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自然概念可从三个层次上理解。在造物主的概念中,斯密通过对神的预定论的假 设,将报应论纳人道德情感秩序的确立之中,将最高的善理解为一种宗教性的目的,将斯多亚主义的观念 重新置人神学之中。在大写的自然概念中,斯密提出了自然的本原性解释,明确了人在自然意义上的存 在论含义,确立了人的情感能力的自然基础。在从人出发的自然概念的讨论中,斯密通过对同情的论证, 提出了基于人性基础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机制,所谓“公正的旁观者”正是通过情境性的同情机制逐次 加以展开的。正是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自然概念,斯密最终确立了神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三重维度 的理论体系。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效用对赞同情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 为,无论是审美还是道德赞同,效用都不是主要的原则。我们对物的赞美、对道德的赞同,不是因为它 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是合宜的、符合事实的。合宜性是审美赞同和道德赞同的最主要原则。审美与 道德美的合宜性的标准来源于无偏的、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同情。在效用论这个问题上,合宜性不完 全是经验的观察,还体现了一种“确定的意图”。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我们对美和道德的 赞同。

自然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一个基 本命题。当时强大的自然法传统对斯密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在斯密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此书 对nature一词的不同区分和多重思考,反映出斯密试图建立所有国家法律一般准则的自然法理学的努 力,以及他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的较为独特的自然观。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斯密的道德哲学具有 重要的意义。

我国党和国家并行治理的“政治双轨制”在国家重大政策决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模 式:党委创议-人大审议。这一决策模式在我国不同时期又有所差异,这一模式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当代 中国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变迁过程既是观念的变革,体现了执政党领导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对 党政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制度的演进,使党中央、全国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权运行过程中的分工定 位渐趋明晰和稳定。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与人大在这一决策模式中的地位存在明显 的正相关性。“党委创议-人大审议”决策模式确立了人大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监督地位, 为党和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应进一步优化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结构, 尤其要健全和完善人大决策审议权,在党委的创议权与人大的审议权之间建立有效的制约与协调制度。

自由、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合理地界定并调适三者间的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融 人现实生活的关键。民主因自由与平等的张力而产生,是实现自由并调节自由与平等紧张关系的一种政 治机制。法治则是理性地发展民主、实现自由的一种规范性制度安排。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联系表现在两 者彼此依赖,在与自由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现实中实现人的自由之美。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中原音韵》是一部曲韵著作,元代以来的文献大都记载是江西高安人周德清所著。但从明 代开始就有人怀疑《中原音韵》不是周德清独立创作的,而是在前人韵书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事实上, 从南宋以来就有北音韵书传世,周德清在创作《中原音韵》的过程中确曾参考过这类著作,周氏因某种原 因没有作出明晰说明,后人才怀疑周氏的著作权问题。然而细致分析周氏定本《中原音韵》,虽前有所承, 但《韵谱》中所有韵字都经过周氏的重新估量和安排,故《中原音韵》的著作权主要还应归之于周德清。

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励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的释文在涉及 唐、宋官制方面有一些误读和不足,诸如对墓主和墓志起草人的官衔不予标点,将宋代本官阶和职事官混 为一谈,将唐代职官术语视为官名,未能区别唐、宋职官正称与别名之异等等,致读者对墓主的一生仕履 稀里糊涂,直接影响对出土文献的正确利用。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官制学养,提高释读新出土 文献的水平。

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的最初目的是宣传基督教,中国第一个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即为典型的宗教报刊。19世纪30年代《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后偏离了这一宗旨,开始把重点从传 教转至宣传西学,实现了从传播宗教到传播西学的转变。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现了非宗教性报刊与 宗教性报刊并存的局面,进人20世纪后又回到了宣传基督教的原点。传教士中文报刊经历了一个从传 播宗教到传播西学最后又回到传播宗教的演变过程。

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是开放式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对外 部知识吸收能力不足。对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和实证研究后发现,企业在社会网络中 的位置、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渠道、企业与外界联系的频繁和密切程度,是企业潜在吸收能力的关键因 素|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企业外部知识属性对实际吸收能力有重要影响。另外,企业知识基础、企 业研发活动强度、员工的学习强度和方法、开放的组织文化、企业学习机制对提升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 收能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深人考察和分析新中国六十年伍尔夫小说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可以为推进外国文学研究提 供借鉴。伍尔夫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前的研究重在点明伍尔夫创作的主要特性。新 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后三十年的研究在形式主题、小说理论、女性主义、后现 代主义、比较文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与西方伍尔夫研究相比,新中国的研究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国 学者的整体视野上,问题则表现为低级重复、不加消化的吸收和不恰当方法的运用等。

民营企业家才能是在中国经济开放与体制转型中出现的一类异质性人力资本。基于 1995 - 2009年东部先发九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各省市的 Mal mquist生产率指 数,并将其分解为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然后以区域创新中的专利指标及FDI指标为控制变量,考察异质 性人力资本---民营企业家才能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后发现:以民营企业家才 能为主要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 力资本的推动作用。此外,FDI对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挤出”与“替代”效应|而企业家才 能与区域创新的良性互动则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 是中国区域创新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与动力源。

