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流大学和培养一流人才需要一流的教师,而具备一流的教学能力则是一流教师的本质体现。与其他大学相比,研究型大学倾向于通过研究创新来开展教学和培养人才,其教师教学能力特性是结合行动反思、教学研究和协作交流等来提升学生学习品质,表现为开展学术性教学反思和形成互动型教学共同体。以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法为依据,通过内涵探讨、数据搜集、文本编码等步骤可构建系统明确的研究型大学教师教学能力结构体系:一是三个横向的能力维度,即知识内容、教学技能和专业态度;二是七项主能力,即学识基础与素养、内容开发与拓展、教学反思与研究、课堂组织与监控、教学表达与交往、角色情感与倾向以及学术魅力与品格;三是行为表现,共五十六条具体指标要素。

礼器作为礼学传统中的一个概念,因被用于多种语境而致意义所指不一,给礼学的结构理解和实践操作带来了很多困扰。以《礼记·乐记》所论之礼学三要素“礼情”(礼意)、“礼文”(礼仪)和“礼器”为据,结合中华礼学发展史和当代人类学对民间礼仪活动的田野观察,对其所述的“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加以分疏,可发现传统礼器的概念应包括用来进献给行礼对象的实物和承载此实物的“包装”,以及寄寓在此实物及“包装”上的等级制度和文彩形态三个部分。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热门微博基本囊括了网民每天在微博上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成为微博舆论的缩影。对热门微博的主要议题、议题设置者、设置方式和议题分布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和娱乐两大议题成为微博用户最为关注的内容,体现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在微博上的融合;热门微博的议程设置者主要以精英用户为主,但也为草根用户提供了参与公共空间的机会;内容是影响微博热度的决定性因素,而媒体形式和叙述方式等手段可有助于增加微博吸引力;在日常状态下,热门微博的议题呈现零散、琐碎状态,而一旦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微博视点会迅速聚焦,形成强有力的微博舆论。

微博营销是蕴含无穷价值的新媒体营销的典型代表,而充分发挥高影响力微博主的意见领袖效应则是微博营销的重点,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估微博主影响力,进而识别出高端微博主群体,成为微博营销成功的关键。在媒介影响力形成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理论遴选和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鉴别力分析三步实证遴选,可构建由“微博使用时间”、“原创微博数”、“微博主业内知名度”、“粉丝转发次数”等8个指标构成的微博主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完整地涵盖了媒介影响力形成的接触、认知、说服、二次传播四个环节,能够更客观、科学地衡量微博主的影响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产业间的界限日趋模糊,新兴的现代服务业已经与传统制造业逐渐融合,商业模式的研究视角也开始由传统的产业价值链向跨产业价值网络转变。构建基于价值网络视角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依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创业板上的62家现代服务业企业,运用专家问卷打分的方法及计算机算法和程序进行聚类分析,共识别出6类典型商业模式,分别是:长尾式商业模式、多边平台式商业模式、免费式商业模式、非绑定式商业模式、二次创新式商业模式和系统化商业模式。

理解组织如何配置并管理其决策者的注意力是预测和解释组织行为的关键。以往研究把管理者注意力定义为组织的决策者对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觉察、编码、解释并集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过程。管理者注意力通常有三种类型:注意性洞察、注意性施加和注意性选择。测量管理者注意力的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法、问卷测量法和案例研究法。研究注意力的结构、过程和结果常用到五类元理论:企业行为理论、管理者认知、议题营销、企业注意力基础观和注意力生态观。已有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注意力影响企业的创新、创业、战略决策和国际化等行为。纵观以往文献,管理者注意力的研究尚处于前范式阶段,许多重要的问题尚待未来研究给出满意的回答。

