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则是近十年来的事.叙事学在中国已经跨越了萌芽期和引进期,正在其发展期中形成自己的特点.与传统叙事研究相比,新时期叙事研究的最主要变化是由"所指之事”转向了"所用之叙”,这种叙事观念的转变引发了叙事层面研究的一系列重心转移.

文革前17年新诗中的现实主义具有"应该是这样”的前瞻性写实倾向,这一写实倾向将新诗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但极左思潮的日益加剧,导致这一创作特色成为助长政治权威话语的图解手段,随着诗人主体的失落,现实主义也陷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泥潭.

鲁迅去世前,在遗嘱的初稿中表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当文学家和美术家的意愿,这是鲁迅品尝了以文化改造社会不能成功的苦酒后所产生的绝望心理和虚无情绪的反映;但鲁迅在承认自己有虚无情绪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绝望反抗”.因而,鲁迅晚年文艺思想的这一重要层面具有深刻的内涵,对此不必回避,也不容忽视.

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的亲缘关系已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但在具体论述时,人们往往把视线局限于中国诗歌的狭义范畴之内,很少涉及到中国诗歌广义范畴所包含的词曲领域.其实,日本俳句里的中国词曲的印记也相当明显,可惜至今对其探讨甚少.中国诗歌与日本俳句具有"全方位”、"多层面”的亲缘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摘　要：许多评论家对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诗艺、风格的细读分析上,而忽视其与世事的联系.但借助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双重视野可以发现,事实上,在玄学派诗人主将约翰*多恩常用的诗歌艺术手段如巧智、奇喻背后,有两种权力话语在运作:一为男权中心话语;一为殖民话语.这两种话语在诗人作品中无意识的反映,既有生理的、文化的因素,更与当时的整个时代氛围和诗人生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玄学派诗人以其创作的诗歌文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殖民主义者建构"他者”的文本世界的过程.

劳伦斯的哲学思想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则是他以文学的形式探索哲学的起点.他的宇宙观是:宇宙是以对立物而存在的.他在《白孔雀》里着重探讨了理性与直觉、肉体与精神、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关系.正是这部作品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大方便佛报恩经》是一部译者、年代不详,但口语材料比较丰富的翻译佛经.对其语汇进行辨析、考证,对中古语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价值可从以下三方面窥貌一班:一是考释"衰丧、衰祸”及"留怀”等经中语词,抉发新词新义,补正《汉语大词典》的阙漏;二是考察"非”等词的新用法,这或许有助于推定该经的译经年代;三是列举经中部分俗字用例,以弥补《汉语大字典》在收字举证方面的不足.

禾、黍、来、麦等是《说文解字》的部首,由此而滋生大量与谷物生产有关的字使用至今,积累起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但因历史发展,事过境迁,《说文解字》及其有关注释中有不少欠妥或失误之处.原因是《说文解字》著书时,未曾看到过这些字的甲骨文原字;又限于当时的植物学和农学知识,易产生一些曲解及误会.

“与”字为“誉”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与”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与”简省而来的,“”、“”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清代诗歌在版本与注释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考辨和澄清,其中比较明显的有几个方面:其一,项圣谟自题《大树风号图》诗的原始出处;其二,毛奇龄《赠柳生》诗的版本及典故;其三,王士祯《秋柳》小序的标点与理解;其四,"栖霞岭”与"烟霞岭”;其五,袁枚诗集的编年干支;其六,姚鼐《别梦楼后,次前韵却寄》用李白诗的问题;其七,黎简《题内子禅病图小影》的系年.

丝绸是古代中国的主要外销产品,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近年来,国外发现了一些早期丝绸,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依据.古代地中海地区曾利用野蚕丝进行过纺织,西方文献所说的"科斯丝绸”就是指这种野蚕丝,而不是指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传到了欧洲,并且很可能是沿着草原通道西传的.

