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保障是提供生育期间医疗费用和劳动中断收入补偿的一个社会保障项目。我国现行生育保障制度存在着“碎片化”、公平性不足、实际惠及人数不多且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根据“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精神,应当确立全民生育保障权益,建立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体系----生育津贴制度+基本医疗保险中的生育医疗保障。建议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分拆,其中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同时建立生育津贴制度,补偿生育者因生育而中断劳动的基本收入,并将覆盖范围由工薪劳动者扩展到全体国民。经测算,生育津贴制度资金需求量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维持在较低水平,将生育医疗费用部分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明显加重用人单位缴费负担,因而此项改革必要且可行。

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和人工生殖(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是21世纪人类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必将极大地造福人类社会。器官移植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脑死亡的标准以及供体受体的选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器官移植专门立法,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考虑到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基因治疗的法律规制一直都是薄弱环节,包含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刑法应当作为一种最后手段介入调控。人工生殖作为现代医学治疗不孕的重要手段,对传统自然生殖方式有重要补救作用。人工生殖在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冲击的同时,也对现有法律制度提出挑战。对以上问题,我们既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也要注意科学研究中的规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意识研究”(或意识科学)被誉为意识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威廉·詹姆斯是意识研究“第一个黄金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开拓者。詹姆斯在意识研究上的开拓性和全面性工作涉及四个方面:第一,詹姆斯在哲学和心理学上关于意识的众多主题的研究在当代仍显示出跨时代的蓬勃生机。第二,詹姆斯是意识的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神经生理学。第三,詹姆斯在意识研究的方法论上持多元开放的态度,自发地将意识的第一人称研究与第三人称研究结合在一起。第四,詹姆斯率先将宗教体验与神经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宗教体验的神经学研究。在当代意识科学的背景中概括和回顾詹姆斯的意识研究具有双重意义:既有助于确定詹姆斯在意识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也有助于系统理解詹姆斯为当代意识科学提供的思想资源。

以西班牙的彼得为代表的实在论语义学和以布里丹为代表的唯名论语义学代表了中世纪逻辑领域两种不同的完整语义学。然而,它们在语义学上的不同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基础或本体论承诺,而在于建构语义学的方法与思路,即范式。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逻辑策略消除实在论语义学中不必要的本体论承诺,从而在逻辑学领域实现两者的部分融合|唯名论语义理论因之可以通过副词化的手段从实在论语义学中获得。而对两种语义学合理的现代重建,既可表明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区别,又可表明唯名论语义学如何用纯粹自然逻辑的方式恰当地表达现代逻辑标准量词理论。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福柯对传统主权、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后隐含地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生命政治法律观,具体表现为:在生命权力主导的现代社会,法律不再简单地对“人之行为”加以调整,而是对“人之生活”加以规训;法律不再简单地对“人之行为”做出合法或非法、可为或不可为的二元划分,而是将人置于社会生活,以内生于社会中的规范加以治理;法律不再更多地依赖于强制,而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自由来运作;法律不再过多地关注个体行为,而要引导个体,将其人生经营融入社会整体治理之中,以实现多样化的生命政治目的。在这个治理过程中,由于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理性的有限性,法律运作更多地依赖于对关涉生命的各种知识、信息、档案的收集、统计与分析,形成了法律与知识合作乃至合谋的现象。此外,法律的运作还遵循成本与收益的经济学逻辑,从而使生命政治的法律也具有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取向。这种近似革命性的法律观因福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而被某些学者误读,产生所谓福柯将法律排除出现代社会的“驱逐论”一说,造成一些学术偏见。

无论在货币支付还是货币融通领域,互联网与金融两者都在迈向深度融合,这预兆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主要表现为金融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本质上互联网金融仍属金融范畴。非正规金融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最突出的成果表现为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金融创新模式的新兴。基于国内法律现状,互联网金融不是在交易角度无法可依,而是在监管角度缺乏规制。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风险问题,造成金融安全隐患。对互联网金融应实施监管已逐渐成为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共识。在国内实施互联网金融监管,应确定监管主体地方化的方向,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构建以会员邀请、资金第三方托管、简易信息披露及信息安全保护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证据概念的定义上“材料说”取代了“事实说”,导致由“事实说”引申出来的“证据应当真实”的命题面临被否定的风险。证据真实性的传统解释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误区,难以自圆其说。以现代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理论为指导,证据的真实性应当被解释为“主张真实”,以便对“事实说”质疑论的诘问做出合理解答。证据概念的解释本身具有多样性,不宜采用规范、统一的立法方式。在我国立法继续将证据概念法定化的既成事实下,包容证据真实性的解释尤为重要。

在双重管理体制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监管体制以事前监管为重心,行业协会商会需要通过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审核方能建立,但较为忽视事中、事后监管。双重管理体制的突破为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提供了契机,但“破”并不等于“立”,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与国外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管经验,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监管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合规性监管体制。通过建立合理的监管法律法规与制度规范,实现监管重心由事前监管向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转移;重视税收、财务审计、互益性资产保护、非市场行为约束等监管;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我监管和社会监管的作用,实现监管主体的多元化和监管方式的多样化。