“环境友好型”旅游者对旅游地和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感知行为效能”和“地方依恋”这两个与旅游情境下环境负责行为密切相关的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一个解释和预测旅游者自发的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整体模型得以构建。针对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251位游客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旅游者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不仅取决于其对自身得失的理性评估,还受到感知行为效能因素和情感因素的显著影响,尤其是旅游者与景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心理认同对其环保行为态度和行为意愿均具有积极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我国旅游地和景区可持续发展应突破传统的管理规制路径,探索通过感情维系、效能培养、规范树立等创新措施,培育和引导旅游者自发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现代汉语多音多义字往往与古代汉语音变构词有关,“中”、“间”就是典型的个案。从共时角度看,它们属于多音多义字;以历时眼光看,它们是上古汉语音变构词的遗迹;从字形变化看,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中”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字形基本没变,另一类以“间”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字形变化较大。厘清这些多音多义字音义形的演变脉络,有助于现代汉字的规范化,也有益于语文辞书的编撰和修订。《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中小型规范辞书可以根据共时语言事实标注多音多义字的读音、释义和字形,《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大型专业辞书必须坚持音义契合的时代性原则标注多音多义字的读音、释义和字形。

工业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度所隐含的问题不仅在于数量大小,而且还存在质量高低等问题。引入协调优度指标,从工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性、工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同优性两个维度的有机耦合的意义上构造实证分析方法,并以2003—2011年中国省省份域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协调发展优度的总体平均水平还不高;中部地区协调发展优度整体上处于领先水平,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居后,该地区表现为典型的两极分化特征;协调发展优度的总体平均水平在下降;协调发展优度差异程度在扩大;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优度提升势头明显好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好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则出现了大面积的较大幅度下滑趋势。

歧视是有效应对艾滋病疫情的重大障碍。然而,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长期以来采取的各种“专项”措施无意中却加深了人们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出于反歧视的目的,至少应该在法律上将艾滋病包含在“残疾”的开放性定义之内,将艾滋病相关人群保护纳入普遍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之中。此外,应扩大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的适用范围,使之涵盖艾滋病群体,最终使两个群体的权利保护并轨。

我国关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从“单一”到“分拆”再到“统一”的历史演进过程。《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统一式”的立法进路打破了所有制形式的限制,也顺应了国际发展潮流。然而,简单划一的“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主体模型呈现出复杂的责任样态,既不能在法律逻辑上周延自洽,又不符合民商法发展的现实需求,故应当将法人侵权责任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中分立出去,借鉴公司法中的先进制度,建构起新型的法人侵权责任。法人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并非基于传统的雇佣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与代表关系。在代理关系中,科层制的组织关系替代了雇佣关系和控制关系,成为了新的职务联结标准;在代表关系中,代表人的行为被视为公司行为,公司为此承担侵权责任。

以商标性使用为注册商标侵权(包括混淆侵权和淡化侵权)的先决条件会不适当地限制注册商标权。“商标性使用”的法律概念片面地关注“被诉标志”是否侵犯“注册商标”,而忽视真正的法律问题应是“被诉标识行为”是否侵犯“注册商标权”。而商标正当使用应该着重考察行为的正当性,而不应纠缠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判断混淆或淡化侵权是否成立时,应从被诉标识行为整体(即被诉标志使用的整个具体商业情景)出发,而不应以“商标性使用”作为先决条件,不合理地限制注册商标权。

国际社会是由变化着的合法性原则构成的,而合法性的核心原则涉及国际社会合法成员和合适行为愿意受约束的责任问题。这种受约束的义务来自于国家的成员地位。除了成员国的一般责任外,国际社会还存在着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才能承担的特殊责任。特殊责任的分配往往涉及其他国家的认可,这种认可赋予了大国角色以合法性,并使其享有一定范围的特权和责任。同时,特殊责任的分配也是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它大致是围绕各国主权平等和大国特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虽然特殊责任的分配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但它基本上按照合法性原则的要求确定。大国特殊责任的分配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与物质力量分配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地维持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

曼德维尔是早期现代社会的重要辩护者,他关于社会起源的论说对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构成了深远的影响,后者的野蛮人形象、文明的演进论以及对文明实质的判断都得益于曼德维尔。是曼德维尔真正将自然法从自然状态中驱逐,使这一学说的主旨由统治的正当性变成了文明社会的历史。但曼德维尔与卢梭在人性论上的分歧使他们对文明的态度截然对立:曼德维尔所展示的社会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人之粗鄙野蛮的激情如何得到驯服的过程,现代文明正体现了这种高超的驯化人性的技艺;而在卢梭看来文明恰恰是套在人身上的沉重枷锁,既剥夺了其原初的自由,亦扭曲了其纯真的天性。曼德维尔那里所隐含的文明的进步观在卢梭这里变成了人类的堕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