鸦片战争前后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即从闭关锁国到被洋枪洋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其间,各种文化和思想交流异常活跃,出现了新旧思想和观念的猛烈碰撞,并由此引发了"质”的变化.在德国人眼里,中国的"图像”已从鸦片战争前的文明古国演变为战后积贫积弱、怪诞不经的蒙昧落后的形象.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把欧洲的文明和进步强加到中国人的身上;相反,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主动打破两千年来传统的禁锢和枷锁,开始直面神秘的西方世界.

自1549年沙勿略进入日本之后,日本本地修士一直在教义宣讲、社会交际以及与佛教僧侣的辩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本地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教会内部的保守派与温和派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斗争.

法轮功和各种迷信活动的有恃无恐突现了从理论上澄清命运问题的现实紧迫性,而"命运”一词本义的神秘性和引申义的世俗性并存给命运问题的廓清增添了难度.因此,有必要从哲学价值论和认识论层面对命运问题进行反思.

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假设中的固有矛盾及现代社会状况中的问题是导致现代社会心理问题剧增的主要原因.目前现代社会的心理健康事业重在针对各类心理问题进行治疗和补救,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利用现代性的各种特征的基础上帮助个体重建自我认同感,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组织传播起源于修辞学,发展于工商与传播.近几十年来,它作为人类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1960年以来,各国学者从多角度展开了对组织传播学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功能和社会文化两大研究学派.同时,西方组织传播学的大学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而在中国大陆,组织传播学的研究则仍处在起步阶段.

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规模日益扩大,此间,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也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浙江早期报刊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较早,数量较多,而且在全国的影响也较大.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浙江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而且也促进了浙江近代报刊体系的形成和建立.

知识交易过程存在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卖方向买方披露信息消除这一信息不对称,会引发买方的"搭便车”行为.一方面,买方的"搭便车”行为受自身因素制约;另一方面,卖方通过销售制度的设计,可以减少买方的"搭便车”行为;买卖双方相互博弈的结果,导致了知识产品价格的上涨.

现阶段社会主义中按劳分配并不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而宜理解为按劳动力产权分配.劳者有其股只不过是劳动者分享经济剩余的形式之一.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有机结合点在于按劳动力产权分配.

契约理论及税费的差异性决定了企业具有强烈的减税动机.而减税动机是否能最终体现为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则主要取决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企业可通过筹资、投资及经营等方面的财务决策实现税收筹划.引导企业开展税收筹划,有助于更充分地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

环保自力救济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也是公民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私力救济手段.但由于私力救济非理性色彩较浓,因此,必须明确界定环保自力救济的行使条件,限制"私权利”的滥用.

企业既是环境公关的主体,也是价值追求的主体.在生态文明的当代,企业的环境公关活动中包含了哲学价值追求的三个基本作用:即以绿色形象作为企业追求的价值目标;利用公益广告等作为价值追求的手段;以生态效益为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这三者体现了环境公关中"双向平衡”模式与价值关系中"双向建构”模式的一致性.

宋代是书籍传播由写本向印本全面转化的时期.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不仅改变了文字媒介的生产方式,使书籍得以大量生产,文字媒介得以更快、更迅疾地进入传播渠道,宋代的邸报、书籍等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还使得纸质媒介的生产成为一项社会事业,出版传播业由此产生,并使得编辑工作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编辑活动成为人类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中界和守门人.这一切对人类传播事业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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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小说作为小说之一种,其性质"介于文史之间”(参见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第107页),它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还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宋代笔记小说是在唐代笔记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受着宋词繁荣局面的影响,其中有不少文字是关于词学研究内容的,从而形成其独特的词学价值.
　　对宋代笔记小说的词学价值,前辈学者曾予以重视并利用.如唐圭璋先生在编撰<全宋词>时,"辑佚的渊薮”中便包括了"笔记小说”(参见<全宋词>编订说明).当然,宋代笔记小说的词学价值不囿于此.它还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一)词人评骘;(二)词作鉴赏;(三)词学文献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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