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中国有自己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实践的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治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必将催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旨在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法治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阐述。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梳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实践，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创新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法治建设走出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路。

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受到行为体之间物质资源分配的制约，而且也受到行为体所处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环境的重大制约，更重要的是它受到合法性政治的制约。合法性政治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性质和发展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合法性政治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轮廓，这种秩序最明显的特征是主权的全球化。第二种方式涉及特殊责任的界定和分配在处理全球挑战中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是通过特定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特殊责任分配来获得的，但由于这些特殊责任分配制度或多或少地会在主权国家之间构成一定的等级秩序，因此，它们将面临那些没有享受特殊责任的国家的挑战，或者是那些认为享有特殊责任的行为体没有履行好自己义务的行为体的挑战。

权力、合法性和责任这些概念只有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这种国际社会研究方法强调规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规范和物质权力互动的过程。责任既非权力的规范，也非规范的权力，而是两者的结合。责任分担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权力形式，它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这个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中国崛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是围绕责任概念产生的。这种责任概念的内容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塑造的，而不是任何一方单方面决定的。规范的权力限制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它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制定规范的潜力。同时，从长期来看，权力的规范也同样有可能挑战现有国际规范秩序。可以预期，中国和国际社会能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塑造，且中国有能力成为国际规范的制定者。

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是由法律和政治环境规定的。《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在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使其能够对国家产生约束力，并且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但这一法律权威只有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同时还需要其他国家认可安理会在国际体系中享有的合法性。因此，仅从法律或者政治角度来认识安理会都不足以了解安理会的实际权力，我们必须结合法律和政治两种角度来进行分析。从这两个角度看，安理会可以被用来更普遍地解释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服从的内容是国家实践的职责，而不是一个首要和客观的范畴。最后，国际法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内法治在国际社会中的应用。

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导向为中心而大胆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同时，既要注重概念背后历史内容的探讨，又要警惕被单一框架的先见束缚住思维。应通过建立有实践内涵的话语空间将个人、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起步于文化启蒙与民族诉求的时空大背景中，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的崛起为代表。有别于当时清政府主导的公营出版和教会主办的教会出版，近代民营出版业通过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工具与设备，翻译国外出版物、整理传统文化、出版大型工具书和新课程教材而得到快速成长，成为民族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固然与出版企业制度、内部管理、经营者出版理念等内生条件有密切关系，但同样不可忽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变化、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商业氛围的浓郁、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新教育改革以及出版法规、同业公会等外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支撑效应。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我国主流学说认为，发行权以作品“有形”载体转让为前提，著作权法上不应成立“网络发行”，网络环境也不应适用发行权用尽。然而，这种源自欧洲的学说已为2012年欧盟法院UsedSoft案件明确抛弃。它既没有成文法依据，也不符合当今网络经济的发展趋势。发行权的核心特征在于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所有权转让”，无关乎作品载体是有形还是无形。网络发行和网络传播虽有相似，但本质不同。网络传播限于作品内容，其受众只可在作品传播期间享受作品内容，此行为受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而网络发行必然含有转让作品复制件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其受众可以通过取得复制件无限期地自主享受作品内容，此行为受发行权调整。而且，作品数字复制件经著作权人许可网络发行后，发行权也理应用尽。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即已存在，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的特色制度，也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最新修改显示，行政执法呈现出扩张趋势，但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从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行政权扩张本性的抑制、社会条件的变迁等角度着眼，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修改时可适当保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但应当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具体而言，修法时应弱化对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提倡行政调解，并适时调整行政查处的范围和力度。

愚人节曾经是中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狂欢节庆。与一般的理解不同，愚人节并非只是低级教士的节日，它实际上囊括了各个阶层、性别和年龄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愚人节狂欢游戏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法国“共同体”式的生活状态，即包括各级教士在内的所有成员都共享着同样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这是因为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世界里充满了各种实际的和想象的威胁，因而需要通过某种群体性的宗教仪式来驱逐这些恐惧，同时团结一个社群的全体成员共同面对这些困难，愚人节的狂欢游戏正是这样的一种仪式。14—15世纪，深重的社会危机动摇了传统的教会和社会体系，教会开始把愚人节活动驱逐出教堂，进而禁止教士参加公共游戏活动。这些演变导致中世纪的“共同体”开始解体，并造成愚人节在16世纪中叶全面衰落。

从解释学的理论来看，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的考证明显观念先行，说明艺术史研究对史料的考证与风格的判断不可能脱离主观的前理解，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循环论证。前理解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影响使艺术史研究必须意识到自身方法的限度，从而更客观地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更谨慎地下判断。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就中国艺术史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

出于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又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是一位名烛南天并辉映整个有清一代文坛的清初散文巨子。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屈大均、王猷定、黄宗羲、张岱等为节点，明遗民的散文创作形成一个广袤浩大、百脉贯通的网络，在清初文坛俨然处于中枢地位，推动了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