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逐渐呈现出“半工半耕”、“男工女耕”的农户兼业化特征。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的直接影响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间接影响上。利用中国农村历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中国“七五”至“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的关系后发现：长期内，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短期内也有利于农民的农业收入的增长，且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否定了已有的“农业技术进步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观点，支持了中国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假设。

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的前提条件，创业机会识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认知过程，而创业警觉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先前经验对创业警觉进而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机理尚不明晰。以我国农村地区有创业意向但还没有进行创业的农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先前工作经验和先前培训经历不仅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有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促进创业警觉性的提高，间接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产生作用。

在品牌营销、品牌消费的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必要应用品牌理念与方法打造“品牌新农村”。从品牌学的视角审视新农村的建设可知，“品牌新农村”的决定要素由品牌基础要素、品牌强度要素和品牌贡献要素组成，其下又包括13项二级指标和39项三级指标，涵盖了“品牌新农村”建设的各个维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品牌新农村”的决定要素中，呈现出品牌贡献要素最重要、品牌强度要素次之、品牌基础要素最低的特征。

依据港口实现其功能所发生的三种主要经济联系，可将港口效率内涵体系分解为港口内部运营效率、港口与港口之间的联网效率及港口对腹地经济的辐射效率三个重要层次。对中国主要港口三层次效率进行DEA测度，发现尽管部分港口在各层次上实现或接近DEA有效，但大多数港口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低效率，且未能完全实现港口效率体系的逐层提升。DEA测度的投影结果进一步显示，投入拥挤与产出不足是中国大多数港口非DEA有效的主要成因，而这种低效率源自港口体系内部因股权结构扭曲所导致的X非效率。由此，中国港口效率的提升有赖于要素配置主体的重塑、可竞争市场环境的构建以及相关各方的“激励相容”。

我国的金融政策调整凸现区域性特征，金融创新向区域内的拓展对深化金融改革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金融创新在区域的表现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测度区域金融创新在效率层面的水平，研究影响各观测单元投入的环境因素，从省际和区际层面衡量我国区域金融创新的效率差异后发现：地区经济基础、政府贷款干预、区域金融市场建立等环境变量会影响区域金融创新的效率水平，省际和区际之间的效率差距仍存在。因此，培育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提高区域金融创新效率以及缩小与前沿省份之间的差距。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杜威和罗尔斯共同关注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杜威对统一性的追求渗透到其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民主社会成为其构思理想社会的最终成果。通过隐藏与导师斯退士的师生关系，罗尔斯有意抹去其思想的黑格尔因素，但他对正义原则的构想，对良序社会的安排，对万民法的追求，呼应着杜威当年的相似努力。杜威把民主融入传统社会，罗尔斯则抛弃了传统社会，使正义社会具有全新的起源。在社会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杜威沿着洛克—休谟—斯密的英美温和启蒙思想路线，选择了零碎的渐进改良路径；罗尔斯沿着霍布斯—卢梭—康德—马克思的欧洲大陆启蒙思想路线，选择了根本解决的激进变革路径。这些可给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改革带来深远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持续着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从“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到今天的“方法之争”，即用什么和怎样来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其中，回视传统、挖掘经典成为这种探寻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即向中国古代思想寻找资源成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新趋势。目前，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可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创新性研究、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问题应用性研究。以国际关系视角重新解读古代经典和传统思想会存在语言、方法论、选取偏好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回归历史、重视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转向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自省和成长，即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成果和确立自身文化传统根基的平衡中寻求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不仅反映了Glocalization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效应，也是对中国思想界悬置一百多年的东西（中外）和新旧（古今）两大难题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职场攻击行为指个体对组织成员故意实施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它与公民道德建设及和谐社会建设相违背。职场攻击行为与反社会行为、越轨行为、社会破坏、不文明行为、职场暴力和辱虐管理等其他伤害行为在概念范围上存在明显区别。职场攻击行为涉及攻击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等角色，角色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从不同视角研究职场攻击行为能更系统地反映职场攻击行为的特征。攻击方、受害方和第三方都有可能实施攻击行为，存在相同的触发路径，即触发事件—认知评价—攻击行为。三种角色针对职场攻击行为会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反应类型包括非攻击型行为反应和攻击型行为反应。当受害方和第三方采取攻击型行为反应时，则出现攻击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相互攻击的成对结构。职场攻击行为多视角整合模型综合反映了职场攻击行为的触发路径、反应形式和成对结构。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并赋予跨文化能力以新的内涵。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是在现有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化语境对跨文化能力的新要求而提出的，以期为跨文化能力培养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模型。该模式以跨文化人格为培养目标，将知识、动机、技能、语境和效果五要素纳入其中，以全球化为语境，按照知识习得、动机培养、技能训练逐层递进的方式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能力，注重交际双方的交流互动在实现交际效果和培养跨文化能力上的重要作用。

不同语言文化互动交融而形成的外来词现象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德语中的中文外来词现象进行研究，就是追溯中德文化交流的过程并探求其发展趋势。在当代德语外来词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中文外来词至今在国内外学界仍未得到完整的梳理和分析，运用计量语言学方法对德语中的中文外来词现象这一文化互动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早期进入德语的中文外来词发音多源自粤方言，主要通过英语进入德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当代德语中的中文外来词则呈现数量持续上升、拼写方式向拼音化转变的趋势。

自东汉以后，墓志成为一种常见的文体，也是一种出于“四方之邀乞”的“世俗应酬文字”。叶适却从其经验论德性之学出发推尊墓志，首次将它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高度，改变了以往世俗化的墓志文体观，并“大肆力于碑铭”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中，叶适既注重墓主的个性，“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了“并志二公”的双重墓主叙事方式，别具一格；又贯彻其“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文学主张，体现了“有补世教”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墓志的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文章学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基于产品从低端到高端分布的Hotelling模型，同时考虑上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内生决策，探究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后发现，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短期可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甚至市场份额的扩大；长期而言，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影响与上游企业的成本有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低时，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下降，降低幅度与上游企业的成本负相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时，会促成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提升幅度与上游企业的成本正相关。但不管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如何，长期都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该结论在二次运输成本情况下是稳健的。

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基于本地的研发投入所形成的自主创新；二是基于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及消化所引发的二次创新。在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机理，并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过程中吸收能力的影响基础上，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的技术创新；我国东部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技术创新能力则具有阻碍作用。

教育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生群体能借助高考以“天之骄子”的身份快速跻身上层社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发生改变，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使大学生群体由“天之骄子”变成“后精英”。同时，在全面市场化改革的带动下，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社会分层现象引人注目。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倾向于认为社会分层已经“结构化”，虽然较多的大学生对社会机会持乐观态度， 但如若与精英教育时代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则认为“向上流动”的渠道已变得较为狭窄，且家庭背景及资源对一个人的前途发展有显性影响，代际“再生产”机制占据优势。虽然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大学生个体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整体认知的同质性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