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都有相似的境遇。为应对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温和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帮助失业和贫穷人士。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显著经济、社会变化之后，香港和澳门居民期望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尽管如此，大部分亚洲政府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保障议题上仍未改变福利供给策略。因此，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困境不但没有改变，更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食品价格危机而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在过去几年，香港和澳门政府都推出了多项政策以解决在职贫穷与跨代贫穷问题。但旧有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已难以满足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公民福利期望，应妥善调整福利策略。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金融危机后社会福利措施改革的研究，对分析东亚地区社会福利体制变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静态定位与动态平衡、集权与分权的平衡以及事权与财权的划分是高等教育分权改革过程中需要认真探讨的一般性问题。高等教育分权改革是一项制度创新工程，但又难以回避路径依赖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改革不存在普适性模式。改革中要确立有效的法律调控机制，同时又要因应环境不断作出调整，因而改革最好选择渐进的模式。分权存在下限，改革中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必不可少。另外，既要下放事权，又要下放财权，同时应坚持事权相对分散、财权相对集中的原则。

在迄今为止所发表的诸多宣言中，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的《繁荣社会的幸福宣言》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宣言。无论《繁荣社会的幸福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是它问世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演变态势，都要求以它所提出和构想的幸福社会为目标进行一场新的幸福革命，也就是亚当 斯密所说的幸福革命。这场幸福革命是全方位的，它包括经济、政治和教育领域的幸福革命，其旨意和目标是崇高远大的。这场新的幸福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它需要理论指导，为此要进行理论领域的幸福革命，创建以幸福学为母学的新的社会科学体系。面对这场新的幸福革命，我们要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因为社会和谐是幸福社会的基础，且和谐也是幸福的本质要求。

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和康德自律论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前者反思行为的遵循，由目的之满足与否来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是以获得幸福为目标的实践道德哲学；后者反思行为的确定，以行为的根本动机及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准绳，是一种抽象和思辨的道德哲学论证。但赫费认为它们之间具有相通性和互补性，人的行为的完整模式唯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赫费的道德哲学致力于整合这两种伦理学，他把两者差异定位在不同的行为结构上，即追求型行为模式与意志型行为模式上，借助于两者所追求的相同的道德价值，即依据两者均出自绝对善的理念，实现了两者在其道德哲学中的统一，并指出幸福生活意味着与道德准则相协调地生活。

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约百分之四十六的投资者认为股票投资带来的快乐不同程度地超过痛苦。生活的总体幸福感、年龄、投资收益、投资规模是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生活总体幸福评价高的投资者从股市投资中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年龄对投资幸福感的影响呈U形，中年人的投资幸福感低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投资者长期的总体投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短期内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没有影响；投资规模占家庭资产比重越大，投资幸福感越高；投资的绝对规模越大，投资幸福感越低。此外，认知偏差、投资目标、个性特征等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投资收益或总体生活幸福感从而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

基于格/群组织文化模型视角，依据123家中国企业样本数据，中国情境下组织文化作用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过程及市场信息处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组织文化的群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没有显著影响，组织文化的格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有负向影响；(2)格/群组织文化对市场信息处理有显著影响；(3)市场信息处理在组织文化的格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降低组织文化的格能够促进市场信息处理中的市场信息获取、传递和概念化，从而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

开放环境下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经常在获取外部知识资源和保护核心知识不为竞争对手所得之间陷入两难,而保护核心知识与推广主导标准也使企业陷入一种典型的创新悖论之中，这在知识密集型企业中尤其典型。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企业自身采取怎样的技术创新组织方式才是最有效率的问题却鲜有涉及。对美国制药产业的分析发现，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是从整合性封闭创新模式向模块性开放创新模式螺旋式演进的，而模块性开放创新模式可以有效地利用各种外部知识资源、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降低研发成本，促使企业在与外部知识机构进行良好合作的同时，规避潜在创新风险，有效解决创新悖论。

员工创造力已经成为新经济条件下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研究发现组织氛围对员工创造力具有影响作用，但是这种影响的中介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诠释。激发员工创造力的关键是洞察员工参与创造性活动的心理状态，内部动机和心理投入分别描述了员工被工作本身所吸引以及完全专注于工作的内在状态，因此，两者构成组织氛围影响员工创造力的潜在中介机制。通过对181名来自浙江各地企业不同类型员工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支持性组织氛围与员工创造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内部动机和心理投入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为了提升员工创造力，企业应营造支持性组织氛围，并密切关注员工的内部动机和心理投入状况。

随着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银行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外学者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探讨银行的经营模式，证明银行具有信息生产优势，银行贷款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早期文献提供了基于关系型贷款技术的小银行优势;的证据，近期研究显示，大银行的交易型贷款技术也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技术的影响取决于银行的规模和组织结构，而对于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尽管法律制度显著影响中小企业融资，但跨国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银行都在积极开发中小企业贷款。未来在贷款技术的组合、市场竞争的影响和转轨型国家的中小企业贷款等方面可以期待出现更多成果。

