保率具有双重效应。因此，需立足社区视角，重点做好弱势流动人口的社区帮扶，人性化地开展社区医保宣传指导工作，改进社区服务方式方法，更多地吸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服务管理，并逐步改革医保制度设计、平衡各类医保的受益率，尽早实现全国医疗保险的整合统一。

煤电运营商最重要的一类生产决策，是如何将运营成本在燃料成本支出、节能创新投入和环保创新投入之间做出相对合理的配置，在达到污染排放标准的同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基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煤电厂商两期动态博弈，存在三类典型竞争策略下的最优创新水平和最优产量水平的市场均衡。均衡创新水平和均衡产量均随着节能环保创新比例的增大而增大，而节能创新技术溢出对均衡产量有正向影响，对均衡创新水平的影响随着市场结构的不同而变化。基于三类不同社会福利函数设定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如果考虑环保创新及其技术溢出效应，则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的各类电力市场竞争能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

固定收益债券的信用等级迁移问题日益引起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关注，预测信用等级迁移需要找到关键指标。财务数据对企业未来业绩具有显著影响，可以反映运营企业的信用质量。当前信用等级发生迁移债券存在发行期限集中、行业特征明显、发债目的差异化等特点，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对影响债券信用等级迁移的财务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都对企业债的信用等级迁移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信用升级和信用降级分别对不同的财务指标敏感。发债企业要想提高债券信用等级，需提高盈利能力；投资者要想降低信用风险，应考虑减少甚至剔除投资组合中偿债能力发生显著负面变化的债券；监管者要想对发债企业进行更有效监管，需关注偿债能力指标以及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