从惯例的角度探讨构成现代物流企业能力的关键要素,研究物流企业能力提升机理后可知,物流企业核心能力源于其运营能力和知识吸纳能力的集合,企业的能力由惯例集合及其所属资源构成。物流企业运营能力可归纳为市场识拓能力、服务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及网络组织能力;知识吸纳能力可归纳为外部与内部两部分。其中,运营能力是维持物流企业生存的基础能力,知识吸纳能力是更高一级的能力集合。知识吸纳能力作用于运营能力从而引发惯例演化,在惯例演化过程中管理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只有那些与公司战略匹配、通过协同效应验证及分层次选择的新惯例才会被选择并保留下来。

公共品生产追求效率,需要将生产管理的权力向管理精英集中,保障公共品生产管理的科学性;公共品分配追求公正,需要通过民主分权和民主程序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我国地方政府管理的集权化趋势与我国地方政府作为土地资源的经营者有关,地方政府为实现公共品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逐渐走向企业式集权化管理,这有助于提升政府在公共品生产管理中的决策效率和协调效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则成为促成集权化管理的外部推动力量。基于公共品“生产—分配”的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公共品的供给行为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政府管理集权化在公共品生产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

在中国廉政建设实践中,经济发展、制度结构与腐败程度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G省21个地级市2006—2010年面板数据构建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当把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政府规模和公务员相对工资三个变量引入分析模型后,目前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和公务员相对工资与腐败程度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制度结构因素的变化均未起到遏制腐败蔓延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一定发展时期内,单纯依靠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政府规模和改善公务员的薪酬结构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行为,反腐败必须依靠更系统的制度变革。

Markus和Kitayama提出了独立型自我建构与互依型自我建构概念:独立型自我个体崇尚彰显自我价值和与众不同,愿意把自己从环境和他人中脱离出来;而互依型自我建构个体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关注他人的需求与感受,愿意把自己融入环境和他人关系中。自我建构概念对理解中国人的休闲非常有益。第一,互依型自我建构特征影响着中国人的休闲认知,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参加休闲活动可以增进家人感情和促进人际和谐,该认知进一步影响了休闲活动选择和休闲制约。第二,互依型自我建构特征还影响着中国人的休闲情绪。中国人喜欢温和情绪体验,与西方人相比更喜欢静态的休闲活动。第三,互依型自我建构特征也影响着中国人的休闲动机。西方学者认为休闲的核心特征是自由选择和自主性。但大量研究表明,它们最适于西方独立型自我建构个体,对处于东方文化中的互依型自我建构个体来说,人际关系和归属感比自由选择更重要。

依靠深化体制改革而激活企业家潜能是转型时期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捷径,但经济效率的提升是该“捷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可持续通行的重要前提。通过剖析经济效率在微观、宏观、综合三个层次的内涵并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以动力、能力增进为特征的企业家资源拓展可显著提升生产、动态、配置三个维度的效率,由此导致的三类协同,即企业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企业家创新与创业的协同,微观生产效率与宏观动态效率的协同,是上述“可持续性”形成的重要驱动源,而不断深化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则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为促进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持续增进提供制度保障。

方位是人类语言表达的基本范畴之一。PPloc+V+NP的格式在许多语言中用于表示方位,所不同的是,这一句法格式在有些语言中属于正常语序,但在另一些语言中却属于非正常语序。英语是后一种情况。英语倒装句引发的争议一直以来是围绕这一结构中动词的限制条件展开的。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了三种颇具影响力的假说,它们分别是Hoekstra和Mulder的小句分析说、Culicover和Levine的轻倒装与重倒装说以及Birner的动词弱信息说。前两种假说是讨论动词的句法语义限制条件,后一种假说则关注动词的语用限制条件。这三种假说都试图解决前人研究遗留下来的问题,却都有自己的研究盲区。英语倒装句的动词限制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多重因素。因此,综合考虑句法、语义和语用的限制条件,是探究英语倒装结构中动词性质的正确途径。

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人性的因素》是以“冷战”为背景、借用间谍小说模式创作的国际政治小说。这个“不浪漫”的间谍故事明显通过对“邦德”系列小说的“反转”和“逆向”,实现了对“007”之类虚假英雄形象的“戏仿”和“背叛”,并深入讨论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个人天性是如何在惯性和误解中发生交集和导致悲剧的。格林提出了一种针对现代伦理困境的“背叛的美德”,鼓励人们对绝对判断和现成原则保持勇敢的怀疑态度,严肃地对具体生活和个人道德进行审查和思考。人性的因素和人权关怀不仅帮助人们超越国家间政治的种种弊端,而且可以开启人们相互同情和理解的智慧通道。

日本的神话传说是在与日本列岛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中产生的,是探究古代文化种种原象的重要端绪。《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所记载的神话传说包含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其中,创世神话、须佐之男命神话、苇原中国平定神话、夜刀神神话和治水神话等神话传说,一方面表达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的敬畏,认为自然灾害是神的行为丨另一方面,亦传递出古代日本人直面自然灾害时积极应对的意识。同时,在日本神话传说中,不只是强调自然灾害对农耕社会的破坏与冲击,而且还言及人类开发自然的行为与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关联,显示出古代日本人对人与自然相互制约关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