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