有限性、事物本质上的“零和”关系和相互关联,使我们既不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东 西”,也“不可能只做一件事”---修路推动了脱贫但造成对山区环境的破坏,游牧民定居则潜伏着生态危 机,道路使生境分割、破碎进而使野生生物面临灭顶之灾,绿洲的繁荣导致了外围的“生态断层”并加速荒 漠化,改善民生的各项“惠普政策”也带来了对生育的刺激。西部开发要应对的问题大多是必须通过缩减 规模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非制度、非技术问题。因此,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指导思想上由 “问题-对策型”向“对策-问题型”转变|进行政策协调、综合决策并优化总体政策效应|坚持“系统内解 决”,缩减人口规模,并在反贫困中不向自然转嫁危机。

单位证明的证据效力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但审判实践对单位证明的运用却十分普遍,这 种现象的产生及其变化需要从法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单位社会的形成是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基 础,单位与个人之间管理与服从、控制与依赖的社会关系使单位成为证人的权威代言人,单位的同质化增 强了单位证明司法运用的可接受性。随着单位社会的消解,单位证明现象呈现出日渐式微的趋势,审判 模式的转型则加快了这一进程。单位证明最终应退出我国司法证明的历史舞台,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 程,其中如何看待法官的“单位情结”至关重要。

集资对象是否特定影响民间集资行为的性质认定,非法集资的构成要件之一便是向不特定 对象集资。我国法律在这方面虽有规定,但所设定的标准简单抽象而难以把握,并且在实践中产生了亲 友标准模糊、口口相传行为定性不清等问题。在吴英非法集资案中,集资对象是否特定成了争议的焦点, 而且单纯依靠刑法已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美国在证券私募融资领域建构了“安全港”法律制度,这一制 度在完善我国非法集资中的不特定对象认定标准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可通过修正现有的刑 事法律规范,明确不特定对象的内在含义,改变现有的融资法律规制格局,转变政府的金融监管哲学,从 根本上解决不特定对象认定困难的司法难题。

大型零售企业向供货商不合理地收取进场费及返点的行为使零供矛盾不断激化，其行为的违法性及规制问题在学界也始终存在争议。在大型零售企业的市场地位认定中，传统的单边市场模式已无法将市场支配地位与优势地位进行清晰区分。将双边市场模式引入反垄断法领域,为大型零售商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认定和规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架构。双边市场中，客户对平台的依赖性使平台企业具备了市场优势地位，平台企业不合理收取进场费的行为则构成对优势地位的滥用。我国应加强监管，完善立法，把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尽可能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不断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与实践。

在中国加人 WTO“满九晋十”之际,以法治的视角认真回顾与反思中国的得失具有重要的 意义。随着国家之间的高度依赖与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国际法治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抉择。作为国际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WTO法治是国际法治的典例。和普遍意义上的法治一样, WTO法治也具有价值性与工具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之间的差异。WTO法治具备普 遍意义上法治的共性,但又与国内法治存在差异。WTO争端解决机制是 WTO法治体系的主要支柱,其视 野中的一系列“归零法”案件的来龙去脉折射出 WTO法治的面相。然而 WTO法治亦有限度, WTO法治的 完善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传统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故而有必要重塑主权概念。WTO法治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对中国法治进程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同时中国法治与 WTO法治之间相互砥砺并产生良性互 动亦非常重要:须积极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把握契机对中国法治推力进行 整合。

研究开放经济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减少我国的碳排放,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助 于降低国内的碳排放量,而出口贸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国内碳排放量的增长。但开放经济对碳排放 量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地区间碳排放差异显著,与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主 导产业相关,另外行业特性也决定了碳排放量的高低。因此,政府应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监督企业遵 照执行,改善国内生态环境,还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对高排放类行业实施严格的环境管理政策,促 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减少排放。

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主体的决策过程和市场运行机制进行理论及实证 研究后发现:我国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受货币幻觉、过度信心、片面信息、供给垄断等行为因素的显著影 响,从而不断推高房地产升值预期,并在预期实现时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正反馈过程导致升值预期持 续累积升高,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测算,房地产成交量中43 .42 %的增长是由 上述行为因素引起的。对行为因素的忽视是近年来房地产调控政策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因而,只有减 少各种片面信息的频繁发布,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直接依赖,消除房地产商的供给垄断,建立健全 的房地产市场化运行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基于马尔科夫状态转换方法的自回归条件方差模型,对人民币汇率风险溢价在2002年1 月至2010年10月间的波动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偏离非抛补利率平价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风险溢价波 动存在明显的状态转换行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以及2010年7 - 10月, 汇率风险溢价处于高波动状态,其余时间段处于低波动状态。进一步比较宏观经济变量在高、低两种波 动状态下的波动性后发现,汇率、利率、物价水平等货币性因素的波动性在两种状态下存在显著差异,而 生产和消费等非货币因素的波动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资本管制和汇率稳定政策能够降低人民币汇 率风险溢价的波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