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长期忽略了外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导致对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缺少外部性这一重要特征。基于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和拥挤效应的城市发展模型表明，在新经济地理学建模框架下，外部性对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数值模拟发现：福利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倒U形关系；最优城市规模随外部规模经济的增加或拥挤效应的减小而不断扩大；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时，土地租金和总地租收入都以递增的速率增长，单中心空间结构不再稳定，但最终会出现何种形式的空间结构则取决于外部规模经济与拥挤效应的大小。

受三农特点及农村现行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信贷面临更大的风险。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缺乏合规的抵押物，因而，在城市信贷体系中，常规的、有效的信贷风险控制手段并不完全适合农村信贷。但是，农村社会资本同样具有经济价值，完全可以参与农村信贷风险控制，尤其是充当抵押物。这种设想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尤以小额信贷模式最为成功。我国农村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无穷的开发潜力。因此，我国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塑农村道德和信任网络，建立农村征信体系，完善农民信用记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网络，增强农村居民的交流能力；支持和规范农村合作组织及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鼓励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新型社会资本的建构。

可追溯体系具有明确潜在责任等特点，近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为大多数国家所推崇。以批发市场为核心构建蔬菜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是现阶段中国实现蔬菜质量安全全程追溯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当前蔬菜供货商实施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的比例不高，对可追溯体系的了解不够，对蔬菜实施可追溯体系的行为受获取方式、入场登记、政检频率、经营年限、收入比例、经营规模、制度认知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因此，可采取积极推进蔬菜生产基地和合作社建设、提升批发市场的流通业态等相应对策。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将原来分散由不同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交由若干特定的法院集中管辖和审理，以解决目前司法环境不佳、案件数量不足、法官队伍不稳定等困扰行政审判工作的现实问题。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试行实践表明，该制度具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改善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培育行政审判队伍、提高行政审判水平的积极意义。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既是一种改革探索方法，也是一种新的司法管辖模式，应该通过立法将其确立为新的管辖制度。

中国话语从根本上是指中国所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中国的学术话语大略经历了从科学技术话语到社会科学话语再到人文科学话语的逐渐建构过程。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大致可以划分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中国当代学术话语最大的问题是过于西化，在术语、概念和范畴上还比较单薄，对很多中国文化问题和现象缺乏有效的言说。建构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学习西方话语和继承传统话语，但更重要的还是创新，即根据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总结、归纳和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

18世纪的英国处在贵族精英与中产阶级同时并存、海外冒险与殖民开拓齐头并进、大陆旅行与国内旅游互相促进的年代。在旅行文学的影响下，启蒙时代英国人的'情感结构'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从注重平衡对称的古典美学理念转而强调崇高和宏伟的情感体验，从理性至上的态度转而注重感伤主义和情感主义。持续不断的旅行刺激了文化感受力的复苏，激发了旅行主体的移情能力，使其获得了替代性经历，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通过时空的转换，旅行主体持续不断地躲避着固定的身份和定义，持续不断地发现自我和确认自我。'情感结构'中出现的这种主体性倾向，在此后的浪漫主义思潮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语类是人们在特定的语境或话语社团中运用语言来做事的一种话语方式。西方的语类研究通常分为三个流派: 美国的新修辞学流派、系统功能语言学流派及应用语言学流派。三大流派的研究焦点可以放在语篇/语境这一连续统上进行考察，新修辞学流派倾向于语境端，而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流派则倾向于语篇端。三者在理论渊源和研究焦点上虽不尽相同，但共同目标都是试图描述和解释语言运用的交际目的、形式以及语类作为一种语境化的社会行为的规律性，试图揭示话语与社会的种种联系，挖掘语类形成的深层动因，并且三者都将语类看做是动态的、历史的。目前的语类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语类，加强从认知的视角来解析语类应是语类研究的一种有价值的补充。总之，三大流派的发展与演进更多的在于流派间的互补和融合，这种互补和融合受到研究范围及目标的制约，这也是语类理论和语类分析目前发展的现状。

语言不仅是一种网络，更是一种复杂网络。由于缺乏适宜的研究手段，语言的网络观大多只是一种隐喻，复杂网络研究方法的出现使对语言网络进行大规模实证性研究成为可能。在构造网络的过程中，应该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让复杂网络真正成为语言研究的利器，而不只是一种隐喻。复杂网络的相关特征不仅可以反映语言的语体与类型特点，也可作为区分语言各个层面结构的手段。复杂网络可发现语言系统与其他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共性，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则可用于挖掘语言网络的个性，将两者结合起来有助于更好地寻求人类语言系统最本质的规律和特性。

对战略与组织作用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动态机制研究发现： 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缓慢、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短期绩效目标对战略目标的侵蚀。企业可通过降低绩效目标来打破恶性循环，形成绩效与创新能力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另一个更加可行的策略是，企业通过组织结构和激励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形成能力优先的资源分配原则，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战略目标的优先地位，保证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制结构的私有化大大刺激了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的增长，从而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水平低、就业环境差，且缺乏社会保障，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非正规就业是某些群体被挤到低级市场的结果。非正规就业市场不等于低级市场，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扩张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